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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势中，我们改变了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前所采取的以主力对主力、堡垒对
堡垒的机械打法，与敌人打游击战、运动战。
在战术上采取诱敌人毅、怠而歼之的方法，这本是过去在根据地桑件下
运用的战法，我们刚到湘西，还来不及做根据地的工作，敌人就进攻了。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认真分析，认为虽没有根据地那样好的条件，但战役态势
与江西苏区反“围剿”时近似，就大胆地采用了这个战法，结果一举获胜。
龙家寨战斗胜利后，我军立即转为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进攻，打下永顺和
大庸，南逼沉陵，转而东进，战胜罗启疆，攻桃源，围常德，又占慈利。这
个战例，使我认识到，在白区同样可以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法。当然，与根据
地的诱敌深入又不完全相同，例如在白区就不能像在根据地那样坚壁清野，
而坚壁清野正是诱敌深入的重要内容。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时，曾把坚壁
清野和诱敌深入，两句成语并列提出来的。
第三、批判夏曦的错误，明确了政治上的是非。夏曦执行了四中全会的
“左”倾错误，使湘鄂西苏区和红军都受到了重大损失。二军团以前曾发展
到两万人，但到与六军团会合前，只剩下4000 多人了，特别是执行“左”的
肃反路线，错杀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使革命力量严重受挫，
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夏曦是中央派到洪湖苏区的，执行“左”倾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两军
会合后，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这是正确的。但当时我们思想认识水平不高，
同时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没有从理论上指出错误的实质，所以，也不能从
“左”倾路线中解脱出来（从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来说，也不可能解决“左”
倾路线问题。解决此问题，是遵义会议后）。比如批评夏曦犯了路线错误，
但又说他不执行四中全会决议。本来他就是执行了四中全会路线而犯错误
的，我们反而批评他没有执行，这就没有说服力。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
但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又如我们只从他主持起草的一些文件
中，抓住某些不科学的提法，用推理的方法给他带上取消主义的帽子，也使
他接受不了。他说：“我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
取消主义呀！”在组织处理上，把他的领导职务全都撤掉，就更不恰当了。
中央于1935 年3 月31 日来电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
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作的组
织结论是不适合的；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应
该处罚这一同志；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安排他担任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
席的职务。
革命者犯错误，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危害的，但对一个人的
功过，应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对夏曦应当从他一生
的革命活动来评价。我认为他的一生是两头好，中间错。1920 年10 月，毛
泽东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夏曦和郭亮等是第一批人团的，他同毛
泽东、蔡和森、邓中夏、郭亮、李维汉等一起搞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及统
一战线工作。后来毛泽东去广东，邓中夏到长率店，夏曦留在湖南活动。他
是湖南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郭亮同享盛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夏
曦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李维汉在十多年前，曾同我谈，
在党的初创时期以及大革命时期，夏曦是有影响的革命家。杨尚昆在党的
“七大”上也讲过，夏曦在苏联学习时，开始还和王明作过斗争。他在湘鄂
西苏区所犯的错误，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下的产物。因此，在批判他
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责任。
我和王震主动请夏曦到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1936 年2 月，我们长征经
过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夏曦积极做当地开明士绅的
统战工作，当他去野马川、七星关地区做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队长席大
