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化。
《回忆与思考》一书中，有很多地方叙述Г·К·朱可夫担任方面军司令员时的活动。读者可以从书中学到许多有益的知识。Г·К·朱可夫担任统帅的经验是非常丰富和多方面的。通过他的实践活动很容易看出，苏军统帅们英勇果敢、意志坚定，能够正确计划并组织军事行动，在主要方向上建立必要的兵力兵器优势，采用合围、割裂、分割等有效的进攻战役实施方法。
作者在书中描写了如何顽强地、英勇地防守斯大林格勒，以及尔后如何周密地计划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库尔斯克会战和其他进攻行动。这些章节将引起读者的很大兴趣。
《回忆与思考》一书无可非议的功绩在于，书中阐明了苏军高昂的士气以及政治思想因素对战斗行动的影响。作者是一个统帅，他象苏军统帅应当做的那样，高度评价了政治工作对于取得战役胜利的作用，以及培养军人对战斗和战役的进程和结局的责任感、对取得局部胜利和最终胜利的责任感的作用。全书都贯穿着高度评价苏联军人在战争年代的精神力量的思想。
《回忆与思考》一书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伟大卫国战争历史，而且是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作斗争的锐利武器。这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企图贬低苏军对于战胜法西斯德国作出的贡献。希特勒的高级将领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历史学家竭力贬低苏联军事学术和苏联指挥干部的活动。
Г·К·朱可夫令人信服地、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这种伎俩。他以大量事实揭示了苏联军事学术的长处和较之法西斯德国军事学术的不可争议的优越性。
Г·К·朱可夫的回忆录是一本爱国主义教科书，它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苏联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在履行爱国主义的军人天职时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了祖国的自由与独立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不惜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
有些书如同一日专刊，出版发行，找到读者，完成使命，便被忘却。而Г·К·朱可夫的书则有长时间的生命力，这是当之无愧的。正在走向生活的整个年轻的一代，将力求了解和思考苏联人民是怎样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的。在这本书及苏联其他军事首长的回忆录中，年轻的一代将能够获得对感兴趣问题的宝贵答案。
我试图以Г·К·朱可夫元帅书中的话来结束这个序言：
“我经常感到，人民需要我，而我永远有负于人民。如果考虑到人生的意义，这是最主要的。我的命运只是苏联人民共同命运的一个小小实例”。
只有把自己与人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才值得羡慕。这种人的生活和活动值得仿效。
苏联英雄、苏联元帅
А·М·华西列夫斯基
1977年9月24日
再版说明
《回忆与思考》在苏联先后出过三版。苏联于1969年2月出第一版，我国于1972年9月曾翻译出版。苏联于1974和1978年又先后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第一版全书共21章，近60万字。第三版全书共23章，并有А·М·华西列夫斯基写的序言，全书约65万字。新版增加了“最高统帅部’乙章，并把第一版的“从耶尔尼亚到列宁格勒”一章分成“肃清叶利尼亚突出部的敌人”和“列宁格勒保卫战”两章。其他章节也有增删。这次我们根据1978年第三版对全书重新进行了修订和补充。
《回忆与思考》一书是朱可夫的回忆录。作者在书中叙述了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特别是卫国战争期间的经历，同时提供了苏联建军作战，特别是苏联最高统帅部战时活动方面的重要资料，对我们研究、了解苏联军事思想、战略统率经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加本书第一版翻译校订工作的有：苏英、刘善继、王方仁、杨成林、姚宏德和王羊；参加第三版翻译校订的有高岚、高尚清、杨蔼仪、罗庆云、鲍世修、王剑、陈学惠和谢红军；本书地图由军事科学院绘图组绘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1983年8月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
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很难记清他一生中的一切。许多事情，特别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所能记住的只是那些不能忘掉的东西。
我于1896年11月19日（旧历）出生在卡卢加省斯特烈耳科夫卡村。我家住的房子座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旧，一个屋角已经陷进地面很深。墙壁和屋顶长满绿苔和青草。全家只有一间屋，开着两面窗户。
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人在什么年间盖的。听一些老年人说，那儿原来住着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为了弥补生活的孤寂，从孤儿院领回来一个两岁的男孩——我的父亲。我父亲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出来。我父亲自己后来也不想去打听自己的身世。只听说，他是在三个月的时候被妈妈丢在孤儿院门口，身上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没有人知道这位可怜的妇女，为什么要把孩子丢给孤儿院，恐怕她走这条路，也不会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为生活所迫。
