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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名无姓的死难者的遗体，后经查证：5号是外逃的副统帅林彪；8号是他的妻子、林办主任叶群；2号是林、叶的儿子“老虎”林立果，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3号是他们的死党刘沛丰，空司办公室副处长。其他遗体，1号是林彪的专车司机杨振刚；4号是机组空勤特设机械师邰起良；6号是机组空勤机械师张延奎；7号是机组空勤主管机械师李平；9号是机长、驾驶员潘景寅，时任空军专机师副政委。
最后的告别
将近12时半，安葬处理完毕，许大使和小沈同蒙方主要官员先回温都尔汗。
我和小王又驱车回现场，进行测量和补充拍照。国内发来的指示电报，一再强调要拍照作证，看来国内肯定要进行仔细研究，况且飞机尚不能排除被击落的可能性，我和小王都有这样的意识，在现场务必把第一手资料尽可能收集齐全。可是，除了机翼上那个大洞之外，哪些残骸是有力的证据呢？在缺乏应有的空难知识的情况下，只有不漏掉任何一个较大的残骸碎片，并测量其相互距离，按方位和距离把它们串连在一起，争取绘成一张像样的现场示意图，才能对国内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们从飞机擦地着陆处开始，沿中轴线南行。蒙方陪同人员没有紧跟我们，而是在机头残骸附近，远远注视我们的行动。由于除了指北针以外，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只好在确定南北方位后，以大块飞机残骸做标志，三步相当于两米，一路跨步测量。我在50年代曾学过场地简易测绘，现在派上用场了。小王没有学过这种测量方法，但他领会和掌握很快，因此我们进展顺利，纵和横的结合点，几乎不需要做什么修正。与此同时，我又将昨天已拍照过的大块残骸，重新定点拍照，小王记下所拍物件的名称、距离和方位，以及胶卷的编号。我为自己50年代迷上了摄影技术而感到自慰，今天总算“一显身手”了。也感谢国内发给“莱卡Ⅲ型”（当时联邦德国最新式的）这样高级的照相机，这次充分发挥了作用，共拍摄了七个胶卷。加上小沈拍摄的三个胶卷，共有三百五十多张照片，留下了历史性的见证。
后来听中央专案组的同志说，现场步测示意图和这些照片，对中央同志了解情况，以及空军专家组分析判断飞机坠毁原因，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什么能比自己的工作成果得到承认，得到肯定，得到褒奖，更令人高兴呢？我感到可惜的是，使馆没有配备电影摄影机，否则，拍上一部电影纪录片该多么有价值！
我们步测走到昨天察看的那堆什物旁，小王指着两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说：“咦，怎么昨天没见这两个包？”我问蒙方陪同人员，得到的回答是昨天就放在这里。我俯身察看，一个是扁平的工具包，装的是扳手、钳子、螺丝刀等修理工具；另一个是机关人员用的文件包，拉链没有完全拉开，里面也有一些工具类东西，但其中有一把手枪，还有一支像是昨天见过的微型冲锋枪。这样一来，在现场发现的手枪已有七支，微型冲锋枪两支。因为急于向机头方向步测，对这两个包没有打开细看，只各拍了一张照片。在机头残骸附近，着重察看和补拍了有“民航”字样那截机翼的大洞。并到二百米以外草丛中，拍照了那个一点损伤痕迹也没有的飞机轮胎。
工作完毕已到下午2时，登上汽车，开向现场以西的慢坡，我让司机折往埋葬死难者的墓地。我和小王来到墓前，望着一堆黄沙土的新坟和1至9号的木牌，肃穆地站了一会儿，心中默念：“来跟你们最后告别了。”坟堆得扁平，土不够高，我跟小王说：“最好明年春天，咱们能来培培土。”小王点头并补充了一句：“听说这里野狼很多，可别让它们把坟扒了。”
汽车向南开去，我探头车窗外，往回又看了一眼那明晃晃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导流锥。
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极度紧张后的疲劳重重袭来。来现场前的9月14日夜，我没有睡好，9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由于举行第一轮会谈，睡了不到4个小时。为了抵御困倦，我这个从来不抽烟的人，在车上猛抽了两支中华烟，然而仍然支持不住，尽管汽车颠簸得厉害，也不由得昏昏入睡。一觉醒来，已到了克鲁伦旅馆的门口。
第十章 “军”抑“民”彻夜争论
我看了蒙方起草的《纪要》稿子，感到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他们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安排我们进行视察和善后处理，但在《纪要》上却要写上中国的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没有外来影响而坠毁这些文字，目的无非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正可借此推卸责任。
