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他们不管这些，就是批判。游完街又开批斗会；这个团体批斗完了，
那个团体接着来，连续不断，近乎车轮战。我回家的时候，好些团体都要对
我说一句：“明天还要来啊！”
我说：“一定到”。
他们问：“几点钟？”
我说：“上班时间八点半”。
每天都斗到半夜，有时到凌晨5 点钟，一个团体斗完，还问：“明天几
点钟到？”我仍回答：“八点半”。
回到家，先佛还在等我，看到我疲惫不堪的样子，她也不多同我说话。
我在沙发上靠了一会儿，八点多又走了。
第二天又是午夜才斗完，临走前仍问明天几点到。我不加思索地回
答：“上午八点半。”
他们不信：“真能来？”
我说：“我是老红军，说话算话。”
我任何时候都以自己是“老红军”自豪，在造反派面前，也是如此。
次日，我按时到，过了一天，还是如此。有些人不无善意他说：“你这
个人还讲信用。”
我说：“我是老红军，说话算话。”
在批斗的时候，我有时故意走题，讲点红军的历史故事，不少青年人竟
听得入了迷，也离开批判的主题，问我一些红军怎样打仗的问题。我感到这
些青年很纯洁，他们完全是盲目地于着自以为革命而实际上却是损害革命的
事情。我想，这不能怪他们，他们转入到“左”的潮流中，是不由自主的。
这时，全国形势进一步恶化。自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无政府主义
状态日趋严重。公、检、法系统被彻底砸烂；党纪国法被恣意践踏。在党和
国家面临危难的关键时刻，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在政治局会议上
挺身而出，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
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护老干部和要不要稳定军队等原则问题，义正辞严地
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
然而这种在党的会议上，依照党章规定的权力进行的正当抗争，竟被诬
为“二月逆流”，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谭震林成为“农口的最大走资
派”。
由于我对农垦工作的一些主张，曾受到谭震林的支持，反击“二月逆流”
后，对我的批斗也随之升级。什么“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一贯
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反党老手”等等大帽子一个接
一个扣到我的头上。其中对我最严厉的定性语是“资产阶级分子”。对于这
类“雅号”，我当时虽然很不服气，但也无可奈何，只有听之任之。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同往年一样，上面仍然发来请束，我应邀参
加了“五一”庆典，登上天安门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到毛主席。他
拉着我的手，谈起了40 年前在龙溪洞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亲切热情的态度
一如既往。这使身处逆境的我，心情激动，胸中的郁闷顿时为之一扫。想当
初我年未及冠，即在北伐战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
和井冈山斗争。在40 年的革命历程中，或由于自己认识不足，或由于缺乏斗
争经验，发生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然而对党、对共产主义信念却
从未动摇。毛主席在井冈山作的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报告，我至今
记忆犹新。多年不见主席，而此时此地不期而见，思想上感受到的鼓舞是不
言而喻的。
也许是为了抵消我“五一”观礼的影响吧，回来之后对我的批斗更加厉
害了。从历史到当前，从军队到地方，“老账新债”一起算，似乎非把我打
成“一贯三反”的“老手”不可。凡此种种，我心想不会没有来头的，所以
并不责怪群众。但有一次确也忍不住了，脱口顶了一句，说“党中央、毛主
席从没给我作过这样的结论！”于是立即招致了一片怒斥，说我态度不老实，
要好好整整我的态度。然而我的态度还是那个：坚持实事求是，决不随便乱
说。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八一建军节前一天的上午，突然来了一批学生，
与农垦部的造反派一起，把我抓到北农大临时监禁起来。他们对我说，过两
三天要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我。我意识到这将是更加残酷的斗争，作好思想准
备，并拟了个答辩式的发言提纲。
过了两天，我在院子里看大字报，听到有个声音在轻轻地喊我。回头一
看，是我熟悉的一位老红军祝子新和他的小侄女江平。
我很奇怪，怎么会在这里相遇？他们说，我被抓后，大家非常焦急，谁
也不清楚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以到北农大看大字报的名义，来打听
我的消息，没想到竟遇上了。我们不能多谈，彼此心照不宣，他们匆匆回去
了。
又过了十几天，批斗大会没有开，看管我的人也不见了。我索性自己跑
回家。先佛告诉我，我被抓走，不知去向，她急得没办法，就给周总理写了
封信，请聂荣臻元帅转递的。我这才意识到，造反派之所以没有开万人大会
批斗我，并放我回家，是总理又一次保我。
