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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等的揭发材料被列为7 个主要材料之一，在党内公布。
不久，在于校范围传达、学习，展开了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流毒的群众
性大批判。“文革”以来，我的心情从没有这样舒畅过。因为高兴，又一次
登上了云山。
我一早开始爬山，雾气很浓，人在雾中穿行，走一段，停一停，近午方
始登顶。凭高眺望，眼前白云苍茫，随风幻变，时阴时晴，气象万千；阵阵
山风吹来，松吟蝉鸣。面对如画景色，不觉心旷神怡，因得七律一首：
山居又是沐秋阳，
唯读唯劳且自宽。
晨出家门穿雾上，
午登山顶看云翔。
青杉作伞蝉鸣晚，
绿草如茵野菊香。
一任乱云随风舞，
抬头凝目望东方。
这时我唯一感到不足的，是党的生活尚未恢复，内心还是有一种难以排
遣的孤独感。
我入党后，只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一度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经过千辛万苦
寻找，终于又恢复组织关系。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开除”出党。此
次去江西，原以为能通过整党恢复组织生活，然而整整5 年多，一直置身于
党外，就同当年与组织失去联系，形如孤雁的感觉基本一样。
1972 年元旦到了。这是在于校度过的第2 个元旦。放假期间不断有同志
来我处，大家在一起聊聊，节日过得比头年还热闹。谈得最多的是林彪的叛
逃。我与林彪工作时间久，了解多些，自然就成为谈话的中心。
新的一年刚刚过去半个月，1 月16 日那天，张致敬来电话通知我：“农
林部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恢复你的组织生活。”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上的一块
石头顿时落了地。终于又回到党的队伍中来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过了20 天，校部又来电话，通知我回北京。我又惊又喜，忙追问一句：
“带不带东西？”对方答：“带，全带上！”我明白了，是召我回北京了。
林彪的1 号命令，把许多老干部及其亲属都赶出了北京，在我去五七干
校不久，我的岳母和姨姐也到了江西抚州。岳母是一个通晓革命大义的妇女，
她有4 个儿女参加了革命，其中两个儿子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两个女
儿也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虽然她是家庭妇女，但对儿女参加革命，不
仅不阻挠，而且积极赞助。她从直观的影响中对共产党产生了朴素的感情，
又从这种感情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她常说，我的儿女们是好样的，他们参加
的党也一定是好样的党。我被批斗并被抄了家，姨姐姐（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也被幽禁，她虽然紧张，但无怨无尤，她相信共产党。
在云山接到回北京的通知，我想先到抚州，把这个消息告诉岳母，宽慰
她老人家。我向军代表和部革委请假，他们立即同意，并派了一辆小车，让
五七干校一位精干的同志随我同去。
到了抚州，母子、姐弟相见，心情分外激动。她们听到我回北京的消息，
好高兴啊！虽然她们不知道自己何时
才能回京，但为我的问题开始得到澄清而兴奋不已。在抚州住了一晚，
次日赶回云山，准备回北京。
盼望日久的事竟来得这样突然，一时反倒不知先做什么好了。消息传开，
有些同志来帮助我整理行装。我决定不仅是铺盖、书籍，凡是我个人的劳动
成果，能带的都带，包括斧、锯、凿和门前那条斧痕累累、又长又重的木工
凳，以留作两年多于校生活的纪念。
校领导想得很周到，为了路上有个照应，决定提前安排军代表小组成员
孙瑞林探亲，顺便送我回北京。
可是天不作美，正当我们要启程的那天凌晨，赣北地区下大雪。漫天皆
白，公路上雪深盈尺。孙瑞林特地出去踏察了一番，回来告诉我，不用说是
开车，就连步行都有困难。没奈何，只好卸下行李，直等到路上积雪开始融
化才登程。
可能是由于天气骤变的缘故，一上路我患了感冒。多亏有孙瑞林照应。
3000 多里路程，历时两天两夜，终于在春节前回到了北京。全家3 代，分别
从各地归来，劫后重聚，畅叙别情，颇有恍若隔世之感。最令人高兴的是见
到了才一岁半的小孙子，使我感到格外亲昵，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隔代
亲”吧。
回到北京后，干校和云山地区不少同志还陆续来看望过我。周田的小赵、
小陈等及云山垦殖场总场的领导同志，到北京时都到我这里来。他们未来之
前，先打听我的情况，想叙一叙，又怕给我“添麻烦”，大概也是担心我重
新任职后不像在云山时期那样了。
我知道这个情况后，便通知门卫：凡是江西来找我的人，请立即通知我。
他们的到来，不仅使我有一种亲切真挚的故人之情，同时，也帮助我了解一
些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与群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直接联系，有利于密
切党群和军民关系。可以说，这也是我走“五七道路”的收获吧。
第二十九章军政大学时期
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住在水电部宿舍先佛处。春节过后，
大约是4 月20 日左右，叶剑英来电话，让我到他那里去一下。这时，他主持
军委工作，我们见面后，他对我说：“军委决定，让你到军政大学工作。”
这又是一个好消息。从1958 年离开军队，已有13 年了，作为一个老兵，
我对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人虽离开了，心却不能忘记，对建国初期，我所
从事的军队教育与训练工作一直十分怀念，从不认为有所谓的教条主义错
