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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上海建立一个合股轮船公司。虽然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资金而流产，但中
国轮船招商局却于1873年办了起来。创办人李鸿章声称，这个企业的目的
是与西方轮船公司作竞争。招商局两位经理唐景星和徐润对于“商战”有极
其清楚的认识。1874年他们给股东的报告提到和外国轮船公司竞争有三个有
利条件。第一，中国公司可以依靠漕粮运输；第二，它的管理费用低；第三，
它容易承接本国商人托运的货物。为了防止外国人认购公司股票，规定在股
票证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贯，证券依法不能转卖给外国人。①
在论述“商战”问题的人士中，以郑观应所论最为完善，他成了这个概
念最重要的倡议人。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郑观应已经详细论述了商业和
海运方面的竞争。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后来的诸版中（1884—1893年），
他越来越强调利用商业作为武器的必要性。当高级官员专心致力于军事自强
计划时，郑观应则认为商业和工业在应付变局中具有首要作用。他辩论说，
因为西方之强是由于富，而富又发源于商业和工业，因此，中国学习和运用
“商战”，要比“兵战”更为有用。
郑观应说，西方国家不仅用枪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业作武器。实际上，
整个国家都是这种政策的后盾，因为外交谈判也好，军事冲突也好，其目的
都在于扩大贸易。而且，西方国家虽然利用商业作为武器，使某些地区成为
其殖民地，但这种策略由于其和平和缓慢的性质，几乎不使受害者感到惊
慌。因此，中国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对西方的军事侵略反应快，而对西方
的经济蚕食则反应慢。实际上，中国由于贸易逆差，受到了它与西方的商业
关系的严重伤害。郑观应声称，这样一种经济压榨比割地赔款为害更大。既
然外国经济侵略具有这样有害的性质，中国应该怎样反击呢？
郑观应说，中国必须在三个关键领域赶上西方。为了培养真正的人才，
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工艺职业学校。为了利用自然资源，采矿和农业现
代化是最重要的。为了促进商业，政府必须改革税制，废除地方贸易中的厘
金税。在商战方面，它将在两条战线进行，即增加中国的出口和减少中国的
进口。为了减少进口，他主张中国制造现代商品和种植罂粟。为了增加出口，
他要求改进生产茶叶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缫丝厂。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
社会地位，因为商人在理论上处于现存社会结构的底层。特别是，应该把商
人看作绅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机会接近官吏。
郑观应作出结论说，总而言之，如果中国的商品能够卓有成效地与西方
的商品进行竞争，洋商就不得不赔本，自然会回国去。与有争论的和花钱的
军事自强计划相比，“商战”是一条同西方竞争的比较容易而有效的途径。
郑观应举出了日本近代史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最初，日本和中国一样，遭受
① 《交通史·航政编》，第1 册第139、144、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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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剥削。但是，自从日本振兴商业和工业并认真地同西方进行竞争以后，
它不仅能够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实际上还能从中获利。郑观
①
应认为，当今的世界是商业竞争的世界；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
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我们可以断言，郑观应的思想观点的重要性就在
于他从经济角度全面地解释了世界历史和具体地解释了西方的社会。②
“商战”是与法家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38年逝世）的“耕战”的政策
相类似的战争策略。为了达到利用商业作武器的目的，在十九世纪末需要有
更广泛的结构：包括对外贸易中的商品交换、贸易章程、海关税率、条约、
设立领事馆和派遣外交使团出国。
国家主权观念
经济民族主义因政治民族主义而加强，后者最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国家主
权的意识上。为了保持这种主权，均势政策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因为 1860
年以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商务和谈判日益频繁，中国逐渐吸收西方的国家主
权和国家平等 （每个国家享有平等主权）的观念。但是，中国的主权在条约
中受到了损害。条约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国处于不利的一方。此外，外国人
在谈判中总按照条约维护他们的既得权利，如果有进一步的利益，他们又总
是抓住不放的。中国常常不能利用条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条约的
束缚。人们有感于此，终于产生耻辱心情，这便使人们进行具体的思考和作
