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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儿出发的，先后经过哪些省份，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达什么地方，等
等。他听得很用心，也喜欢想问题，样子文静而腼腆，我挺喜欢他的。
他的姐姐王伊力，当时也不过十二三岁，在云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初
中。“共大”虽名为大学，实际上是中专，学生除在课堂上学习书本知识外，
一个共同课目就是参加力所能及的农牧生产劳动。
孩子们经常上山下田，鞋子穿得很费。那时候，我经常打草鞋，除了自
己穿，也送给孩子们和老表。这门手艺当年红军指战员人人都会，我也在行。
有一次我打草鞋，伊力站在旁边看。我看她很想要草鞋，就对她说：“你
跟妈妈要件穿不着的旧衣服，扯开成七八分宽的布条条，我帮你打双布草
鞋。”她很高兴，一会儿从家里拿了些布条来，我就给她打了双草鞋。她舍
不得穿，一直保存在箱子里留作纪念。前些年他们父母子女来看我时，伊力
还特地把草鞋带来，说：“萧伯伯，您还记得吗？这是在于校时您给我的。”
重睹当年旧物，引起我对于校生活的许多回忆。昔日那个扎小辫的女孩
子，转眼工夫已长大成人了。她告诉我说，她在某个单位当会计，弟弟伊争
搞电视宣传工作，现在已经是导演了。想想当年那一帮小家伙，有如一株株
柔幼的小苗，“文革”的风风雨雨虽然没有摧残到他们，但也跟着父母受了
不少锻炼，甚至磨难。
在邻居们的孩子中，张继璜和王敏芝的小女儿张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张是江西老表，老红军，他们平常总是关心我，因此对孩子也有影响。
云山虽是山区，夏天仍然很热，白天气温经常在摄氏三十多度。为了凉快，
我便将长袖衣服剪成短袖，长裤剪成短裤，王敏芝帮我用缝纫机把毛边一轧，
看上去就整齐多了。
有一次，我陪张继璜一起到赤石岗中学去接小青回家，走到半路我腿上
的旧伤又犯了，他搀着我到几里地外的总场医院挂号、上药，事后又扶我回
来。这一切，小青都看在眼里，主动帮我干家务活，还帮我拆洗被子。
她们母女二人上山拾柴时，她主动对妈妈说：“萧伯伯腿上有伤，又有
心脏病，不能让他也上山拾柴。咱们多拾点，分些给他就够烧的了”。我感
到这孩子心地善良，特别懂事。她自己从小患小儿麻痹症，腿脚不太方便，
还处处关心他人，使我颇受感动。
还有几个当地小青年，如总场革委会主任的女儿，有时也到我这里来玩。
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个女孩子一起来了，她们都是云山机械厂的工人，请我
到她们单位去讲红军故事。
她明知我当时的特殊身份，却并不介意。对我说：“您是江西游击战争
时期的老兵，什么审查不审查，那是在北京的事；现在来到江西，老百姓早
就审查通过了！”
我有些犹豫，怕连累她们。而她却毫不畏惧，说“我们是工人阶级，工
人请您，谁能斗我们工人阶级？”
孩子们的信任，我终于去了。
我不仅和工人、农民、青年、孩子交往，还同知识分子交朋友。到江西
的第二年，我膝关节踝关节患骚痒溃烂症，日夜不宁。一天上午，一位男青
年来找我，他说他从中央卫生部的“五七干校”（离周田15 华里）来，是医
科大学毕业生，名张祖济。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听说我病了，让他来看看我，
为我治病。他给我扎梅花针。几天之后，病痛减轻了。钱信忠同志和这位医
务人员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一个身处逆境的老同志的同情，令我十
分感动。以后，张祖济常来我处，我们交了朋友。我回北京不久，他也回来
了。他现在又在河南经商，赚了钱，做些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事，我赞赏这
位知识分子的气节。
到江西后，还有几个不期而至的老人来找我。第一位是当地的一个老表。
那时，正是1970 年春节刚过。一天早晨，张继璜到山下食堂吃早点，看见一
个50 多岁的农民，
肩背一支鸟铳，手提一只麂子，进门就向食堂服务人员打听：“萧克在
哪里？”
继璜见此人来得蹊跷，没有马上搭腔。过了一会儿，食堂有位湖南籍炊
事员悄悄对继璜说：“这人就住在附近，一直在找萧克，能不能让他见见？”
继璜了解了一下情况，便把他带到我住处。坐下来一谈，原来是1930
年我在红一方面军当师长时，他在师部当过伙夫，因为打摆子打得厉害。回
家养病，就与部队失去联系了。
我们聊了一阵子过去的人和事，他便起身告辞。临走非要把那只麂子给
我留下不可。我推辞不掉，便拿出50 元钱说：“你送我的我收了，我送你的
你也不必客气”。他推辞再三，最后把钱收下，高高兴兴地去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从古安南面的泰和县来了一个农民模样的老人，提着
一块腊肉，在周田街上打听我的住处。当地老表摸不清他的来意，便兜圈子
盘他的底。
有的说：“听说那萧老汉被打成了走资派，你找他有什么事？”
来人一听就火了：“我管他是什么派！他是我的老师长，看看也不行吗？”
他找到我以后，见面就喊“萧师长”，说当年在江西独立第5 师曾跟我
当过通信员，后来也是因伤病离队，痊愈后不知部队去向。几十年来，一直
在家当农民，前些日子听说我又回到江西，就特地赶来探望。
他是从泰和步行到永修的，中间隔着好几个县。为了见我一面，他专程
由江西中部来到赣北，盛情实在令人感动。
第三位来找我的，是一个从南昌来的姓魏的湖南籍女同志。一见面就亲
切地叫我“萧连长”。听到这个称呼，我就断定她是井冈山的老同志，因为
