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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成就所显示的那种真正的创造性思维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动力学方面。这就是它那富有特征的大胆冒险精神和勇气。如果这些词语在这里不是十分贴切的话，那么，当我们想到一个胆怯的小孩与一个勇敢的小孩之间的差异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胆怯的小孩必须紧紧地倚靠着他的母亲，因为母亲代表者安全、熟悉和保护；而较为大胆的小孩则不然，他们往往更加自由地去冒险，能够远远地走出家门。那种与胆怯地紧抱着母亲相似的思维过程就是胆怯地抱住习惯不放。一个大胆的思想家——这种说法几乎是多余的，就象说“一个思想着的思想家”一样——在冒险越出安全熟悉的港口时必须能够突破Einstellung＇调整＇，能够摆脱过去，摆脱习惯，期待，学习，惯例和习俗、摆脱焦虑不安的情绪。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人的观点是通过模仿或依靠权威人士的建议而形成的。这类实例比比皆是，它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陈规化结论。它们一般都被看成是健康人性中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是表现了某种轻微的心理病症，或者某种与之非常接近的东西，这也许更为确切一些。当牵涉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一类观点主要就成为一些过分焦虑不安、过分传统化的和过于懒惰的人（一些没有主见的，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的人，不相信自己观点的人）对一种没有组织结构的情景的反应，而这种情景没有固定的参照系。
在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中，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多半都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总爱斜着眼睛别人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以便我们自己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显而易见，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结论并不是由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而是一些从别人那里拣来的陈规化结论，我们相信别人胜过了相信自己。
这样一种认识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教育何以远远不能达到其预定目的。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几乎从不努力去让人学会直接观察现实，相反，却让人戴上一副预先造好的完整的眼镜，借此去观察世界的每一个方面，确定应该相信什么，应该喜欢什幺，应该赞同什么，应该感到什么有罪。一个人的个性很少能够得那充分的发挥，也很少有人鼓励他鼓起勇气，以自已特有的方式去看待现实，破除迷信。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高等教育中，各种陈规化倾向也触目皆是，我们可以在大学的课程表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在这些课程表中，不管一门课涉及到怎样变化不定，难以言说和神秘莫测的现实，都被一视同仁地安排为三个学分，而且更为奇巧的是，这些课都不多不少正好上十五周。它们就象橘子一样被齐一地分为彼此不同，互相排斥的门类。这类标签不是从现实中得来的，相反，它们是被强加到现实上去的。现在开始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平行教育制度”，或者可以称为人文教育，这种教育制度旨在纠正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端。
所有这些都再明显不过了．但对此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不那么清楚了。许多人在考察了标签化思维之后都极力推荐这样一个措施，这就是让学生逐渐摆脱标签的束缚，学会去关心那些新鲜的经验和那些特殊具体的现实。在这点上，怀特海说得很对：我个人对传统的教育方法的批评就是，它们过分关心思想的分析活动以及公式化信息的获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本应去加强那种对个别事实进行具体评价的习惯，但我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注意不到这些个别事实中出现的各种价值之间充分的相互作用，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各种抽象的阵述，而这些抽象的陈述却完全忽略了不同价值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
目前我们的教育把以下两者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对少数几个抽象概念进行透彻的研究。另一方而对其余大量的抽象概念的研究则相对减少了一些。我们的教育程序过于迁腐了。学校的普通训练按理应该引导年轻人对事物进行具体把握，应该满足他们做具体事情的热望。在这里当然也离不开分析，但这种分析只要描述出各个不同领域中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就足够了。在伊甸园里，正当是先看见动物，然后再给它们命名的，而在我们的传统制度中却与此相反，儿童先给动物命名，然后才看见它们。