明的工作时，得知红军主力要撤出毕节，匆忙回返，过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损失。
1935 年初，蒋介石调集6 个纵队，向我建立不到3 个月的湘鄂川黔根据
地发动进攻，这是敌人对我们的第一次“围剿”。敌人为保障其追击我中央
红军的侧后安全，企图趁我军在湘西立足未稳，迅速将我军孤立、限制和消
灭于湖南湖北的西部边境地区。敌人的战略方针基本上还是堡垒主义。在军
事上，采取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人
民群众进行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同时收买土匪，加强地主武装，在根据地内
部实施破坏；在经济上，进行封锁，断绝我根据地与外界的贸易，禁盐、禁
布匹入苏区。
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制定了作战方
案。军委在得知湘鄂敌人联合作战的计划后，于2 月1 日来电，要求我们“应
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之
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
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
击队和群众武装活动。”
军委的提法和过去不大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打电报问中央，中
央就把遵义会议决议摘录电告我们，这时我们才知道有个遵义会议。从塔卧
撤退前，贺龙、关向应要我在部队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
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通过传达学习，把运动战、游击
战提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抛弃了“左”的军事原则。两军会师之初，我们
的战略方向和战斗行动，都是根据敌我实际情况确定，实际上也就是游击战、
运动战的方针。遵义会议决议收到后，战略思想更明确了，认识到：第五次
反“围剿”的失败，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和短促突击的错误，今后战略上
要采取积极防御的原则，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过去那种“搬家”式的行动，避战和不放下包袱不打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
的。这样，我们就自觉地为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
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利用湖南何键和湖北何成睿、徐源泉两个派系步
调不一致，指挥不统一的矛盾，先集中主力打击从湖南方面来的敌人。
3 月，我们发现湖南敌人一部由王村向永顺城前进。六军团去迎击，消
灭了敌人1 个团，取得了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4 月中旬，敌人深入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永顺一带。当时我们的思
想很明确，机动灵活，有机会就打，时机不成熟就转移，在内线没有歼敌可
能，就转到外线去寻找战机。
队伍从中心区向北走了1 天多路，到达桑植县陈家河，发现东面离我们
15 里地新到敌人两三个团。这股敌人是来袭击我们，但动作不灵敏，我们认
为这个敌人不强，可以打。第二天早上占领阵地，我看了一下，那个阵地对
我们很有利。正在这时，敌人向我发起攻击，我们稳住阵地，打退了敌人的
第一线兵力。在敌人刚溃下的时候，抓住时机，突然反击，一直打到敌人阵
地的纵深，两三个钟头就把敌人1 个旅打掉了。
打掉这股敌人，就把情况摸清楚了。驻桑植的敌人是陈耀汉的58 师，我
们打掉了他一个旅，还有一个旅和一个师部在驻桑植。我估计，桑植的敌人
会撤退，因为一个师打掉了一半，剩下的势孤力弱，不会继续控制桑植了。
我就同任弼时和贺龙商量；认为桑植城的敌人会向南退往塔卧，以便与那里
的敌人靠近或集中，任弼时和贺龙都赞同我的意见，就由我带两个团去截击。
那时，刚打完仗，队伍都散开了，一下子调不拢，我只调齐了49 团和
51 团，马上出发，走山路，一口气跑了80 多里。走到离桃子溪8 里路的地
方，发现小河里的水有些浑，就问老百姓，他们说，上游刚有大队人马过去。
我判断是桑植的敌人撤退下来了，立即决定打，虽然不知道他有多少，但估
计最多是一个旅加一个师直属部。他们刚到，而我们是从距桃子溪80 多里的
陈家河赶来的，马上打，正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离桃子溪8 里的
岔路上，把两个团展开，一下子冲到敌人的师直属队和前卫团。敌人措手不
及，很快就溃败了，残部退到后山。我军乘胜继续攻击，一直打到晚上八九
点钟，把陈耀汉的师部和另1 个旅也歼灭了。这一仗，战术上是以稍劣势的
兵力击破优势敌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缴获过炮，这次缴获了两门山炮（日
本造的），立即建立了炮兵营。
由于敌58 师的覆灭，震撼了敌人，各路“围剿”之敌纷纷后撤。这样我
们就粉碎了敌人的第1 次“围剿”，并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5 月，敌人又增加兵力，集中80 个团对我们进行第2 次“围剿”。这时，
湖北徐源泉的43 师、48 师和谢彬的85 师都来了。湖南敌人虽不积极，但数
量多，3 个正规师（1 师6 个团）加七八个保安团。我们决定采取东守西攻的
方针，在东南对湖南取守势；在西北对湖北、贵州取攻势。从5 月起到8 月
初，3 个月内，我们转到湖北靠贵州边界地区和敌人作战。在忠堡战斗中消
灭了敌41 师师部、师直属队及第121 旅和特务营，俘敌中将纵队司令兼师长
张振汉；8 月初又在板栗园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