回到家，正好是八一建军节的前一天，我又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50 周年的招待会。建国以来，这种招待会我出席不止一次，而这次能
够出席，其感受自然不同于往常，说明党和军队仍然承认我这个老兵，并没
有把我看成是什么“分子”，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八一”过后，又专门对我开了两次批斗会，内容大部分是1958 年军委
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批判我的结论。只是在我的“罪状”中又增添了一项
新的内容，说我“一贯反对林副统帅”。说解放战争后期，我任四野和中南
军区参谋长时，不尊重林彪的领导，不与林彪合作，因而被撵出四野和中南
军区云云。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然而“空穴来风，良有以也”。当时林彪对干部“全面考察，全面排队，
全面调整”，利用窃踞的高位，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今天污蔑这个，明天
打倒那个，现在终于整到我头上来了。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
我与林彪多次共事，无论是在井冈山红四军，还在第4 野战军，我自信
为对他的领导没有不尊重，与他合作也是好的，根本谈不到反与不反的问题。
如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滥用权势；对于旧部和熟人，能拉就拉，
拉不过去就打，手段恶劣，居心叵测。
我在挨批斗时，不能讲这些情况，只好硬着头皮听着。可是对林彪无端
加之于我的污蔑不实之词，心里确实很难平静。想不到这个人竟堕落到如此
地步，倒真引起我对他的愤慨和反感了。
有一次，又有人来找我核对林彪污蔑我的那些不实之词，我一时激愤甩
了几句狠话，说：“在军队里像我这样级别的干部，工作安排是由中央军委
毛主席决定的，不是随便哪个就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林彪）
当时还不是副主席，要不要我在四野和中南军区当参谋长，只有中央、军委、
毛主席才能决定”。
此言既出，我就横下心来准备承受更大的打击。幸好我这番话没有扩散
出去，否则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灾难。
1967 年下半年，社会秩序已经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江青提出“文
攻武卫”之后，“内战”在全国范围爆发，而且是真刀真枪、有组织地互相
厮杀，在不少地区酿成了武斗惨案。老帅们和一些老干部，有的被游斗，有
的被迫害致死，而林彪却说什么“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
我当时心情极为愤恨，深感这伙狐假虎威、丧心病狂的奸佞之徒可恶、
可恨，同时又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那时候，像我们这些人，完全
被剥夺了发言权，欲哭无泪，欲诉无门，除了把愤怒和焦虑深深埋在心底外，
又能做些什么呢！然而我深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古语。社会主义社会
既是人民的天下，终究要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有朝一日“天道好还”，广
大人民群众必将起来清算这帮丑类，向他们讨还公道。
领导上可能考虑到社会混乱状态不能再任其发展，国家机器必须恢复正
常运转，社会生产必须正常进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向各部委和工交企
业派出军事代表小组“支左”，对各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1968 年1 月24 日，军代表小组进驻农垦部，即遵照上
面的统一部署，着手抓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很
快就成立了“大联委”，接着又在这一基础上成立了“军、干、群”、“老、
中、青”三结合的农垦干部革命委员会，组织开展“大批判”和“清理阶级
队伍”等工作。
“清队”开始后，我便被隔离审查，实行“群众专政”。审查内容相当
广泛， 40 多年的政治、历史、思想表现，凡被认为与“三反”、“四反”
（加上“反林彪”）能沾上边的，统统在审查之列。
“四清”运动初期，毛主席提出要对干部进行再教育，反对高高在上、
闹特殊化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我想起了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
首五言古诗《凶宅》，觉得其中有些句子颇能发人深省，意思是说国家的兴
亡不在于宅上的吉凶，而在于官员们的作风行为正与不正，所谓“凶宅”其
实是“人凶非宅凶”。由于记忆不清，便请图书馆的同志帮助查找一下原作。
结果也被推导成“借古非今”、“发泄对党对毛主席的严重不满”和“影射
攻击三面红旗”等等。
当时与我一起关进“牛棚”受审查的，还有其他几位副部长和一些局、
处级干部，共计22 人。我们除接受不同范围的批斗、审问和写交代材料外，
还要按指定的篇目学习毛主席的某些文章和语录，如《敦促杜幸明等投降书》
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等等。无非是要被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