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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参考了古今中外的条令。中国军队只有国民党时期有较为完备的条令，
我们当然不能以他们的条令为蓝本，主要是参考苏军的条令。苏军的三大条
令这时都已经翻译出来，又结合中国历史上一些好的军队管理办法，加上我
们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拟出了初稿。夏天开动员会，冬天便送审了。
周恩来总理当时指定由刘伯承审定三部条令，总理对我说：“只要刘伯
承点了头，就算通过了。”刘帅此时还在西南，我们编写出一部分，就派专
人送去给他审一部分。12 月22 日，刘帅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内
务条令已研究完了，讨论中所提的问题均由张戈同志面告，总的原则应该是：
1。以苏军内务条令为蓝本；2。以我军优良传统及其好的历史习惯为基础；3。
一般的应简明易行；4。适合现在，照顾将来，特别加强陆、海、空军的建设
及备战的观点。”
过了一个星期，他又给我来信，写道：“对纪律条令之草拟，我们意见：
1。应以苏军纪律条令为蓝本并照顾我军优良习惯与作风；2。条令内应注重教
育，多讲理少惩罚。”根据刘帅的指示，我们又反复讨论并向五大军区军训
处长和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征求意见，草本先送196 师去试验，他们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地摆排。精心修改后，又送到刘帅审查。1951 年1 月15 日，南京
军事学院开学。在开学典礼上，我见到刘帅。此时，他已调军事学院当院长
了，一见面他便对我说：“你不要急着走，等两天我就全部看完了。”
听了这话，我非常感动。修改稿送给他也就几天时间，厚厚的一摞，他
竟快要看完了。开学典礼后，我到扬州走了一趟，回来后，刘帅捧着三部条
令的稿本对我说：“好了，可以拿走了。”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刘伯承审过的条令，送给总理和聂帅，他们都表示
伯承同志审过了就可以定下来。这时，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我又把几个
条令的稿本拿给他看。我对他说：“我们把条令搞出来了，从华北军区调一
个连来，给你演示一下吧？”
他说：“好！”
我就从华北军区调了一个连，从立正、稍息，到连的队列动作，一项一
项地演练，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条令的主要内容演示完了。
彭总看了很高兴，说：“可以，就这样！”
2 月1 日，总参谋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
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毛主席在颁发三大条令的命令中指出：“全国
胜利后，为了实现国防军正规化、现代化的新任务，统一编制、统一装备、
统一动作、统一制度就成为全军一致要求。”条令颁布的那天，我真是高兴
啊！人民军队几十年风风雨雨，艰难奋战，终于有了自己的共同条令，有了
军队建设的准绳。后来，这三部条令草案又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和颁发执行，
但基本内容没有变。
三大条令颁发后，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贯彻条令也是正规化的
养成教育，从军人一举一动，部队的一日生活制度入手，培养军人和部队严
格正规的良好作风。从贯彻三大条令开始，全军各部队逐渐走上统一的轨道。
在编写条令的同时，第二项工作是部队训练。军训部成立后，一直把部
队训练作为主要的工作来抓。我曾指定陶汉章负责组织编制一个全军的训练
大纲。在此之前，全军没有统一的训练大纲，各军区各搞各的，为了便于将
来统一指挥和统一管理，军委指令制定全军的训练大纲。1949 年和1950 年
部队大部分在执行消灭蒋介石残部的战略追击任务； 1951 年和1953 年又
赴朝参战，作战任务仍很紧张，没办法全面实施正规化训练。我们从实际出
发，前面仗怎么打，后面兵就怎么练。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遇到了许
多新情况，战争规模大了，武器装备也更加先进了，特别是炮、装、工、通、
化、铁道等兵种，还有空军都参战，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成为新的作战方式。
这就对部队的训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在制定训练计划和组
织实施训练时，就强调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
1950 年11 月，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
会议主要是研究训练教育大政方针的。我在会上讲了两次话，对全军的训练
方针进行阐述。这个讲话事先搞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又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
任务、特点进行研究，写成稿子报到军委审定后才讲的。
记得会议开始前，周总理找我去，要审查这个讲话。那天，我到了中南
海总理的办公室，只见那里已等了许多人，有外交部的、总参的、总政的。。，
大家都有事情要向总理请示，就排队等候。轮到我时，已是夜里12 点了。我
先把讲话稿念了一遍，总理很认真地听着。念完，他又把稿子拿过去，一段
一段地看，一句一句地推敲，真是字斟句酌啊！我们对训练方针的制定，是
