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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第四，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战役、战术发挥了灵活性、顽强性，攻
击勇猛，追击迅速，善于战场包围等等。这和其他野战军一样，都有可贵的
经验。
第二十四章主持全军训练工作
1949 年底，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我在衡阳碰到了刚从北京来的黄克诚。
一见面，他对我说：
“老萧，你可能要调动工作。”
我问他：“调到哪里？”
他说：“一是到军训部；一是到英国去。”
在此之前，我曾听有人说，新中国建立后，要往各个国家派大使，英国
是世界上最老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派人去。
我问黄克诚：“究竟去哪儿呢？”
他说：“朱老总属意于你去军训部。”
从个人心愿讲，我还是希望留在国内，留在军队。作为一个老兵，毕竟
对军队、对军事工作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向往之情。
1950 年3、4 月之交，我在汉口正式接到通知，调我到军委军训部任部
长。
林彪夫妇在东湖为我和先佛送行。林彪平时言语不多，也很少流露感情。
那天，他说了些勉励的话。我到四野近一年，一直处于大进军作战中，军事
上和林彪配合得不错，看得出他是比较满意的。
那个时代，全党“一盘棋”、全军“一盘棋”的思想很明确，我接到通
知后很炔就动身了。大约在4 月初，来到北京。
4 月的北京，春意浓浓。迎春花开着，柳树泛着嫩嫩的绿色。建国伊始，
万象更新，街上的行人都显得朝气蓬勃，让人觉着兴奋、开心。
调四野前，我在华北军区工作，华北军区司令部此时驻在庆王府。这是
一座很大的院落，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司令部的人多数是我熟悉的战友，
我们相见，非常高兴，当得知我调任军训部长时，主要负责人表示，有困难
尽管找他们，即一定帮助之意。
我在华北军区司令部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去总参谋部报到。总参谋长
徐向前当时正在养病，由聂荣臻代理总长。聂帅是我的老领导，南昌起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都在一起工作。聂帅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
“你来得正好。军队建设正面临着重大的转折，百业待举，担子很重啊。”
我说：“我想早点到军训部上班。”
聂帅笑起来，说：“你以为军训部在哪里啊？就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
手上。”
这时我才知道，任命我当部长的那个军训部，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
没有办公地方，没有工作人员，一切都没有。
担子确实很重。
不久，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朱德总司令、
聂荣臻代总长和我，一起研究军训部的工作。周副主席说，各个国家都有很
健全的军训部门，德国有训练总监部，日本叫陆军三部，国民党也有个训练
总监部。我们建国了，随着作战任务的逐步减少，今后军队将以训练为主，
因此，也要成立一个统管全军军事训练的部门。
讲到这里，大家都非常兴奋，你一句我一句他说起来。总的意思就是，
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运动战环境，现在我们夺取了全国政权，人
民解放军成为国防军，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就不能沿袭过去那种不集中、
不统一、纪律不严和游击习气。军队要向正规化、现代化走，要由低级建军
阶段走向高级建军阶段。
周副主席、朱老总和聂帅都反复强调一个思想，要进行正规化、现代化
建设，就必须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我记得朱老总打着手势说：“不
搞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成。今后，不能练兵的
指挥员，也不能指挥打仗。军队平时就是以训练为主。”
大家一起研究确定了军训部成立后的几项主要工作：一是制定全军军事
训练计划；二是组织编写条令条例；三是筹备组建陆军大学，而当务之急是
尽快把军训部组建起
来。
周副主席对我说：“具体方案由你提出，荣臻同志审定。”
我从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一直在沙场征战， 20 多年来，枪林弹雨，
从南方打到北方，又从北方打到南方。如今，南下征尘未洗，又受领了新的
使命。作为一个参加过人民军队初创斗争的老兵，我为自己能够在历史转折
关头担负这样神圣的使命而感到光荣，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说实话，心里
还有些忐忑不安，我缺乏现代化知识，担心不能胜任工作。
当我正想说出自己的顾虑时，见朱老总和聂帅正用信任的目光看着我，
话到嘴边又咽回了。还在解放战争进行当中，我同朱老总、聂帅以及叶帅等
接触时，就听他们谈起军队的训练问题。他们这些老军人，深知训练对于军
队建设的重要性，那时就在为新阶段建军的训练方针和任务筹划着。有他们
支持、帮助和指导，我还有什么顾虑呢？
在战争年代，我虽然主要是领兵打仗，但也有过主持军事训练的经验。
