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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等等。无非是要被审查者按照专案
组既定的“走资”、“反党”和“叛、特、反”等既定的框框交代问题，提
供材料。
专案组提审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先交代一通政策，诸如“坦白从宽，抗
拒从严”，“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如不端正态度、顽固到底，
就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等等。对这套说词，起初还曾引起一种逆
反心理，听得久了则神经近乎麻木。表面上针对性很强，实际上是无的放矢。
因为我们虽被隔离审查，但毕竟不是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更不是非打不倒
的“反动东西”。这种对批评对象用“乱点鸯鸳”和形式逻辑推理办案的一
套搞法，完全违背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于这种学习我毫无兴趣，倒是觉得趁机认真地通读一下《毛选》更好，
同我关押在一个房间的，是基建局一位叫陈琳的处长。他青年时代曾在当时
的国立中央大学读书，因为向往陕甘宁边区而北来参加共产党。此时则为历
史问题被当作“特务”给“专政”的。以前我对他不很熟悉，只知道他曾在
牡丹江垦区当过规划设计院院长。现在由战友成为难友，朝夕相处，学习之
余在一起谈谈哲学，交流一下学习心得，倒能抒发一点胸中的郁闷，排遣一
下枯寂的时光。
10 月中旬，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我作为“八大”的中央委员，
当然希望能够出席会议。然而我和陈漫远（中央候补委员，农垦部代部长）
却都未能获准参加，因为我们是“群众专政对象”。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当
然被剥夺了出席中央全会的资格和权利。
当时思想上确实有些想法：中央并没有立案审查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
出席？为此，有时就想起刘少奇的遭遇和处境，我们过去就听说刘是创党时
期入党，并与李立三等参加安源工人运动。以后在白区工作，颇有建树。但
文化大革命却被炮打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主角。那么，我们这些人又何足道哉！
当然，这种想法，也是在自己处于无法解脱的遭遇中的宽慰之词。
听说在这次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残缺不全的全会上，康生、江青等
人又一次大批“二月逆流”，会议还批准了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诬陷刘
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审查报告，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这种倒行
逆施，都穿上了合法的外衣。历史上类似的冤案何止这一桩？人们在不明真
相之前除了内心存疑之外，又有什么可说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 10 月5 日的《人民日报》介绍了黑龙江省柳
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一条最新指示：“广大干部
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
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这条指示被视为“反修防修”和搞好“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
农垦部机关立即掀起了学习柳河经验，走毛主席指示的五七道路的热潮。军
代表小组和部革委会很快派出专人去江西老革命根据地选择未来于校的校
址，最后定点在赣北永修县云山垦殖场下属的新丰大队和小里村林场一带。
部里的大多数人都作好了下干校去搞斗、批、改的思想准备。到1969
年春节前，机关工作人员除少数留下外，其余被编成3 个连。机关党委、政
治部和行政、物资、生产、计划各局部分人员组成的先遣连，春节一过即整
装出发。
春节期间，所有隔离审查对象，全部放假4 天，并规定不准随便外出、
不准互相串联等若干纪律。2 月17 日，节后上班第一天，打前站的一连离京
赴赣。一个多月以后，二连、三连也先后南下，直接投入了春耕生产劳动。
这年的4 月1 日到24 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
俨然被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总纲，林彪、江青
的一批亲信和骨干也被塞进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
斥在外。这期间，原谭震林主管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央农林政治部和农
业、农垦、水产三部及中央气象局，根据中央精简的原则，合并成农林部，
部机关设在西单原水产部。我们这批人仍留在原地继续接受审查。
第二十八章赴江西“五七干校”
