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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现在不讲是什么人，只讲是九名中国公民。
许：飞机是中国民航，孙秘书还做了解释。我认为第一个文件达成一致了，第二个文件自然解决了。我建议到乌兰巴托继续谈。在蒙方的协助下，遗体很好处理了。为使双方满意，暂且不急，到乌市继续商谈。你们如果同意，就这么办。
高（带威胁地高声说）：为尊重死者，我们应该有个文件，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自己在上面签字。
许：那也可以，你们签了字送给我们，我们注意这件事就可以了。
桑：我们单方面签字，是否要把中方人员的名字也写上？
许（带讥讽地说）：如果在你们国家这样做合适的话，我不反对。
高（蛮横的命令式口吻）：我们签字，你们在场。
孙（气愤地高声说）：你们单方面签字，不能代表我们，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场。
许（仍然非常沉着地说）：我建议不要急，争取双方满意地解决。
高：我不明白有什么不满意的。
许：至今你们还不同意是民航飞机。
高：现在我们提出最后意见，序言还是按原来的写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驾驶的飞机……”，我们单方面签字。
许：我刚才讲了，如果在蒙古这样做是合适的话，我不反对。
高（感到了许大使的讥讽，蛮横地回答）：在我们这个小范围就可以决定，我们单方面签字。
桑：我们欢迎中国同志在场。我们单方面签了字，并注明中方拒绝签字。
许（仍然沉着冷静地说）：我们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你们是否认为承认中国民航飞机是不合法的？我建议改为“载有中国公民的中国民航飞机，在……失事”，这样行不行？
桑（对着高陶布问）：就这样结束吗？
许（做最后的争取）：到乌兰巴托以后继续商量。
高（把手一挥）：我们拿去打字，单方面签字，并结束这一工作。
许（努力缓和气氛）：我们这几天合作得很好，就是在文字理解上有分歧。我是很愿意取得一致共同签字的。
高：我们也是为了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
许： 我想个别的办法，可以在上面写我们的修改意见，在“有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的地方你们加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签字。不要因为写法不一样，就阻碍签字。
桑：还是你们加注解比较好，我们坚持原来的写法。
许：我想上校同志理解我的心意，我是愿意在上面签字的。我想，如果愿意在乌市谈定第一个文件的话，那时再签第二个文件怎么样？
桑（暴躁地说）：我已说过，以后不谈这个问题了。
高（一面站起来一面说）：我们单方面签字。
悻然遄返乌兰巴托
最后一轮会谈到下午5时10分不欢而散，没有达成任何成果。在会谈中，许大使显示了他沉着冷静的外交风度，而高陶布和桑加最后有点失态。
在离开克鲁伦旅馆去机场之前，突然接到使馆吕子波参赞从乌兰巴托打来的长途电话，问何时返回乌市。他在电话中不便多讲，但从其口气中可感到一种急切心情。
9月17日下午6时05分，双方人员怀着激烈争辩后的悻悻心情，来到温都尔汗机场登上原机，那位接待我们的副省长和省府责任秘书到场送行，许大使向他道谢告别。
飞机在暗绛色的硬土跑道上，没有滑行多远就腾空而起。在飞机上双方人员都沉着脸，没有一个人吭气。
飞机飞上蔚蓝的秋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令人心旷神怡，顿扫几天来缺眠的疲惫。回头向东北望去，苏布拉嘎一带埋在一抹尘雾之中，我不禁暗暗喟叹，那九位死难者，将永远留在那里，做异国他乡之鬼了。
“九一三”事件真相大白之后，回头再看看关于“军”抑“民”争论的记录，的确就如同在埋葬死难者时，我们四个人毕恭毕敬地鞠躬默哀一样，使人感到有点好笑。有的同志甚至说，蒙方人员讲的256号飞机的性质、机上乘员都是带“军”字的，符合实际，而我方在会谈中不够实事求是。
三十三
我认为历史问题只能用历史眼光去看，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条件。国内通知使馆是，中国飞机迷失方向误入蒙古领空，没有讲飞机性质和其他更多情况，驻外机构的代表必须坚决按照上级指示的口径进行交涉，不能做任何篡改。而我们在现场看到的飞机残骸上明明是中国民航四个大字，飞机的性质一目了然。况且，中蒙之间多年恶化的紧张关系刚刚开始缓和，彼此猜疑仍然很深。双方在会谈中的思想状态和言谈表现，反映了当时两国关系的现状。在三叉戟256号坠毁原因尚不清楚的情况下，蒙方一再强调飞机坠毁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造成的，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他们在躲闪什么，于是就更加重了对于飞机可能被击落的怀疑。而蒙方也怀疑这架军用民航机无端地进入蒙古领空，是否真的是迷失航向，还是有着搞侦察破坏活动一类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他们就死死咬住“军”字不放。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抓住“民”字来应对，才能避免留给对方什么把柄。当然，由此而失去了达成协议要回死难者遗物的机会，是比较可惜的。
