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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动形成的分裂、组合、利害关系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国以后几十年
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00—1913年时期代表了中国革命的
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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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联盟：1905年以前的革命运动
中国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基本上还是统一的。产生最深刻分歧的问
题——即应向西方学习多少以抗拒西方的问题——并未使一些人产生推翻
传统制度的认真打算，甚至没有产生这种倾向。人们普遍设想，学习国外技
术是为了保卫中国文化。这一共同的想法绰绰有余地弥缝了所有的不同意
见。
在九十年代的中叶，这种共同的意见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声打开了缺
口。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一个小组织成立了起来，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为职志。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虽然遭到失败，却标志着武装革命的开
始。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从传统阵营内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汇合到革
命运动中来。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许多维新之士相信：自强运动已告
失败，需要进行更加深远的努力。1898年的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有一翼变得
更加激进，而且自此以后，主要在梁启超领导下，它摇摆于革命和改良之间。
共和派革命分子与激进维新派这两个集团都在海外留学生中间寻找支
持。从1902到1905年，留学生人数增至约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敌
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国革命者中间构成人数最多、喊声最高和行动最活跃
的一支力量。
这二者都不是组织完善的，或紧密结合的集团，但它们共同地都希望唤
起和保卫中华民族，使它富强，即令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牺牲传统的文明也
在所不惜。偶尔他们也想合作共事一番。但大部分时间他们却是各走各的道
路，同时清政府却保持着政治主动权。因此，革命运动在它的头十年只是一
棵幼苗，对事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孙中山与兴中会，1894—1903年
孙中山是创建中国最早一个公开以革命为宗旨的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他
1866年生于澳门附近的广东香山县，1879年去檀香山，而在檀香山和香港
的华侨中间和西洋学堂中度过了他的性格形成的年代。海外环境给了他决定
性的影响。相比之下，他在乡下的儿童时代对他性格的形成影响较小。他是
一位西方化了的中国人：说英语；信基督教；得了医学学位；他生平多半或
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边缘区——即住在香港或上海等通商口岸，或者住在外
国的中国人边缘区——如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孙中山自十三岁
到四十五岁期间只有约四年是在中国。在他最亲密的伙伴和支持者中有外国
人士。孙中山很早就赞羡西方和日本，特别赞羡它们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
们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以及洋溢在它们社会之中的干劲和活动意识。
基于他与外国生活的接触和对十九世纪中国维新派思想的了解，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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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了一个改革的建议，企图在 1894年给李鸿章上书。建议书的内容只不
过是当时的老生常谈。他强调需要发展西式教育，促进商业，鼓励科学技术
的发展，特别是要想法使科学技术用到农业上去。孙中山这时所写的内容大
多是中国改良派三十年或三十多年来所说的东西，并无一项可以称得上有革
命性。但它令人感兴趣的是：首先，孙中山1894年年中的这一温和的常人
之见不久就变成了革命的想法；其次，他认为那位在中国最当权的官员应该
亲自倾听一下一个刚毕业两年的青年医生的呼声。对孙中山思想的急剧转变
尚未见有清晰的解释，但他试图把他的思想直接捅到最上层去，这表明不管
他的思想多么温和，他无意在行动上也温良恭俭让。当一次诉诸极峰当局的
努力宣告失败，孙中山就下定决心再搞一次。不管他在1894年的急剧转变
有什么原因，这一事件表明他意识到了他个人的使命，而这正是他整个一生
的特点。