红军时期，我三次带农民军，从立正、稍息、端枪、瞄准开始，硬是把“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训练成了能攻善守的红军战士。下井冈山后，
我担任过红军教导队的队长；湘鄂川黔时期，兼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解放
战争中，兼任过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对于军队训练工作不算太生疏。特别
是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喜读兵书，注意古今治军经验，对于训练军队有些想法，
想到这些，我坚定了信心。
组建军训部，一切要白手起家。第一件事是找“落脚点”。好在当时房
子并不紧张，军队进城时，占了一些旧兵营和官僚的房产。华北军区参谋长
唐延杰与我看了几个地方，最后选中东四六条的一座院落。院子不大，房子
也不多，但环境僻静，适宜办公。人民军队胜利后第一个军训部便设在了这
里。
有了办公地点，紧接着就是选调干部。选人比选房子要复杂得多。我们
定了选调干部的三条标准：一是政治强；二是有作战经验；三是有文化。当
时从华北军政大学选调
了一部分懂训练的人员，还从各方面选调一些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如李
钟奇、刘光弟、吴伟、叶楚平、陶汉章、蔡铁根等，他们勤奋实干，成为军
训部初创时期的骨干。
干部调齐后，根据工作任务，建立了部办公室和训练
局、军校局和出版局等。几个局大部新建的，只有出版局
是原有的，它是由在延安时期建立的军委四局改称的。局
长是童陆生，是一位对中国的古典文史和中外军事典籍，都
有涉猎的人。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组织人陆续翻译一些苏
军的教材和收集中外军事资料。军训部成立后，更系统地
翻译了苏军的条例、条令。此外，他还组织人员广泛收集
各种军事图书资料，包括国民党的操典、条令，还有日本、
德国的操典等。后来军训部编写条令，大家都到他那里查
阅资料。
经过近5 个月的筹建，军训部的框架终于搭起来了，各项工作也准备就
绪。6 月，军委正式下达任命我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9 月，我们召开了一个
大会，宣告军训部正式成立，公布了全体干部的任职命令。
这里要特别提到，当时军训部的编制中，还有个高级研究室，也叫参事
室。这是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设的，主要是安置国民党起义将领和解放的高
级军官，如周亚卫、高树勋、廖安邦、翟建新、马鹏飞等，都在这个研究室，
这也是当时军队中唯一具有统战性质的机构。军训部初建阶段，这个机构曾
起过一些咨询的作用。当时的主任周亚卫，曾任国民党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我请他写一份介绍日本陆军情况的材料，他笔头很快，几天就搞出来了，其
中关于“野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预备役部队）部分，我感到很有参考价
值。他们虽然不参与决策，但经常介绍中外军队的一些情况，丰富了我们的
知识，开阔了视野，也打开了思路。
军训部成立之后，我们立即着手抓编写条令、制定全军训练计划并组织
实施，以及筹建陆军大学。这三项工作都是开创性的，任务十分艰巨，调来
的同志齐心努力，都想把工作搞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提出
了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这一要求自然地成了
建国后军队建设的纲领。当时提出四个统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这支军
队过去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残酷的斗争使各部队必须独立自主，各自为
战，虽然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统一的，但从指挥上、制度上、编制上、纪律
上都是根据当时当地战争的传统习惯制定的。当时五大军区都颁布了自己的
条令，这在战争年代十分必要。但在建国以后不久。1951 年军委制定了“建
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建军方针，就是适应这种新的历史任务提出
的要求。后来毛主席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更明确地提出了“五统四性”，
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以及组织性、计划
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并指出“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必不
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可以说，这些就是当时我们编写条令以及组织
部队和院校训练的指导思想。
编写共同条令，是实现全军统一的首要措施。记得1950 年的夏天，我们
在东单大华电影院（当时军训部没有礼堂，开大会只能租用地方电影院）开
大会，我作了动员。会后组成了精干的班子，专门负责编写条令。开始就是
编写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我们编写条令，除了参考各地区的材料以
外，还参考了古今中外的条令。中国军队只有国民党时期有较为完备的条令，
我们当然不能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