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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一带开明人士（例如王韬和郑观应）的排外情绪与其说是出于文化上的
考虑，不如说是由民族主义的感情激发而成。零散的民族意识的出现既表现
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在官场中，对于国家主权的意识和主张在
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的理论，是政治民族主义的明显象征。在通商口岸，与
西方进行商战的思想，是商业民族主义的基础。但是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
民族意识是随着由来已久的中国中心主义的逐渐破产而开始出现的。
中国中心主义的崩溃
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中心主义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失去了影响。
其最初的迹象是大多数有心改革的绅士们不再把外国人比作禽兽。四十年代
和五十年代，包括象林则徐和龚自珍等著名的改革派在内的士大夫，在书写
西方国家的名称时，一般是加上兽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但是在七十
年代以后这种写法就显著减少了。除了象羁縻一类的陈词滥调以外，郭嵩焘
的文集，包括散文、诗词和奏稿诸卷，都没有把外国人比作禽兽。
中国中心主义日益减弱的另一迹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夷”字愈到
后来就用得愈少。 （与英国续订的天津条约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此字。）
魏源在五十年代写道，西方人讲礼貌、正直、有知识，根本不应该称之为
“夷”。魏源指出，他们是奇异之才和良友。一些开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词
称呼西方：黄恩彤把西方称为“远”（遥远的国家），丁日昌称之为“外国”，
其他许多人如恭亲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则称之为“西洋”。四十和五十年代
的许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称为“夷”，但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这些著作再版
①
时都改称为“洋”了。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 第19—20 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37—45、
54—56、76—78 页。
② 例如参见《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2 第992 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49、184 页。李恩涵：
《曾纪泽的外交》，第22—23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844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
治朝》，卷48 第12—14 页。
① 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38 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 册第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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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
等相处。中国人的国际意识的觉醒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历史上同类事件的讨论
中。1861年冯桂芬明确地把东周（公元前770至221年）和当时的世界加以
类比。到1894年，另外十几个人，包括郑观应、马建忠、曾纪泽、王韬、
彭玉麟、陈虬和张之洞等人也都是这样观察的。他们断言，在春秋（公元前
772—481年）战国 （公元前403—221年）时期，中国世界是由许多邦国所
①
组成，就象十九世纪末的多国体系一样。 这种想法就是暗示，中国不是中
心王国，而是平等诸国之中的一个国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国那样。这种类
比尽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弃中国中心主义和把中国带进它现在面对的
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进步的士大夫，特别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强调中国
应该把握变动的时机，向西方学习。冯桂芬、何启和胡礼垣为这种政策提出
了一个基本理由。在提出改革的指导方针时，冯桂芬提到了两条原则。第一
是“法后王”，第二是“鉴诸国”。这些在平等基础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强的
国家，给中国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榜样。何启和胡礼垣强调说，中国向它们学
习无须感到难堪，因为历史的循环性质便是如此。中国过去强大，它现在变
弱了。另一方面，因为西方过去软弱，后来它自然而然地变强了。②
另外一些中国中心论的名词也引起了怀疑。其中之一即“天下”一词。
郑观应争辩说，这个名词没有如实地反映中国，因为中国只是国际大家庭中
的一个国家。他又说，中国人头脑中如果不具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中国
便不会在心理上准备接受国际法的思想。③
经济民族主义
因为贸易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所以从贸易关系中产生的
中国民族主义最早在通商口岸发展起来，就不足为怪了。贸易政策是中国从
1840年以来碰到的老问题，但是现在对外贸易开始涉及中国的国脉民命。政
府原来对待贸易抱毫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开明官员却一变而真正
为之苦恼起来了。“用商制夷”的政策已经失去价值。取代它的是关于政府
经济特权的新观念和“用贸易为武器”的新策略。传统名词“利权”（必须
页；第6 册第508—509 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 第4 页。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 第66 页。郑观应：《易言》，卷2 第12 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
卷2 第9 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5 第1 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4 第21 页。
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的序。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 第9 页。陈虬：《经世
博议》，卷4 第8 页。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1892 年集），卷1 第6、14、19、20、29 页。陈炽：
《庸书》，卷8 第1 — 2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0—131 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 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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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名词“权利”区别开来）最初用于象税收、盐业专卖与漕运等官办事
务。但是，1862年李鸿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经济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国
人手里以后，这个名词便用来表示政府对于外国人力图控制的经济和财政事
①
务的行政权力。后来李鸿章设立中国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他
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恢复“利权”，即恢复经济控制。
丁日昌拒绝俄国、英国和美国经营电报线路的要求以后，在六十和七十
年代又以同样的言词坚持说，这种现代企业应该由中国经营。1877年郭嵩焘
从伦敦写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铸造银元的权利也是主权国家的“利
权”。鉴于外国银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他极力主张中国收回这种“利
权”。甚至在 1895年以前，人们强烈感到采矿权不应该落入外国人手中。
以唐景星和徐润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对这个问题也是敏感的。②
根据某些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说法，由于外国人控制清帝国海关，这种“利
权”也已经丧失给他们了。为了收回这种“利权”，郑观应建议应该任命中
国人担任海关副税务司，以便在十年内取代洋员税务司。郑观应继续说，中
国在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为日本人已经接替了担任日本海关税务司的外国
人。在邓承修看来，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之事应给予严厉的指责。因此，
他建议这个职位应该由两个人担任，一为中国人，一为洋员。1886年曾纪泽
还给总理衙门写信，强烈要求撤换赫德。陈炽在九十年代初期猛烈攻击赫
德，谴责他腐化，不正当地保护外国商人和干涉中国的关税章程。他也要求
以中国人替换赫德。①
鉴于西方在经济上对中国的蚕食，通商口岸开明的高级官员和爱国商人
不久开始议论要同外国人进行“商战”。“商战”一词1862年第一次出现
在曾国藩的信中，不过那时只是偶然使用它。上海道台丁日昌1863年答应
降低中国帆船的税收，以便在牛庄…上海的豆类贸易上同外国船舶竞争。次
年他写信给李鸿章，建议鼓励中国商人购买和建造轮船。中国商人配备了现
代化的海运工具后，就会胜过外国商人，因为他们更熟悉本地市场。丁日昌
继续说，西方人到中国的动机主要是寻求利润。如果他们无利可图，他们自
然会离开中国。这样，中国不须动武就能逐出外国人。1876年李蚯宓矍俊�
调扶助和保护贸易的重要性，他在这里便使用了曾国藩的“商战”一词。1879
年薛福成断言中国和外国的商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②
① 刘广京： 《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9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52—253 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645 页。李
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散见书内各处。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第112—120 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47 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 第4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6、318 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7 第44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56—62 页。《海防档·机
器局》，卷1 第4 — 5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65 页。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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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一带努力建立轮船企业的活动，表现了中国同西方进行商业竞争
的志气。容闳和许道身因爱国有心并且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1868年他们试
图在上海建立一个合股轮船公司。虽然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资金而流产，但中
国轮船招商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