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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了敌41 师师部、师直属队及第121 旅和特务营，俘敌中将纵队司令兼师长
张振汉；8 月初又在板栗园消灭了敌85 师，击毙敌师长谢彬。这样就粉碎了
敌人的第2 次“围剿”。
这里，有必要说说被俘的敌师长张振汉。张振汉是高级军官，我同他接
触与交谈中，知道他早年从军，又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有军事知识又有作
战经验，根据党的政策，对他宽待。不久，我们扩大了红军学校，选调有战
争经验的干部及优秀战士入学，全校有学员800 名，还有个高级班，都是营
以上的干部，全班有七八十人。我以兼校长身份请张振汉到红军学校当战术
教员，并亲自与高级班学员听他讲课。我这样做，一为使张安心，二为使学
员虚心接受正规的军事知识。同时，我们还请了其他有军事技术的几位军官
当教员。有人间，打败仗的人怎么教打胜仗的？我认为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
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动作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军事
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至于运用的如何，则取决于不同的阶级和不同
的政治目的，以及不同的战略指导思想。打败仗的人还可以从反面来进行教
育，张振汉就举了他自己同红军打仗，以及军阀混战的战例来说明一些原则。
我这样做，是从自己见到及自己经历的事学到的。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率工
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打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三个团，战争之前，双
方都使用北伐军的典范令。但宜章之战，我军以一个团打败绝对优势的敌人，
歼其大部。使湘南起义的影响，震支中外，既然都是一样的典范令，为
什么一胜一败？那是军队的阶级关系与指挥员素质的不同
（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一九三○年八月文家市之仗，
我纵队（全是新建的农民武装），缴了敌人四挺重机枪，我立即成立重机枪
连；但当时农民武装很少有会用机关枪的，我就使用解放过来的敌方下级军
官和士兵，
（连长就是敌方的中尉排长）。只十多天，由他们教会了不少工农士兵，
打长沙的猴子石之战，该连在战场上就起了作用，不久打吉安也如此。我当
时敢于这样干，是一种感性认识。后来从书本上看到十月革命后，列宁不仅
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种专家来槁工业建设，而且还利用旧军官到高级
指挥和技术学校当教员，也听到过去苏联的留学生讲过。对我是很大的启发
和教育。
1952 年林彪曾在怀仁堂军委会议上攻击我军使用旧军官任教。 1967
年，大野心家江青也叫嚷：“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笑话，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让这些人来当教员”。江青这个不学无术之徒，又
极端狂妄，她和林彪的这些谰言，完全是形而上学，根本不懂得革命事业必
须善于吸收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和一切科学技术成果。我们不杀张振汉，还请
他当教员，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长征时，我们带着他走，到了延安，中央
决定放他回去。后来参加了抗战。我军解放长沙时，他还曾做过一些有益的
工作。建国后任长沙市政协委员和副市长。有次他来北京，谭家述（原六军
团参谋长）请他吃饭，我以老朋友的身份作陪客。我们早已是“一笑涡恩仇”，
这时成为净友了。
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省委决定，主力向东，转为战略进攻，打
到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一带，扩大根据地。那时我们有个很明确的观念，
打了胜仗，马上转入进攻，向新区发展，因为新区更便于打土豪，扩兵和筹
军饷。同时，新区的群众受国民党残酷压迫，愿意当红军，也好扩兵。省委
将领导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前面一摊领导打仗，后面一摊领导地方工作，其
中包括红军学校和留守根据地的18 师。主力向东发展，后方抓紧建党、建军、
建政以及青年、妇女等群众工作，加强根据地内部对敌斗争。这样，前方取
得新的胜利，后方也得到巩固和发展。红六军团产生于湘赣苏区，是朱、毛
红军在井冈山地区时的地方党和游击队发展起来的，三大任务的光荣传统始
终保持着。遵义会议后，这个传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建设中，更加发扬了。
红二、六军团连续粉碎敌人两次“围剿”，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二、
六军团会师时8000 人，刚过一年，即到1935 年10 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
21000 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于11 月19 日离开
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呢？
第一、敌人来得多。从10 月开始敌人又组织第三次“围剿”。这次“围
剿”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第一次“围剿”敌人有6 个纵队，四五十个团，
第二次“围剿”是80 个团，这一次是130 个团。敌人认为前两次“围剿”的
失败，是使用杂牌军多及指挥不统一。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嫡系、半
嫡系为主。如汤恩怕部的88 师、78 师都调来了；与红军打仗有经验的26 路
军孙连仲3 个师和樊嵩甫纵队也调来了。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
统一指挥。在根据地四周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形成了更大
的包围圈，同时实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
第二、地形的限制。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湖，北有长江，南有
沅、澧二水，西北是崇山峻岭，粮食困难。敌人利用山水要隘，建筑有战略
作用的碉堡线（纵碉线、横碉线），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守备，形成重重包围、
严密封锁、内外隔绝的战略格局，对我大兵团的机动极为不利。
第三、根据地经济、文化落后。本地封建势力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
大割据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13 县，其中若干
县又有人割据，甚至有割据三两个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
占据自然溶洞，他打你容易，你打他困难。他们钻进洞子里，洞口建碉堡，
洞里又加上些工事，你打他就更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攻洞口之敌，
把辣椒点燃熏烟，用风车吹进洞内，一边熏，一边喊话：“你们出来，我们
不杀你们。”这样打开了许多洞子，搞了1000 多条枪。即便如此，民团地主
的小区割据还是不少。
湘西遍地都种鸦片，地主军阀嫌一般收税收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
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卖鸦片中发
大财。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
到湘西，抽鸦片的不只是流氓，很多农民也抽，如果不要，就无兵源。好吧，
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抽鸦片。但军队还
是要戒烟。开始还定量发鸦片。同时讲清道理，然后逐渐减少烟量，吃点戒
烟药，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
卫生部长戴镜华研究出来承办的，解放后他任过军委卫生部长、总后勤部副
部长， 1967 年不幸病故。
第四、“左”的社会政策，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
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宫农占人口不到10％，而占有土地却在70％至
80％以上；二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湘西自民国以来，出现过
许多草莽英雄，如汤子谟、周朝武等。为什么有那么多游民？主要是从清朝
未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自然经济崩溃，土地更加集中，人民没饭吃，活
不下去，就大批沦为游民、半游民。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
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三次
“左”倾路线那一套。划阶级成分，地主和富农超过10％，实际上是把有些
富裕中农也给划成富农了（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应不到10％）。分配土地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地征收粮食
（40％），这是错误的。还有，对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杂武装、绿林
会道门武装没有注意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袁任远对此很有意见。他
是湘西慈利人，我军初到湘西，任大庸分区政治委员，奉省委指示费了很大
力气去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1300 多人，还集中了400 多，带来了好多
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武装的敌视，
又散为匪。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争取或
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在根据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灭
了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游杂武装，同地主
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严重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
及政令的实行。
军队由于流民大量加入，政治工作没有相应地跟上去，土地革命也尚未
在更广大的地域深入，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有成班逃跑的。
如果当时的政策不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
走不可的因素之一。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全党思想刚刚开始转变，我们还没
有认识到过“左”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
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
政策，特别是我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开始有感触，
直到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
从前述四个因素来看，根据地不巩固是关键问题，敌人不断增兵，形势
当然严重。但如果根据地巩固，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