1969 年11 月下旬，组织上通知我，准备去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
育。所谓再教育，对我这个具体人是继续接受批判和审查。
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感到江西是造反派称霸的地方，远离
中央，也远离家人，遇到紧急情况，很难与同情我的人取得联系。另一方面，
我又对江西有难以割舍的情感。我最早参加战争（北伐战争）是在江西；参
加南昌起义在江西；井冈山时期跟着朱毛打游击主要在江西；湘赣时期我指
挥红军游击兵团作战的主要地区也在江西。。。可以说，在我此生的革命历
程中，江西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和一名军事指挥员的起点。江西的山
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让我依恋；江西的父老乡亲，多少年来总萦绕在我的
梦中。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我一想到江西，便会从心底涌起一股乡土般的恋
情。的确，我早就把江西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1969 年12 月初，我随一批老弱病残和少数因故滞留的家属，最后离京
赴江西“五七干校”。此去吉凶难卜，真是“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疾”啊！
我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多，除被褥和换洗的衣服外，就是一只大书箱，里
边装满中央编辑的马克思主义30 本书。还有《史记》、《资治通鉴》等文、
史、哲、经方面的书籍。当时我想，干校生活无非两条：除继续接受审查，
参加劳动外，其余时间就是看书，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地学习一点马列主
义，弥补几十年来无暇系统学习理论的缺憾。
在赴江西永修的火车上，望着窗外匆匆闪过的景色，我仿佛又回到了战
火纷飞的年代，逝去的往事，此刻又历历映现在眼前。抚今追昔，不觉心潮
起伏，思绪万千，遂即兴默吟五古一首：
我自江西来，
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
今朝飞车遽。
轻装怀马列，
悠然赴“五·七”。
战地黄花衰，
孟冬西风疾。
云山赋归欤，
老骥兮伏枥。
此诗当时不敢公开。我信仰马列主义40 多年了，此时虽然处于“孟冬西
风疾”的环境，但仍不失“老骥伏枥”之慨。
大约是12 月上旬，我们来到了修水河畔的云山垦殖总场场部周田镇。这
里离校部所在地新丰大队约14 里。我被编入离周田最近的3 连。连部驻小里
村。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和外单位来校的带小孩的女同志，被安排住在周田公
路旁边小山包上废弃的云山总场职工医院旧址。
我一个人单独住在最东头一间约十平米的小屋里。旁边住着当时的人事
宣教局局长张继璜、副局长李玉昌，计划局局长黄家景和另外几个机关干部
及其家属。那时我61 岁，是这个“北京新村”居民中最年长的一个，大家都
叫我老萧或萧老头，孩子们叫我萧伯伯。
“文革”以来，我的心脏一直不好。出发前，周总理指示要给我带个炊
事员。我由衷地感激总理的关怀，但谢绝带炊事员。我想，既然是重返江西，
那就一切从头做起。尽管我已年过花甲，但我还是那个气概，不服气，不消
极，更不悲观。
到干校后我坚持自己买菜、烧饭、砍柴，衣服破了，能补的自己缝补。
有时柴米不继或不想动手，就到食堂去买饭买菜。粮食没有了，就跟邻居们
一起到4 里外的罗店去买米。饮食起居完全自理。“缺腿方桌倚陋室，锅碗
瓢盆皆杂陈”，便是我在一首诗中概略描述当时的处境和自炊自饮的生活情
况。其实，那个只有三条腿的四方桌上，何止摆锅碗瓢盆，读的书籍、写字
用的纸张，也都堆放在上面。除了当饭桌，还要当书桌用。刚来时，闹了几
天肚子，在邻居们的照料下，身体渐渐康复，生活也习惯下来了。
赣北山区的冬天，潮湿阴冷，凉气常从墙缝、屋顶乘隙而入。室内无火
取暖，我想起过去徐特立曾跟我说过，当年他在长沙教书时，冬季，室内寒
冷，便在屋里就地跑步取暖，不失为驱寒之一道。于是，我也仿效徐老的“保
暖术”，在房间里就地跑步，果然一会儿身上就有了暖意。
不知是哪位同志向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连部派人送来了一篓木炭。室
内生起了火盆，顿时暖意融融，心情也随之豁然起来。然而好景不长，尽管
节省着用， 40 斤木炭很快还是烧光了。有时冻得不行，就躺在床上，盖起
被子捂捂。我想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总得想个门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
是。
我看到我们住的房子前后、山包附近，有不少齐胸高的树桩，这是人们
在伐木时站着拉锯留下的，有天在室内又感到冻得难受，便拿着斧、锯去伐
树桩，把砍回的木桩破成劈柴，这样既可以驱寒，又解决了烧饭、取暖的
薪炭
问题。
从北京出发时，我就作了不再回领导岗位的准备。我想，将来不论到哪
儿，总得学点劳动技能，以安身立命才是。到干校后，我根据自己的体力和
爱好，开始学木工手艺。先买来一套大、中、小号的木工工具，自己又做了
一把立式皮带锯和一条木工凳，就试着当起“木匠”来。好在云山既是农
区又是林区，食堂的薪柴堆里就可以挑选出有用之材，向他们买来锯成家具
材料。我试着做了几件板凳、桌子、书架之类的家具，看起来还满像回事。
俗话说：“三分木工七分油”，油漆是非常关键的一道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