很认真的。除事先与北京有关方面商量外，还多次请示刘伯承，概括于下：
“在解放军现有素质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
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与协同作
战，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我军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
我对总理说：“这是比较完整的表述，有些复杂，不大好记，我概括为
两句简单的话，‘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
这两句话，前一句着重于技术方面的学习。后一句是在现代技术基础上
学会诸兵种合同作战。
总理听后，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点点头说：“行，就这两句话吧。”
当我从总理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亮了。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才觉得
有些倦意，而周总理从白天到黑夜已经整整干了二十多个小时。
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都要总理亲自处理，
他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也常常加班加点。虽然紧张劳累。
但心情却异常兴奋，也十分舒畅。几十年艰苦奋战，终于打下了江山，大家
都抱着要好好干一番事业，造福于国家和民族的心愿，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累？
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之后，我又根据在会上的总结讲
话，正式写了“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建设问题与部队训练会议向军委的汇报”。
总理对这个报告作了修改， 1951 年4 月19 日，他在报告上批示：“已改
好，照发。”当天下午，军委正式拟复：“军训部萧克部长：送来1950 年
12 月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及全国部队训练会议的报告阅悉。我们同意这一报告
所提的各项原则，望由军训部将此报告印发给各军区，各兵团、各军、各师、
各特种兵部队及各军事学校研讨施行。会议中所决定的三类文件：（一）军
事学校教育类；（二）部队训练类；（三）军事出版类，亦望由军训部印发
全国部队及军事学校试行。”
从此我军部队训练和学校教育都有了明确的方针和依据。
1953 年6 月以前，部队训练主要还是以学技术、学文化为主。当时苏联
援助了我们许多武器装备。但是，部队广大指战员多文化不高甚至没有文化
的农民，掌握这些武器装备就发生了困难。所以，学技术、学文化就成了当
时十分迫切的问题。 1950 年我们在全军掀起以学技术为主的技术训练热
潮； 1951 年总政治部又把文化教育作为全军训练的中心任务，提出向文化
大进军的口号。
当时全军广大指战员学技术、学文化的热情高涨。新中国成立了，在政
治上翻了身的人们，更希望在文化上翻身，以便成为真正的国家和军队的主
人翁。正是这种精神动力，使部队的文化素质提高得很快，许多指战员在很
短的时间就掌握了难度较大的技术。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50 年代初期，苏
联曾帮助我们训练了一个坦克师。过去我们没有坦克师，也没有这方面的训
练经验，苏军在提供装备的同时，还派人来帮助我们培训人员。由于指战员
刻苦认真，仅用半年时间就把装甲部队的战术技术基本掌握了。苏军教官很
惊讶，也很满意。
当时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这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的
必然。因为那时世界上真心真意帮助我们的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政府
和斯大林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苏联给了我们物资和军事装备援助，我们
只能学苏联。当然，任何一件事强调过了，就难免有失偏颇，如有的同志主
张“不走样地学”，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全照搬苏联，这都是不足取的。
那时，各个单位都请苏联顾问，部队的特种兵学校和师以上单位都有顾问，
有些顾问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意见也难以实行。但总的来说，那时对于学
苏联的问题，我们是把握得好的，苏联顾问大部分起了好作用。
提起苏联顾问，我十分怀念曾一起共过事的格拉兹诺夫。他是我们军训
部的首席顾问，我刚到北京时，他就来了，住在一个旅馆里。那年他已经57
岁了，是苏军的一个中将军长。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见他在伏案工作。旅馆
的条件不好，连个写字台也没有，他就趴在茶几上写教材。他为人坦诚，忠
厚，我们常在一起交谈，我曾问他：“您在哪里读的书？”他说，他是雇农
出身，只读过小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十六七岁，沙皇征兵把他征去了。
在寒冷的战壕里，他听到了十月革命的炮声，当时列宁号召所有的沙皇士兵
扔掉枪回家去，他响应。回家后又出来当了红军。他说，他的文化和军事知
识都是在红军中学的。
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