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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下午，我和小王在现场步测拍照完毕，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点多钟，抓紧时间美美地睡了一觉。晚饭后将近10时，古尔斯德送来蒙方起草的第一、第三纪要稿子，看来第二个纪要他们不打算搞了。小沈、小王同志顾不上劳累和困倦，紧张地进行翻译。译完已经午夜时分，随即开会进行研究。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小沈把收音机打开。
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稿子，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按：后来古尔斯德口头通知“2时左右”改为“凌晨”）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深入领空，在东经111°14′35″、北纬47°42′20″（蒙方后来更正为东经111°15′、北纬47°42′），即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失事。蒙古方面：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桑加上校，外交部司长高陶布，外交部工作人员古尔斯德，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法律专家达希泽伯格，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法医莫尤，卫生组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卓乃大夫，肯特省检察长乌尔金道尔吉，和中国方面：中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许文益，二等秘书孙一先，译员沈庆沂、王中远，于1971年9月15日和16日通过共同在现场进行的调查，确立如下几点：
1。9月13日2时左右，苏布拉嘎盆地发生火灾，当地人员前往灭火，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失事，在800米×200米的面积上，燃烧着飞机残骸及周围的茅草，扑灭后向有关部门报告了失事飞机的情况。
观察飞机失事的情况，从最初着陆的地方强烈擦地，从29米起着火，又21米起机身部分破碎，并向周围散落。从第一个点开始到二三百米处有标着“……56”号码的机翼部分、三连靠背座位两个，在500米处留下了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有喷气发动机（按：飞机尾部残骸实际上已没有喷气发动机，当时我方不知道）、编有“256”号码的飞机尾部，在东边约五十米处，作为失事要害的头部已完全烧毁，金属熔化、凝结。
2。该机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着用腹部着陆时，左翼（按：在会谈中我方提出，根据现场调查应为右翼，蒙方确认为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此发生爆炸而失事。
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9月13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五十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
3。失事飞机是装有英国制“三叉戟…1E”型喷气发动机的用于远程飞行的客货机。
4。除失事飞机主身、机翼、尾部、发动机之外，没有留下完整的东西，完全损坏，不能使用。
在这架飞机上除九名遇难者的遗体外，没有发现装有其他货物的痕迹。
5。从飞机失事地点找到八男一女共九人的尸体，从外表看死亡的情况，都是由于飞机爆炸烧灼皮肤和骨头，头部损坏，手腿折断，除一人的皮夹克没有烧毁外，其他人的所有衣服全部烧毁，赤身被抛到不同的距离死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提出建议，死者是由于飞机失事而死亡是清楚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解剖。因此双方商定不进行法医解剖而埋葬。
死者的脸形已分辨不清，从烧毁衣服的特征、周围的武器、某些死者身上没烧毁而留下的手枪套、子弹带和从失事地点找到的某些证件来看，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
6。在失事地点有：手枪7支、自动枪1支（按：实际上是两支），有的已烧毁，子弹43发，枪套8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5元券1张、10元券6张，共65元，烧了一半和完整留下的军服、床上用品、椅套、书籍本子、手表等东西。其中有些东西由地方有关部门保管着。
7。这些迹象证明，失事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人员使用的。
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 中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
桑加上校 许文益
1971年9月16日
于温都尔汗
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的纪要》稿子，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1971年9月13日夜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于同日夜2时在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试图降落时失事的“三叉戟…1E”型飞机旁九人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
