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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落。列车员热情地接待我们，列车长还特意到我们乘坐的车厢打了招呼。一节软卧车厢，只有小贺和我两个人。虽说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苏蒙当局严厉限制其本国旅客乘坐此次列车，客流已大为减少，但今天少得出奇，我们俩开玩笑地说，这次坐上专列了，够上了副总理级待遇。
驻蒙古苏军进入战备
列车9时28分离开乌兰巴托，穿过市南的山区，奔驰在广袤的戈壁草原上，到处是一片深秋萧瑟的景象。我看到铁路两旁的苏联军事基地，它们显得格外繁忙，气氛异常。离乌市七十多公里（铁路里程，直线距离约五十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上，已不像过去看到的无事闲逛和午间足球赛的苏军大兵，代之的是进进出出的载重车辆。离后勤基地不远的一片几十个横卧的战备油罐群，不仅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还少见地加上了岗哨，说明都加满了油。离乌市一百公里（铁路里程）的巴彦机场，飞机不断起降，空中一个个编队飞过，不像是日常的训练飞行。而且，拉出机窝停在滑行道旁的一排歼击机，都脱掉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一片亮锃锃的。以上情景，与我一年前乘火车路过时所看到的有了明显不同。
下午2时左右，列车驶抵离乌兰巴托二百四十五公里（铁路里程）的乔依尔车站，这里属于东戈壁省最北部的苏木布尔县管辖，是进入大漠戈壁的北缘。在这个车站以北二十多公里，有苏联空军一个大型机场。它不像巴彦机场离铁路那么近，因而看不到跑道和地面的飞机，但在其不远处有一片七八座五层楼房，耸立在戈壁滩上，就像羊群里的骆驼一样，显得十分突出。据说这个机场加上巴彦机场共部署近一个空军师的兵力。这里的飞机也在不断起降，轰鸣声在密封的列车厢里也感到非常刺耳。我心里想，中国和蒙古之间现在没有什么紧张局势，只不过一架中国民航飞机在温都尔汗附近失事坠毁，这也值得驻蒙苏军来凑热闹吗？
过了乔依尔，我和小贺开始午餐，一面吃着从使馆带来的面包、香肠、酱肉和蔬菜罐头，喝着青岛碑酒，一面闲聊。他说人们都讲沙漠戈壁多么可怕，我看没什么，你看窗外不是风平浪静吗？我说你别小看这沙漠戈壁，翻起脸来那真正可怕。去年我胃溃疡回国疗养，就在前面那个哈腊艾腊格车站，遇上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列车被刮得直晃，车窗玻璃被沙砾打得劈里啪啦，几乎要敲碎，本来这个站不停车，也不得不停了半个多小时。他听了吐了一下舌头，又摇摇头，醉醺醺地躺了下来。
三十四
傍晚，列车开到蒙古边境重镇赛音山达，这里有相当数量的苏联陆军和空军驻扎。过去，他们的行动尽量避开国际列车到来的时间，今天却一反往常。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苏军作战部队，驾驶着坦克、大炮和装甲输送车由北向南行进。这令我十分意外，感到形势有些严重，我摇醒了小贺，告诉他今天有点反常，嘱咐他务必提高警惕，预防不测，最重要的是帮我把回国汇报的资料保管好，绝对不能出差错。我穿上大衣下到站台，与乘坐这趟列车而来的几个苏联陆军校官擦肩而过，他们提着行李箱走得匆匆忙忙，似乎没有发现我这个中国人。据列车员讲，苏联军官尤其是穿着军装的，过去几乎没有乘坐中国列车的，今天的确异常。
夜间9时58分，抵达蒙古边境车站——扎门乌德，车站上蒙古士兵站岗巡逻人数大增，往常带班的尉官已换成校级军官。我担心在这里蒙方是不是会制造点麻烦。但是，登车检查的边防军官和海关人员，态度都相当友好，做做例行公事就下车了。
深夜11时45分，列车开进我国边城二连。我几次往来过境而结交的老朋友、边防检查站的王站长在站台上等着我，亲切热情地把我接至他的办公室。这次，他一反往常那样对蒙古境内情况问长问短，只是随便闲聊。我看到车站内外，解放军明显增多，干部们都佩带手枪，感到有些异样。在我询问下，他悄悄地说：“现在是一级战备。”我心中陡然一惊，无怪乎蒙古境内苏军活动异常，难道真的同失事飞机有联系？我不便多问，就告辞去餐车，趁列车更换底盘的时间饱餐一顿。餐车灯火通明，吃饭的人不少，原来他们都是在二连登车回内地的，从他们的表情看不出什么紧张气氛。
列车从二连开出是21日凌晨1时43分。到了国内心情放松，便闷头熟睡。清晨6点多钟，被车站上的嘈杂声惊醒，原来已到内蒙古的集宁车站。我掀开窗帘立即看到，一列军用列车正在卸下各种军车和重型武器，相当数量的部队在忙来忙去。
到北京，接受约法三章
9月21日下午3时29分，国际列车准时抵达北京站，停靠在1号站台。一下车就看到站台上的外交部办公厅符浩主任和秘书王万慧，我以为他们是来接什么重要人物，上去打招呼后就东张西望寻找接我和小贺的人。王秘书上来把我拉到符主任面前，符低声说：“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外交部招待所。”我解释说在北京有家，他说：“不，要先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向他介绍了同行的小贺，他问明是中建驻蒙古公司的陪同人员，未去过飞机失事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就叮嘱他关于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前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之后，就让中建公司对外局的人把他接走了。车站上，人们熙熙攘攘，一派正常生活景象，看不到有什么异样。