这样的专业训练只能触及到教育的一个方面，而这一方面的重心在理智上，其主要工具是印刷成文的书籍。但专业训练显然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一方面的重心应该落在直觉上，应该避免与整体环境的分离，其目标是尽可能少地对整体进行分割，而去对整体进行直接把握。现在我们最需要的那种一般性，就是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进行直接评价。（475，284…286）
人们都普遍承认，理论的建立意味着选择和拒斥，而这又意味着，我们必须期待一种理论把世界的某种方面弄得清楚一些，而另一些方面则无须弄得那么清楚。大多数非整体论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一套一套的标签或门类。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人设计过一套所有现象都与之恰相熨贴的标签，疏漏的地方总是在所难免。有些现象介于各种标签之间，有些则好象可以同时归于好几个不同的标签。
而且，这种理论几乎向来就是吸引人的，因为它强调了现象的某些性质，认为这些性质比别的性质更为重要，或者至少是更值得注意。这样，所有这类理论，以及其它一些抽象概念都容易去除掉或忽略掉现象的某些性质，也就是说，容易遗漏掉部分真理。由于有这样一些选择和拒斥的原则，所有理论就难免仅仅对世界持一种部分的、独断的和偏颇的看法。这一切理论即使都结合在一起，也不能使我们对现象和世界得出一个完整的认识。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些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体会不到一种经验的全部主观丰富性，相反那些在艺术和情感方面十分敏感的人则常常能够体会到。很有可能我们所谓的神秘经验正是这种对特殊现象的所有特征进行充分掌握的绝好的和极端的表现。
通过对比，我们上面的这些考虑就揭示出了特殊化的个别经验的另外一个特点，这就是它的非抽象的特点。但这与戈尔德斯坦所说的具体并不是一回事。当一个大脑受损的人具体地行事的时候，他实际上并不能看到对象或经验的全部感官特征。他所看到的只是由这一特殊情景所决定的某一特征，而且他也只能看到这一特征，例如一瓶酒就是一瓶酒．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不可能是一种武器、装饰，不可能用来压纸或者灭火。如果我们把抽象活动定义为一种选择性注意，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注意到某一事件的无数特征中的一些而不及其余，那么，戈尔德斯坦的病人可以说都在进行抽象活动。
如此看来，把经验进行归类与具体评价经验、利用经验与欣赏经验，以一种方式对它们进行认知与以另一种方式对它们进行认知，在所有这些活动之间显然都存在着某种差异。在那些专业心理学家中间，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相反，那些研究神秘体验与宗教体验的学者们都众口一词地强调了这一点。例如，阿尔道斯·赫胥黎（Aldous Hurley）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的认识在形式上日益发展成概念性的，日益变得有系统起来，认识中那些与事实相关的功利的内容也骤然大增。但是人们原来的那种对事物进行直接把握的能力却会出现某种退化，人的直觉能力也会变得迟钝起来，甚至会荡然无存，这样一来，他所取得的那些收获就被抵销了。”（200，Ⅷ）。
但是，直接的欣赏评价并不是我们同自然的唯一关系，事实上，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它在我们与自然的所有关系中是最不紧迫的，因此我们不要因为理论和抽象概念有危险就对它们进行百般非难，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理论和抽象概念所提供的好处是巨大的，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从交流方面来看，从对世界的实际控制方面来看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有责任向各方面研究工作者提出规劝的话，我们或许要这样来提出我们的规劝；知识分子，科学家等人通常进行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他们的武器库中的唯一武器，如果他们牢牢记住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的认知活动无疑就会变得更加有力。的确，研究工作者的武器库中还有别的武器。如果说这些武器通常都被交给了诗人和艺术家的话，那是因为人们不懂得，这些遭到忽视的认知形式能够通向另一部分真实世界，而这一部分世界是那些一味地进行抽象活动的知识分子所看不到的。
而且，正如我们将在附录乙中所看到的，整体论的理论活动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理论活动中，事物并不是互相分离，彼此独立的。它们是完整的，都作为整体的一些方面而彼此关联，无一例外地包容在同一整体之中，如形影一般须臾不可或离，在各种不同层次上展现出一幅壮丽的图景。
语言与命名
语言主要是一种体验和传达命名性信息的绝好手段，亦即是一种标题化的手段。当然语言也企图界定和传达那些特殊具体的东西，但却常常由于其最终的理论目标而告失败①它在处理某特殊事物时最多就是赋予它一个名称，但名称毕竟不能描述或传达出这一事物，不过是给它贴上一个标签罢了。一个人要认识特殊事物就必须充分地体验它，而且必须亲身体验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是给经验命名也会给它罩上一层屏幕，使人不能进一步对它进行直接评价。例如，有一位教授一天与他艺术家的妻子漫步在一条乡间小道上。当他第一次看见一朵可爱的花时，他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