1。九人遗体于1971年9月16日11时安葬在距失事地点西1。1公里的无名高地的东坡，东经111°17′40″， 北纬47°41′20″。
2。将死者逐个装入木头棺材，并排合葬在一个1。5米深的大墓穴里。由于没有得到了解他们姓名的具体材料，在墓上竖有1—9号的木牌。
3。参加安葬遇难人员的，蒙古方面有（人员名单同前一纪要），中国方面有（人员名单同前一纪要）。
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 中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
桑加上校 许文益
1971年9月16日
于温都尔汗
第三轮会谈，我方提出修改意见
我看了蒙方起草的《纪要》稿子，感到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他们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安排我们进行视察和善后处理，但在《纪要》上却要写上中国的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没有外来影响而坠毁这些文字，目的无非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正可借此推卸责任。这是会谈的要害所在。由于我们的惟一根据是国内的来电，看了现场之后，更加确认这完全是一架中国民航飞机，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空中小姐”看上去年岁大了一些，估计是专机的需要。当时，我们每人脑子里都有些问号，但是谁也没有讲出来。小王看到林立果的出入证，曾联想到是否“林副统帅”的儿子，因为他在北大外语系上学时，知道林立果是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文革”开始时辍学离开北大。但是，他考虑天下重名者很多，讲错了担不起责任，就闷在肚子里。这种心理状态，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炼的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当然他当时如果讲出来，视察现场可能进一步发现一些问题，对尸体和文件可能观察更为仔细。但是，他不讲也是无可非议的。
二十九
我向许大使讲了自己的感觉。许大使讲，蒙方在处理死者遗体入殓和安葬方面的确是友好合作的，《纪要》也没有像额尔敦比列格那样把我机说成是“侵犯”或“入侵”蒙古国境，而改用“进入”一词。但是，他们强调“军事人员驾驶的”、“军事人员乘坐的”，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无非是想在政治上捞到些有利的东西，这我们不能迁就，必须按中央指示精神，坚持“民航飞机误入蒙境”的立场，进行说理斗争。至于飞机是否是被击伤而坠落，因证据不足，应该实事求是慎重对待。
在讨论中，集中研究了会谈的对策，决定在暂不追究飞机坠毁原因的前提下，争取达成协议，写出可以接受的《纪要》，以便把死难者的遗物接收过来（视察开始前蒙方提出，现场物品只看不取，死难者遗物待双方会谈结束后移交，我方同意）。但是，在飞机的属性上，蒙方居心叵测，一场“民”字和“军”字之争看来难以避免。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方对蒙方起草的第一个文件《现场调查纪要》稿子，提了九点修改意见。
第三轮会谈开始，已是9月17日凌晨4时25分，我们又是一夜未眠。
双方坐定，许大使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和蒙方人员的友好协助，使现场视察和死者安葬工作顺利完成，表示深切谢意。接着，他对蒙方起草的稿子提出了我方九点修改意见：
第一点，在序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一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改成“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第二点，主要在文字的叙述方法上做些修改，不用“确立”字样，而用“叙述”，把“确立如下几点”改为“情况叙述如下”。
第三点，在第一条最后加上“在东面二十余米处有损坏的机翼，上面有‘民航’二字”。
第四点，第二条开头一句改成：“该机由于不明之原因，在降低飞行，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引起爆炸失事。”
第五点，第二条最后（气象情况）与现场调查没有关系，无必要写。如蒙方认为要写，则应加上“根据蒙古方面提供的材料说……”。
第六点，第五条第二段，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同意九名人员死亡是由于飞机失事造成的，所以双方同意没有必要进行解剖。双方同意不进行法医解剖而进行埋葬”。
第七点，第五条第三段，内容跟第六条有重复，第六条讲了子弹多少，枪支多少，都讲了，其最后一句“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可放到第七条后改写。
第八点，把第七条改写为“这一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第九点，把第六条最后一句改为第八条，即“因飞机失事死亡的九名人员的遗物和机上的文件、资料，有的在现场，有的由蒙古方面有关部门保管着，应列具清单作为本纪要的附件。中国方面要求蒙方将这些遗物、文件、材料交还中国。双方同意就此问题继续商谈”。
另外，建议把现场示意图作为附件给我们一份。
许大使对第二个文件《遇难人员安葬的纪要》，建议在开头序言部分加上蒙方的友好协助，认为可以这样改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