双方第一、二轮会谈
温都尔汗坐落在肯特省南部广大而平坦的草原上，傍近克鲁伦河边，城市居民有1万余人，半定居半放牧，建筑物多是平房和蒙古包，但也有一些低层楼房，像我国内蒙古牧区一个旗的中心。我们所住的克鲁伦旅馆是新建的两层楼房，屋里摆着捷克斯洛伐克高档家具，铺着苏联化纤地毯，生活器皿也较讲究。但是，由于建筑用木材未经烘烤干燥，墙壁和地板凹凸不平，门窗也关不严实，冷风从手指宽的缝里一个劲往屋里吹。吃的主要是羊肉，做得半生不熟，膻味挺大，我和小沈、小王还能适应，对于刚来蒙古二十多天的许大使，就有些困难了。
我们同蒙方的会谈已进行了两轮。第一轮是9月16日凌晨，首次视察现场返回晚餐之后。第二轮是16日上午11时许，在现场安葬死难者的间隙。
第一轮会谈，于16日零时25分至3时举行，蒙方出席的有桑加上校、高陶布司长、古尔斯德专员及所有参加视察现场的成员，我方参加的有许大使、小沈、小王和我。主题是讨论如何制定文件反映双方视察现场和安葬遇难人员的情况。
首先，桑加上校讲，蒙方认为至少需要三种文件来证明这件事：第一个是双方调查现场情况的纪要，第二个是卫生组关于死难者尸体检查情况的纪要，第三个是死难者入葬问题的纪要。然后，他着重说明第一个文件的写法。内容包括7点，其中第一点表明飞机失事的情况，讲述9月13日凌晨现场附近居民所见。他说，该日凌晨两点半左右，贝尔赫萤石矿值夜班工人，听到一声很响的爆炸声，随即发现东南方远处有一片大火，他连忙把人唤醒，分乘两辆卡车奔赴火场。因为按蒙古政府规定，无论谁发现草场着火，都必须立即设法扑灭，否则要受处罚。工人们抵达火场时火势尚猛，透过火墙看到了遇难的飞机，他们一面扑火，一面派人向温都尔汗报告。伊德尔莫格县的牧民们，看到距该县中心不远的巴音汗山东北燃起了野火，也很快赶来了，同工人们一齐协力把火扑灭，这时才看到了躺着的九具尸体。省里来人时天已快亮了，立即调公安部队看守现场，并报告乌兰巴托。
许大使问：“附近居民是否听到飞机轰鸣声？是否看到空中着火的物体？”回答：“都没有听到和看到。”
接着，桑加上校讲文件第二点关于飞机失事原因。他说：“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出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而发生爆炸而失事。”他强调：“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9月13日2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情况。”
关于文件第三至第六点，是说明飞机型号、残骸、死难者尸体及遗物等情况。第七点，关于飞机的性质。桑加强调“这是一架有中国民航标记的为军事服务的乘有军事人员的飞机”，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要竖立墓碑需要这样写。
二十八
高陶布谈第二个文件的写法。强调这是“有中国民航标记的飞机，内乘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死亡，双方观察不经解剖只从外表来确定死亡原因的纪要”。
许大使表示：“在现场时，我同意不必解剖，就是说这几个人因为飞机失事身亡，双方同意不必解剖。”
卫生组负责人桑加道尔吉补充高陶布的意见说：“因为不解剖，所以要把每个死者的情况写下来。”
许大使说：“我们同意这些人是在飞机失事时死亡的，不必解剖，每个死者的情况也没有必要详细写。”
桑加谈第三个文件即“安葬飞机失事死难者”的写法。建议安葬死难者之后详细讨论。高陶布接着问，文件制定后怎么签字？许大使表示可以用换文的方式。
最后，许大使要求将死难者遗物和飞机上的文件开列清单，一并移交中方带回国去。高陶布说，遗物基本都在现场，我方没有拿到更多东西，有些东西怕雨淋湿，由地方上保管着，至于移交问题，这次没有得到授权。许大使表示明白他的意思，回乌兰巴托再谈也可以。
第二轮会谈，是9月16日上午11时，在墓地旁的大轿车中举行，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桑加念蒙方起草的关于安葬死难者的纪要稿子，序言强调这架“三叉戟1E”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驾驶的，在苏布拉嘎盆地失事。纪要内容讲安葬地点、如何装棺入土、参加安葬的双方人员姓名。他不再提这架飞机是“有中国民航标记的”。许大使听后只表示，这个文件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简单一些，没有就分歧点展开讨论。
蒙方提出《会谈纪要》稿子
9月16日下午，我和小王在现场步测拍照完毕，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点多钟，抓紧时间美美地睡了一觉。晚饭后将近10时，古尔斯德送来蒙方起草的第一、第三纪要稿子，看来第二个纪要他们不打算搞了。小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