误，我盼望有一天能继续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这一天竟随
林彪反党阴谋的败露而到来了。
从叶帅那里回来不久，又接到让我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的通
知。当时，参加中央的会议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待遇，这说明“文化大革命”
以及1958 年强加给我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
线代表”等等大帽子，无形中被摘掉了。
会议期间，毛主席约我和苏振华谈话。虽不知谈什么，但有个感受，认
为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兵。我们等了两天，汪东兴来说：“主席有别
的事不能来了，他让我向你们转达他的话。他说，你们恢复工作了，今后要
好好工作。”
这两句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从1958 年被打倒后，虽事过境迁，但是，
我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得到党和毛主席的继续信任。我们当时所进行的事
业，也应该说是得到了党中央的重新认可。所以那时我没有想别的，就是想
怎样好好工作，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有一句成语可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夙夜匪懈，矢诚矢忠”。
我去军政大学时，唐亮已在那里工作了半年多，他是红三军团的，过去
我与他不熟悉，但在接触中感到他稳重，细致，好商量问题，这使我增强了
信心。我们决心顶住压力，密切合作，搞好军政大学的工作。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端正办学方向，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好传统。德高望
重的刘伯承元帅，是中外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主持南京军事学院
工作时，为给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却
在1958 年反教条主义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那次批判，把我军刚刚开展起
来的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反掉了；把全军刚刚发动起来的研究外军军事科学
的积极性反掉了；实际上把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方针反掉了。所
以，我一到职就想到要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传统。
为此，我专程去看望了刘帅。那时，刘帅已近80 高龄，
当我向他汇报，他只是说：“你去教书，好！我年老了，你年轻，好好
干吧。”
刘帅的话使我很受感动。我想，有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一定能恢
复南京军事学院时的局面。
当时，使我产生迫切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想法，还因为全军训练教育状
况实在令人担忧。1960 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以“突出政治”为名，制造
军政对立，大砍大减军事训练时间，提出，其他工作与“政治”发生矛盾时，
都要给“政治”让路，“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文化大革命”期间，“突
出政治”的观点被推崇为部队全面建设的指导思想，而“突出政治”就是抓
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在这种
政治压力下，广大指战员不敢抓军事训练，不敢抓业务，不敢钻研科学技术，
否则就要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白专道路”、“脱离政治”等等大帽
子，部队的军政素质严重下降。对这种状况，我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阐明军、
政二者的关系，但总感到，军队毕竟是军队，不学好军事算什么军队？毛主
席当时也说过：“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我下
决心，军政大学一定要恢复军事教学，要办成像南京军事学院那样培养文武
全才的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并推动全军的军事训练。
我和唐亮商量，在抓好清查与林彪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同时，全
面整顿学校的教学工作，重点抓好恢复军事教学。6 月份成立了军事筹备组，
10 月派出四个调查组去部队考察军政训练情况。
“文化大革命”，对院校建设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长期积累的珍贵教
学资料和图书被销毁或散失，大量器材设备损坏，多年培养的优秀教员也流
散了。恢复军事教学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我感到最难的是缺少会治校的领导
干部和懂得教学工作的教员。好在叶剑英对我们很支持，当我提出把原在院
校工作过的段苏权、陶汉章、贾若瑜、陈中民等同志调回来，充实学校的领
导班子时，军委都批准了。后来，何长工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又向叶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