第十一章 紧急回国向周总理汇报
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多伦·贝勒庙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用力地向前一画，并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立即吃惊地意识到，飞机是沿着这条航线飞出去的，而不是由东北飞进关内，这绝对不会是迷航。
领受任务回国汇报
9月17日7时10分，我们回到了乌兰巴托。吕参赞和办公室的小刘到机场迎接我们。吕参赞告诉许大使，外交部已经多次通过“热线”电话催问现场视察情况，昨晚23时半，还特意来电询问，为什么在现场停留一天多而没有音信？要大使返馆后，先用电话报告简况，然后用电报做详细报告。
返抵使馆，许大使顾不上吃晚饭，马上去打电话，向外交部办公厅符浩主任做了汇报。打完电话，许大使讲国内要使馆派人立即回国详细汇报，搭乘飞机，越快越好。许大使同党委成员商量后，决定派我回去担负这一任务。但是，中蒙之间的航线早已停航，乘飞机得从乌兰巴托飞到苏联的伊尔库次克，改乘星期一（20日）从莫斯科飞北京的中国民航回国，从当时的中苏关系看，这样既费周折又不够安全。而中蒙苏之间的国际联运列车，星期一早上经乌兰巴托南下，行驶大约三十个小时，星期二（21日）下午即可到达北京，比乘飞机虽然晚到一天，但却安全可靠。经请示国内同意，决定乘火车回国。为了旅途安全，许大使让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安排回国探亲的蒙文翻译贺喜与我同行，并要小刘连夜打照会，给我和贺喜（对外已转成使馆工作人员）办理签证。自从蒙方撕毁两国互免签证的协议以后，回国人员都要事前申请签证，办理时间快则三天，慢则五至十天。没想到我们二人的签证，18日上午送去蒙古外交部领事司，下午就办回来了。看来他们已猜到我回国干什么。
17日当晚，我和小沈、小王顾不上极度的困倦，通宵赶写视察现场的报告，许大使也一夜未眠，我们完稿一个他审批一个，有关同志也紧张配合，到18日天明，一连发出了视察坠机现场概况、飞机与尸体状况、安葬死难者情况三个报告。上午稍事休息，又赶写发出了两个《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然后，我们即转入为回国汇报准备材料，精心绘制了现场测量示意图，死难者尸体所处方位的放大图，在蒙古全图上标绘了苏布拉嘎现场位置图，整理抄清了五次会谈记录，以及蒙方提出的两个《纪要》稿子等。为了检验现场拍照的效果，还试验冲印了一个胶卷。高度紧张的工作，神经极度绷紧，驱走了几天缺乏睡眠的怠倦。
在向国内发去了四个报告以后，许大使让小刘起草请示电：如果蒙方人员有意无意把中国民航机在蒙古坠毁之事散布到使团去，使团有人问我有无此事，我馆如何回答？几个小时以后，收到外交部复电：国内正在查实，暂时无可奉告。后来得知这个答复是周总理亲自批示的。
由于使馆在关于《纪要》会谈情况的报告中，曾讲到：“我们初步估计，由于双方存在分歧，制定文件可能不了了之，当然有可能还要继续谈。我们准备同他们谈，继续交涉要求归还遗物。”9月19日上午，收到周总理嘱发的电报：“关于两个《纪要》问题，你馆暂不主动找蒙方继续会谈，等孙秘书回国汇报研究后再说。”
19日上午，还收到国内发来的另外一个指示，要求注意观察蒙方和驻蒙苏军有无战备动作。我和小王驱车到乌市周围去转了一圈，特意根据使馆司机提供的线索，到乌市西区陶拉盖图的北山沟，看看蒙军的防空导弹阵地。这个山沟颇深，是乌市倒垃圾的地方，使馆司机去倾倒垃圾时，早就发现山沟以西高坡上建有蒙军的导弹发射架，但没有见过导弹。这次，我和小王开了眼界，看到发射架装上了防空导弹，旁边的探测和搜索雷达一直转个不停。回到市区，注意观察来来往往的苏联军用汽车，似比往常有所增加。乌兰花北山上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像是开足马力，昼夜转个不停。而苏军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的乌兰花一条街，入夜后灯火一片通明，直至深夜。本来想去乌市以东那来赫附近看看苏军机场有什么动静，因为没有时间而作罢。经过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总的印象是蒙军和驻蒙苏军都有异常。
转瞬之间两天过去了，9月20日上午9时，我和小贺登上了从莫斯科开来的我国的4次国际列车，心情既因能够回国一趟有点兴奋，也因不知能否把任务完成好而感到没有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