1928 年我在朱、毛红军任连长。我详细地询问了一下，原来她是彭儒的嫂嫂。
彭儒是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那时我们就认识。农垦部成立后她
在人事宣教局任副局长。我到农垦部后，与她常有接触。
经她这样一说，我们很自然便聊开了。她说她在奇石彭家湖南宜章县和
在井冈山时就认识我，她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负伤离队的，谈起这些
年来的经历，不免有些伤感，我听了也不禁为之黯然。
回想当年红军初创时期，敌强我弱，战斗频繁，伤病员颇多，医疗条件
差，一些负伤生病的红军战士不得不回家或留在老乡家治病养伤，不少人竟
因此失散，流落各地。解放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过去的这段革命经历，
有的由于得不到证明不被承认，有的甚至被误解，思想上的委屈和苦闷无从
倾诉，一见到过去的老战友，便倍感亲切。仅我到江西这年把时间，通过外
调来找我写证明材料的不算，直接找到我的这三位同志基本上都是这种遭
遇。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其经历之艰苦曲折，情况之错综复杂，由此可
见一斑。
经过一年的审查，在1970 年秋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恢复了我的公民权（没
有恢复党的生活）。这时，原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老红军刘俊秀，被结合
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他邀我去井冈山参加老干部学习班，并要我
在班上介绍一下当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经过。
我事前准备了讲话稿，于9 月中旬欣然前往。这个学习班有130 多名老
干部参加，其中有30 多位是我的老熟人。大家劫后重逢，感到格外亲切。我
的发言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这件事被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知道了，他
认为让我参加这个学习班并讲有关党史、军史方面的问题不合适，就直接打
来电话进行干预。但这时我已经讲完了。
为此，刘俊秀挨了三次批评。当时我所讲的内容，后来都写进《朱毛红
军侧记》一书，完全是史实。程世清之所以要横加干预，想来他是省委书记
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很需要表现一下“造反有理”的精神。
我虽然还在受审查，但有同情我的人。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
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利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
的手法，发动突然袭击，加紧抢班夺权。毛主席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在全
国普遍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给林彪一伙以沉重打击。
从那时起，我的政治待遇有了改善，军代表小组常通知我到校部去看文
件， 14 华里的路，上坡下坡，走走歇歇，一般要两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军
代表考虑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同时为了安全起见，便派出唯一的一辆
“华沙”轿车接我去看文件，组织上的关心照顾，既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
不安。因为那时农垦部的领导干部还有好些人没有“解放”，我个人虽“解
放”了，仍显得有点不大自如。
后来，我搬到山下广播站附近住。连队盖起新房子后，其他各户陆续也
搬了。我被安排到离新丰大队两华里、与校部隔河相望的2 连住，以利于参
加政治生活。
1971 年9 月，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传到干校，我深为党
和国家、军队感到庆幸。正所谓“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如今这个庆父式
的人物还没等到人民起来除他，竟可耻地自毙于异国他乡，真是“多行不义
必自毙”。然而，下一步情况会是怎样呢？我和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听传达。
大约是10 月上旬，副军代表张致敬、校革委会主任李更新等从北京回
来，带来了中央有关文件。干校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我也被扩大
进去，并在会上发了言，会后我向中央专案组写了揭发批判林彪的材料。1972
年5 月我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我写的那份揭发批判材料，与朱德、
聂荣臻等的揭发材料被列为7 个主要材料之一，在党内公布。
不久，在于校范围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