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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邻居、父亲的好友纳扎雷奇问道：“打算怎么办？”
“还想不出办法来……”
母亲插嘴道：“有什么可想的。把母牛牵去卖了，再用这笔钱买木料。一眨眼工夫夏天就过去了，冬天怎么盖房子？”
大伙都嚷开了：“乌斯季妮娅说得对呀！”
父亲说：“对是对呀，但一头母牛是不够的。除它以外，我们家再就只有一匹老马了。”
但是，谁也没有接这个话茬。大伙都知道，这样一来，我们家往后的日子可就更加困难了。
过了些时候，父亲很便宜地，而且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到一间小房架。邻居们帮忙把它运来，不到11月就把房子盖好了。是用干草盖的顶。
妈妈说：“没有什么，就这样住吧。等我们有了钱，再盖好的。”
这所房子从外表看，就比别人家的要差些。门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安的是破玻璃。但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冬天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暖和的藏身之地了。至于挤，俗话说：宁受挤，不受气呀！
1902年秋天，我已七岁了。这年冬天来得早，我们家的日子十分困难。年成不好，家里的粮食只够吃到12月中旬。父母亲挣来的钱只够买面包、盐和还债。谢谢邻居们，他们有时给我们送点菜汤和粥。农村中这样的互助是常有的，这确实是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俄罗斯人友好团结的传统。
开春了，情况有些好转，因为偶尔可以在奥古勃梁卡河和普罗特瓦河里捉到鱼。奥古勃梁卡是条小河，水很浅，水上长满了绿藻。这条河发源于科斯廷卡村上方靠近博罗斯基村的地方，由几条小溪汇合而成。这里有几个地方水很深，藏着大鱼。奥古勃粱卡河流经我们村和相邻的奥古勃村这一段，有很多鳊鱼、鲈鱼和冬穴鱼。我们主要是用篮子兜。碰上好运气，捉的鱼多，我就送些给邻居们，答谢他们的菜汤和粥。
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喜欢到米哈列夫山间的普罗特瓦河去捉鱼。到那里去的路，要穿过一段茂密的椴树丛和一片奇异的桦树林。林子里长着不少的草莓和野杨梅，夏末季节，遍地都是蘑菇。附近的农民都到林子里来剥树皮做鞋，我们把这种鞋叫做“出门穿的方格鞋”。
现在，这些树林都不见了，被德国占领军砍光了。卫国战争以后，集体农庄把这块地开垦为耕地了。
夏季的一天，父亲对我说：
“呃，叶戈尔，你快七岁了，该干点活了。我象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顶一个大人干活了。明天我们去割草，你带上耙子，和玛莎一起摊草、晒草和垛草。”
我很喜欢割草，大人也常常带我去。但是，这一次可就不同了，不象从前那样只是为了玩。我很自豪，现在我已经参加劳动了，已经成了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一路上见到我同年的小伙伴们，也都拿着耙子坐在大车上。
我干活很卖劲，听到大人们的夸奖就更高兴了。大概是用力过猛，两个手掌很快都起了血泡。我怕说出来丢脸，就一直坚持干下去。最后，血泡破了，我不能再耙了。
父亲对我说：“没关系，会好的。”他用破布把我两手包扎好。
好几天我都不能用耙子，只能帮姐姐抱草和垛草。孩子们都笑我。但过不了几天以后，我又参加了割草的行列，而且干得不比他们差。
割麦季节到了。妈妈对我说：
“孩子，你要学学割麦子。我在城里给你买了一把新镰刀。明天早晨我们就去割黑麦。”
割麦开头进展得不坏，但很快我又倒霉了。为了想眩耀一下自己，我抢着往前赶，结果镰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妈妈吓坏了，我也很害怕。我们的邻居普拉斯柯维娅大婶当时正在旁边，她摘了一片车前草的叶子贴在我手指上，并用一条破布紧紧地包扎好。
这件事过去多少年了，但左手小拇指上至今还留下一块伤疤，使我想起在农业战线上的出师不利。……
很快，一个紧张的夏季过去了。我已经学会做一些农活，身体也锻炼得结实了。
1903年的秋季来临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同年的孩子们都在准备上学，我也在准备。我借姐姐的书学认字。这年秋季，我们村还有五个孩子该上学，其中包括我的最好的朋友列什卡·科洛特尔内。“科洛特尔内”是他的外号，他的真姓是朱可夫。我们村共有五家姓朱可夫的。为了便于区别，人们就加上母亲的名字来叫：把我们叫做乌斯季妮娅家朱可夫，把另一家叫做阿夫多季娅家末可夫，把第三家叫做塔季扬娜家朱可夫……
我们要进的是一所教会小学，位于维利奇科沃村，距离我们村一公里半。附近四个村——雷科沃村、维利奇科沃村、斯特烈耳科夫卡村和奥古勃村——的孩子都在那里学习。