父亲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他便到乌戈德厂村跟一位皮匠学手艺。他后来同我们讲起过，他学徒期间主要是干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等等。就这样学了三年，“满师”以后便到别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终于在那里的维义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维义斯还开着一家时髦的鞋店。
我知道的不详细，只听父亲讲过，1905年事变后，他和许多工人一道由于参加示威游行被工厂开除了，并被驱逐出莫斯科。从那时候起，直到1921年去世止，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就在奉村干皮匠活和农活。
我母亲叫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娜。她出生在邻村——黑泥庄一个很穷的人家。
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母亲三十五岁，父亲已经五十岁了。他们两人都是第二次结婚，都是在自己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
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不费劲地扛起五普特重一袋粮食走好远一段路。据说，她身强力壮，是因为她父亲——我外祖父阿尔乔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一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一把把马拉得蹲坐在地上。
由于家里太穷，父亲的皮匠活挣钱又少，母亲不得不外出帮人运送货物。每年春、夏和早秋季节，她在地里干活；晚秋，她就到县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替人把食品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的商人那里。运一趟，可得一个卢布到一个卢布零二十个戈比。这是多么微薄的工资啊！扣除马料、店钱、饭钱、修鞋钱等等，已经剩不下几个钱了。我想，乞丐讨到的说不定比这还要多些。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时候，贫农们就是这样的命啊。所以，妈妈毫无怨言地干。为了不挨饿，我们村的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干的。她们把很小的小孩丢给年迈的奶奶、爷爷照管，自己不顾道路泥泞，也不管天寒地冻，外出帮人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谢尔普霍夫等地运货。
我们村大多数农民生活都很苦。他们的地又少又瘠薄。田间劳动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们来干。男人们则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活。但他们也挣不了多少钱，很少有人口袋里装着许多钱回村来。
当然，我们村里也有富裕的农民——富农。他们生活得不坏：住的是宽敞舒适的房屋，院子里牛、羊、鸡、鸭成群，粮仓里堆满了米和面。这些人家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进最好的学校。我们村的贫农基本上都是为这些人干活，但报酬极其微薄，有时给点粮食，有时给点饲料，有时只给点种子。
我们这些贫农家孩子，都看见过妈妈们日子过得多么困难。每当她们流泪时，我们心里也十分难过。而每当她们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给我们带点小面包圈或甜饼干时，我们又是何等地高兴啊！如果是在过圣诞节或者是过复活节时，能积点钱给我们买大馅饼，那我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在我满五岁、姐姐玛莎七岁那年，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叫阿列克谢。他很瘦，大家部担心他活不长。妈妈一边哭一边说：
“孩子怎么长得胖呢？光靠水和面包行吗？”
妈妈产后几个月，又决定进城去挣钱。邻居们都劝她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还很瘦弱，很需要吃妈妈的奶。但是，饥饿威胁着全家，妈妈不得不走，只好把阿列克谢交给我们照看。结果，他没有活多久，不到一岁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们把他葬在乌戈德厂公墓。我和姐姐都为阿列克谢的死感到悲痛，更不用说爸爸和妈妈了。我们常去看看他的墓。
那一年我们家还遭了另一场灾难：屋顶因年久失修倒塌下来。
父亲说：“必须离开这里，不然我们都会被砸死。现在天气暖和，我们住到草棚里去，至于以后，到时再说。说不定，能找到一个澡堂或者茅屋让我们住。”
记得母亲当时哭了。她对我们说：
“孩子们，没有法呀，搬吧，所有的破烂东西都往草棚里搬。”
父亲砌好了一眼小灶。我们想尽办法在草棚子里安好了家。
父亲的朋友们都到“新居”来看望他，同他开玩笑说：
“康斯坦丁，怎么，你没有把灶王爷供好吧，他怎么撵你了？”
父亲说：“怎么没供好？要是供得不好，他早就把我们砸死了。”
我们的邻居、父亲的好友纳扎雷奇问道：“打算怎么办？”
“还想不出办法来……”
母亲插嘴道：“有什么可想的。把母牛牵去卖了，再用这笔钱买木料。一眨眼工夫夏天就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