孙中山未能使李鸿章听一听他的陈述，经过这一挫折之后他决定返回檀
香山。他在那里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两个月以
后，即1895年1月，他去香港，纠集几位旧友和老相识建立了兴中会分会。
这个分会代表着孙中山和杨衢云之间的联盟；杨衢云也是一位革命者，他甚
至比孙中山更洋化，此时是香港分会名义上的会长。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
证明兴中会从一开始就马上公开宣布以反对清王朝和拥护共和为己任；但是
有力的材料证明，孙中山和檀香山二十几个入会者中的至少几位受过较高教
①
育的人，立志要搞共和革命。可是，这个组织的章程当时只是强调了外国
对中国的威胁，以及清廷的软弱腐败使它不能抵御帝国主义。这一爱国主义
的呼声至少在未来的九、十年内一直是他们革命观点的核心。
檀香山和香港的这两个组织又小又弱。经费不足常使它们大伤脑筋。原
来的会员总计不过几十或百把个人，从未超过几百人。除了很少的例外，会
员都是广州地区的人，而且几乎三分之二是住在中国本部以外的地方，他们
与四亿同胞的联系差不多只限于亲属关系和跟秘密会社的一些松散联系。它
们的组织松弛，彼此之间也只是偶有联系。它们不是训练有素和组织完善的
精英集团，并不象我们在现代革命中所见到的那样。但他们是中国政治中的
新元素。会员几乎都是穷苦而未受过教育的人。差不多半数是商人，约四分
之一是劳工。那少数几位有影响有文化的人中大多受过现代教育。有几个人
（包括孙中山在内）学过中国的经典书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被认为是传统
的文人。反之，兴中会代表了仍然被普遍认为是下层阶级人民中的典型人
物。
① 关于这一辩论的情况，请看希夫林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第26—35 页和42—44 页的讨论。
关于兴中会建立日期及其他情况的研究，具载于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52—165 页；关于会员
情况的详尽分析，见第180—205 页。又见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国运动中的早期作用》，
载谢诺： 《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 年》，第138—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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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战争仍在进行的1895年3月，就有人开始拟订一次起义的计划
了。虽然和约已在4月间签署，但几个月后形势仍然有利于搞暴乱。和约条
款对中国非常不利，所以在广州地区，人们特别为之愤懑不平。大量遣散的
士兵在乡里游荡，有些人就流为盗寇。从绅士到农民，社会各阶层人民都心
怀不满。入秘密会社的人数增加了，小规模起事变得更加频繁了。
基督教传教士及其中国信徒，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中间表现很突出的人
们。在几个小规模的公开组织 （一个广州的“农学会”和一个长老会会堂）
的掩护下，兴中会置办武器，在散兵游勇中招募兵员，与秘密会社及地方民
团的人员接关系。孙中山至少早在1886年就与秘密会社串联过，它们大规
模反政府行动的潜力一直吸引着他的注意。它们的吸引力恐怕多半得力于它
们拥有广泛的分支网络，同时也由于这样的事实：象孙中山自己的追随者一
样，那些人主要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的“局外人”或“无权无势的一群”。秘
密会党的会员包括流浪的劳工、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被遣散了的士兵以及丧
失生计的人们，另外加上土匪、海盗、小偷、走私贩子和其他一些更不体面
或更易铤而走险的人。但特别在困难年代，他们还吸引着科场失意的士子，
甚至还吸引着某些绅商人物及其他个别家道殷实或体面的人士。这些人往往
当上了秘密会社的头子。恰恰是这些头头们参加了兴中会。因此，孙中山与
秘密会社的联系使他能接触形形色色社会背景的人们，虽然他并未罗致到大
量的追随者。
孙中山的追随者人数太少，并且他们缺乏组织，在中国的根基又太浅，
但这些都没有使孙中山感到苦恼。他认为反清思想是如此强烈和普遍，以致
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他的战略是想在大陆赢得一个立足点，建立一块飞地，
使革命志士能由此点燃一个地区性的或全国范围的熊熊起义烈焰。但是，国
内的盟友人数太少而不可靠，同时，把人员和物资供应从香港等邻近地区运
进国内的问题也不能解决。1895年的准备工作落后于形势，举事被推迟下
来，一艘运军火的船只被拦截，计划被广州当局察觉，香港来的军队被拘捕，
因此，未发一弹（至少在革命党人方面是如此），起事计划就偃旗息鼓了。
孙中山幸免一死，最初藏匿在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家里，后来取道香港，
最后到了日本。他在那里割掉了辫子以示与满人的中国决裂，并装扮成一个
日本人。（这一行动只是象征性的，这点他虽有所认识，但并不深刻。他长
期在国外的经验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他先人的传统，孙中山以后十六年中再没
有踏足过中国的土地，只有一次例外，即他在1907年12月某日曾视察过东
京—广西边境的一次叛乱。）孙中山和他的两位助手——陈少白与郑士良—
—一起在横滨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兴中会分会。孙中山让陈少白负责日本的事
务 （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