有些孩子洋洋得意地背着父母替他们买的背囊式书包。我和列什卡背的不是那样的书包，而是用粗麻布缝的布袋。我对妈妈说，讨饭的才背这种袋子，我不背它上学。
“等我和爸爸挣到钱时，一定给你买个背包，现在你还是背着它上学去。”
第一天，是姐姐玛莎领我去上学的。她当时已经上二年级了。我们班一共十五个男生，十三个女生。
老师和我们认识一下以后，就给我们安排座位。女生坐在左边一行，男生坐在右边一行。我很想同列什卡坐在一起。但老师说不行，因为列什卡一个字母还不识，而且他长得又矮。结果，他坐在第一排，我则坐在最后一排。列什卡对我说，他将努力很快学会所有的字母，这样我们两人就一定能坐在一起。但是，他却一直做不到这一点。列什卡经常是学得较差的一个。他常常因为功课不好，放学以后还要留下来补课。但列什卡是个很少见的老实孩子，他从不抱怨老师。
我们的老师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他教书很有经验，为人又好。他从不无缘无故惩罚人，从不提高嗓门训学生同学们很尊重他，听他的话。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父亲是个安详而善良的老人。他是个牧师，在我们学校里教《神学》。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兄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医生都是无神论者，他们上教堂仅仅是为了礼貌。他们哥俩都参加了教堂合唱团。我和列什卡的嗓子好，我们两人也都被吸收到学校的合唱队。
我们村的孩子们升二年级时，成绩都很好，只有列什卡一人留级，虽然我们大家都帮助过他，但他的《神学》课还是考了两分。
我姐姐学习也不好，在二年级留级一年。父亲和母亲决定不再让她上学了，要她留在家里做家务事。玛莎伤心大哭，申辩说她没有过错：她之所以留级，是因为妈妈外出拉脚，让她留在家里照看阿列克谢而缺课太多的缘故。我也帮着姐姐说，人家父母也干活，也外出拉脚，但谁也没有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而且姐姐的友们都继续上学。最后，妈妈终于同意姐姐继续上学。玛莎满意了，我也为她高兴。
我们很可怜妈妈。我和姐姐幼小的心灵已能理解到妈妈很苦。父亲当时在莫斯科做工，但寄钱回来的次数很少，每次寄的钱数也很少。以前，他每个月能给母亲寄两、三个卢布，而后来一次只能寄一个卢布，有时甚至还要少。邻居们说，不只我父亲是这样，别的在莫斯科做工的人挣钱也都少了。
记得，1904年底，父亲回家了。我和姐姐高兴极了，满心盼着他能从莫斯科给我们带些好吃的回来。
但是，父亲说，这次他什么东西也没法带。他是直接从医院回来的，他在那里割了阑尾，手术后又住了二十天医院，钱都花光了，连回家的车票还是向人借钱买的。
村里人都很尊敬我父亲，都爱听他的意见。通常，村里大小集会上，最后的结论都是由他来做。我很爱我的父亲，他也很喜欢我。但是，父亲有时也会因为某一过错而严厉地惩罚我，甚至用皮带（他做鞋活时用的皮带）打我，要我求饶。可是，我很固执，任他怎么打，也不求饶。
有一次，他又抽打我，我就从家里逃跑了，在一个邻居的大麻地里躲了三天三夜。除姐姐外，谁也不知道我躲在那儿。我和她讲好了，让她不要告诉人，并给我送饭。人们到处找我，但我隐藏得很好。后来，那位邻居无意中发现了我，就把我领回家。父亲还特意对我说，他以后不打我了，原谅我了。
记得那天父亲情绪很好，领着我上茶馆。茶馆在邻近的奥古勃村。茶馆老板叫尼基福尔·库拉金，是个土财主，他卖各种食品杂货。农夫们和青年们都爱到茶馆里喝茶，因为可以在那里谈谈新闻，赌赌“罗托”，打打扑克，有事没事喝上两杯。
我很喜欢去茶馆喝茶，坐在成年人中间，听听他们谈论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种种有趣的掌故。我对父亲说，以后我经常跟他来听听人们的各种谈论。
我的教母的一个亲兄弟，叫普罗霍尔，在这家茶馆里当跑堂的，他有一条腿不怎么好，人们就叫他瘸子普罗什卡。普罗霍尔虽然腿瘸，却非常喜爱打猎。夏天，他打野鸭；冬天就打野兔。那时，我们那里野鸭、野兔特别多。
普罗霍尔常带我去打猎。打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每当他打着我赶出来的兔子时，我特别高兴。打野鸭都是到奥古勃梁卡河或者湖区去。一般说来，普罗霍尔总是百发百中。我的任务就是下水拾鸭子。
我至今还非常喜爱打猎。这可能与普罗霍尔在我童年时就培养我打猎的兴趣有关。
父亲很快又动身去莫斯科了。临行前，他告诉母亲，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经常举行罢工，因为失业和残酷的剥削叫人活不下去。
母亲说：“孩子他爹，你不要多管闲事。不然，宪兵会把你流放到连放牛都没人肯去的地方。”
“我们是工人。大家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