到了外交部招待所，符主任让我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资料和现场拍摄的胶卷，统统交给王万慧，并交代王马上把这些东西带回部里，文件交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保存，胶卷交给孙秀娟冲洗，然后对我说：“先休息一下，做好汇报准备，可能随时找你。”同时对我约法三章：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回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失事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他离开招待所前，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事找部值班室徐主任联系。我连连点头称是，保证按要求去做。符主任走后，我环顾了一下室内，是布置比较讲究的两大间套房，还有单独的卫生间，是大使级的下榻之处。但是年久失修，外间有处墙皮脱落一大块，里屋卫生间与楼道之间的小窗户没了玻璃。
晚饭后，洗了个澡，然后重新看了一下汇报材料，稍微改了改汇报提纲。估计是向外交部领导汇报，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准备完已10点多钟，和衣躺下■入睡。突然，有人敲门，看看表是11时30分。进来一位衣着朴素、面庞清癯、神采奕奕的女同志。她一进门就自我介绍：“我是王海容。”接着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走，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去。”说着，她把洗印好的飞机失事现场照片，及我带回来的有关资料递给我，我装入文件皮包，跟她登车而去。我听说王海容在外交部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她同毛主席有很近的亲戚关系，毛的妈妈同王海容的爷爷是亲姐弟，王是毛的表侄女。因此她可以随时进出中南海，俗称能“通天”。她在外交部的司一级干部中，是惟一参加部核心领导小组的成员。我坐在车后排，瞅着她有些瘦削的背影，心想这个人一定架子不小。
深夜，长安大街上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只偶尔有小汽车飞驰而过。风依然带有夏天的余温，不像蒙古的秋风那么冷那么硬。然而，这足以使我从■中清醒，心中嘀咕：听汇报的看来不是外交部领导，那会是谁呢？
从正义路1号的外交部招待所，步行到人民大会堂也不过20分钟左右，乘汽车不容我多想什么，一晃就到了大会堂的北门。
我们从人民大会堂北门登上台阶，两名警卫迎上前来，紧贴着站在我面前。我感到他们似乎在用暗藏的检测器检验我的文件包有无铁器一类东西。王海容向他们做了说明，我们就被客气地让进了大会堂的北门。
向周总理汇报
穿过宴会厅楼下的走廊，我意外地碰到8341部队的副参谋长李连水，我们在50年代就比较熟，那时他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警卫参谋，我的妻子在李办当秘书，他们是同事。我同老李多年不见，他来不及叙旧，就带着紧迫的神情对我说：“赶快去吧，等着你哪。”他显然知道我这次从蒙古回来干什么，却没有讲谁在等着我。王海容带我走到福建厅门外，让我坐下把照片分类整理一下。刚刚整理好，她唤我进去。我一进门，蓦然间眼前一亮，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容，他坐在正面中间的沙发椅上，正向一位穿军装的同志交待事情。这不是周总理吗？我顿时感到心脏急促跳动，胸闷得有些出不来气，急忙走前几步。总理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亲切地说：“回来了？好，请坐。”并向我介绍站在身边的军人：“这是杨德中同志。”总理用肘部受过伤的右手，示意让我坐在他左边的藤编沙发椅上，与他中间隔着半米宽的藤茶几。我环顾了一下大厅，座位分作内外两层，内层是十几个藤沙发椅和茶几，及一张藤编方桌，外层是一圈织锦缎大沙发和暗红髹漆茶几。在内层的座位上坐了几个人，有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军代表李耀文、副部长韩念龙、办公厅主任符浩、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
三十五
坐定以后，总理问我：“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哪去了？”我答：“他回家了。”总理立即面色一沉，浓眉猛然一蹙，严厉地问：“谁让他回家的？”我看了看符主任，总理随即转向符更严厉地问了一遍。符浩回答是他让走的，因为那个翻译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