出合理的努力，以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强烈地引起中国注意的问题是治外法权问题。自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实行治外法权二十多年以后，1868年文祥对英国公使阿礼国说，如果外
国人放弃这一权利，那么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
他们企图保留这种权利，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把外国人和围绕治外法权的纠
纷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内。郭嵩焘任中国驻伦敦公使时，1877年他请清帝尽快
废除这种权利，次年他和索耳兹伯里勋爵讨论过这个问题。八十年代中期，
他的继任人曾纪泽强烈要求总理衙门积极正视这个问题。他在题为《中国先
睡后醒论》一文中，要求中国人尽快取消治外法权。事实上，郑观应早在1881
年以前就已经批评了西方人的法律权利。①
虽然中国接受了治外法权的思想，但是最初没有中文专门名称。王韬是
最初提到它的学者之一，他使用了“额外权利”这样的说法。但是，黄遵宪
使用的“治外法权”成了它的标准名词。九十年代初期，陈炽也讨论过这个
① 刘广京： 《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载《清华学报》，第8 期第1 — 2册 （1970 年），第
373—425 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2 第35—43 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 第1 页；卷2
第37 页；卷4 第56—57 页；卷7 第19 页；卷8 第32 页；卷8 第53 页。
② 关于郑观应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背景，见郝延平：《中国商埠的“新阶级”：买办商人的兴起》，载
《商业史评论》，卷44 第4 期 （1970 年冬）第446—4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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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他们都列举了治外法权给中国造成的有害影响，要求以公义之名废除
它。①
正是这种渐渐炽烈的愿望，才促使某些改革派重新考察中国的法律制
度。郭嵩焘在1877年，何启和胡礼垣在1887年，郑观应在1892年，宋育
仁在1895年都认为，传统的中国法律不公正和量刑太严。此外，由于权绅
的干预，法律也不能严格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争辩说，甚至中国人
都不能容忍它，外国人自然不愿意受制于中国法律。因此他们建议改善监狱
条件，废除斩首和肉刑，用劳役代替监禁。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只有在改
革它的法律制度以后，才能期望受到西方列强的平等对待。②
与中国主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规定的关税税率问题。1878年，即最初
的条约关税税率确定以后三十三年，御史李凼隽私诠厮奥侍图捌涠浴�
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八十年代，曾纪泽就英国进一步干涉中国关税章程问
题，向英国公使威妥玛提出过抗议。1889年曾纪泽在和日本驻华公使讨论中
国和日本同受其害的不平等条约时，指出获得关税自主应该是两国恢复国家
主权的第一步。1884至1892年间郑观应曾三番五次评论过这个问题。他论
证说，一个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如何，首先应该有权控制自己的关税率。
他明确地主张中国应该采取保护关税方针。①
另一个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要问题是最惠国特权。这是1843年与英国
签订的虎门附约第一次承认的。从此以后，它成为条约制度中的普遍特征，
使中国权利受到巨大损害。1879年曾纪泽在英国和巴西驻英公使谈话时，抱
怨最惠国原则不符合国际法，说明中国迫切希望从条约中废除此款。同年，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一文中讨论了最惠国特权和治外法权。他认为它们是
条约里最有害于中国的两条条款，主张应设法予以废除。在薛福成的上述论
著的第一篇短文的手稿中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已由李鸿章转送给总理衙门考
虑。②
国际法（主权国家之间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的重要性也逐渐被认识到
了。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命令把瓦特论文中的国际法部分
摘译出来，但是还没有一本完善的中文国际法著作。1862年丁韪良着手翻译
沃顿的《万国公法》，总理衙门经过仔细校订，在两年后予以出版。恭亲王
① 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 第25—26 页。黄遵宪：《日本国志》，卷7 第21—23 页。陈炽：《庸
书》，卷7 第4 页。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683—684 页。何启和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1 页。郑观
应： 《盛世危言》，卷4 第8 页。宋育仁：《时务论》，第3、8 — 9 页。
① 《洋务运动》，第1 册第116 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4、306—307 页。郑观应：《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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