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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度工作在武汉
白云黄鹤，千载悠悠。
武汉，是李立三曾两度工作，并作为他的重要政治舞台，曾留下了重要活动足迹的地方。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开展，1926年时期的武汉，已逐渐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9月中旬，李立三抵达汉口，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在友益街2号正式成立，由李立三任办事处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项英任宣传部主任，刘文松为组织部主任。办事处直接领导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实际上代行了全国总工会的职权。
9月20日，李立三即召集武汉各工会代表会议，他向大家讲了工会的组织原则及总工会指导各工会的工作方针。当即选定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全国总工会2人，武汉工人代表会4人，各工会当场推定9人，共15人成立起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在李立三的提议后，当即决定出版《工人导报》按日发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湖北省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导报》于11月在武汉创刊，先为5日刊。李立三、刘少奇、项英、林育南、许白昊等经常为该刊写稿。
10月10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的指导下，湖北省总工会筹委会，在宁波会馆召开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李立三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选出向忠发为委员长，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省总工会下设武昌、汉阳、桥石三个办事处。建立起工人纠察队，由蒋先云任总队长兼教练。
为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总工会在武昌和汉口两处分别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李立三亲自担任了《罢工战术》、《苏俄状况》、《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级》、《湖北职工运动的状况及其趋势》、《国际职工运动》等6门课程。
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阵线内潜伏着的危机日益严重，窃取国民政府很大权力的蒋介石，已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权力在北伐战争中日益增大，形成了个人军事独裁。形势的发展，也引起帝国主义的极端恐惧和仇恨，纷纷支持蒋介石准备叛变革命。
面对这急剧变化的形势，192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共开了6天。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彭述之（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主任）、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委员）、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湖北区委书记）、李维汉（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毛泽东（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中央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董必武（湖北区委委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项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等人。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毛泽东都是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赶来的，李维汉是从湖南来的，其他人当时均在武汉。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国共关系问题。陈独秀到汉口见到李立三等人，第一次谈话就说武汉工人运动过火，工人经济要求过高，把小资产阶级吓跑了。说店员是小资产阶级，店伙和店东是小资产阶级内部斗争，共产党不应专门帮助店员。李立三和其他同志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会议在陈独秀领导下做出了一系列右倾的错误的决议。
对此，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曾经写道：
会上陈独秀作报告暴露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他责备武汉工人搞得“过火”，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恐惧心理、想退出统一战线。他提出“反对过火”的口号，要求我们这些工运干部搞好所谓“工会革命纪律”，并迫使工人服从。实际上，当时武汉工人刚刚抬起头来，恢复斗志和士气，共产党的任务当然不是去阻碍工人斗争、给他当头一棒、打消工人的士气，而是要发动工人挺身而斗，使工运向前发展，让工人在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加强组织性，为今后重大革命举措做好准备。陈独秀的讲话实际上迎合了资产阶级的愿望，资产阶级一直在谴责和诬蔑工人，唆使国民党领导反对共产党，这是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控制工人的一种手法。我们对陈独秀给以应有的反驳。中央全会没有接受他的观点。
会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中央机构当时也设在那里。项英、张国焘（他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和我等几个中央委员留下来领导汉口的工作。
特别会议决定成立湖北区委兼武汉地委，统一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作，李立三被指定参加区委兼地委，与刘少奇、项英等组成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党团，担任党团书记，主抓总工会的工作。
二、李立三指挥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始末
在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工人学生及市民群众同仇敌忾，一举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行动。它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不畏任何强权、不惧任何帝国主义的巨大力量！这一事件在许多历史教科书上都能见到，可惟独在叙述由谁指挥和领导了这一行动时却语焉不详。
事实上，这一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的“总导演”，正是李立三。
之一、事 件 的 起 因
在大革命的洪流风起云涌之际，英帝国主义充当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急先锋。它是“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的凶手，又一手制造过“万县惨案”、天津大逮捕等等事件，因而激起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强烈反英情绪。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进行北伐，直指武汉。北伐军抵达长江流域，首先遇到的又是英帝国主义的阻挠。它先是极力促成直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援北压南”，共同对付北伐军。及至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英帝国主义竟以军粮援助困守武昌城的吴佩孚所属部队，助长守军挟城以战长达40多天，造成震惊三镇的“武昌城关”事件，全城百姓几乎饿死。因此，中共《向导》刊物对当时的时局评论说：“武汉的决斗，乃是革命的中国与侵略的英国之决斗。”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吴佩孚在武汉的统治土崩瓦解，也给英帝国主义以沉痛打击。英租界当局如临大敌，在租界边沿、特别是靠近江汉关一带设置电网，用沙包筑街垒，由海军陆战队守备，还组织英国侨民义勇队巡逻。一些吴佩孚的余党躲进英租界，造谣滋事，待机而起。所以，国民革命军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临时会议（简称“临时联席会议”，一般称为“武汉临时政府”，是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上指出：“租界已成为反革命的大本营，即革命的陷阱。”
1926年12月26日，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福光轮在汉口下游团风江面撞沉华商既济公司神电号客轮，400余中国乘客惨遭不幸。噩耗传来，群情激愤。当日，总工会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了有20万市民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李立三任大会总指挥。他在发表的演讲中，痛斥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发表了宣言，明确无误地提出了收回英租界的口号，宣布：“汉口农工商学全体市民，一致决议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
由此可见，收回租界的要求，正是由李立三领导的工会率先提出的。
相隔不到10天，即1927年1月3日，武汉又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反英反奉示威大会”，李立三仍是大会总指挥。大会通过4项反英反奉决议，然后散会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在陆续通过英租界时，无一例外地高呼反英口号，群情激愤。当日下午，一帮英国水兵上岸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干涉群众集会，从而引发冲突，英水兵杀死和杀伤群众几十人，造成了“一·三”惨案。这终于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连日自发地同英国水兵和巡捕进行格斗，到处冲突，使英租界陷于极大混乱中，英殖民当局被迫下令把水兵撤走。但此并不能平息群众的愤怒，惨案发生第二天，以湖北省总工会为首的各社会团体代表，联名向武汉政府提出了惩凶、赔偿、道歉、撤军和收回英租界等8项要求，要政府执行。
之二、最后通牒
苏联驻华顾问团的译员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武汉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只有湖北全省总工会奋勇当先，领导这个运动。次日，专门印发的传单上列举了一些要求，向英国当局提出：取消治外法权，英国今后不得再在租界驻军，不应由英国巡捕而应由中国警察维持租界秩序，英国义勇队应予解除武装，沙袋和铁丝网应予撤除，中国人可在租界举行集会游行，英国军事法庭应撤离汉口等项。
“一·三”惨案发生之时，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正在举行。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项英、许白昊、向忠发等闻讯，当即亲赴现场视察，立即召开了以工人代表为中心的紧急会议，决定通电各人民团体和各界同胞，声讨英国水兵的暴行，决心领导全省有组织的30万工人兄弟与英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向英国驻汉总领事交涉。
对此，1940年李立三在苏联向共产国际写的《自述》中曾经写道：
当时，“大约20名英国水手被几千名工人团团包围，截断了逃回战舰的退路。英国水手端起枪支准备开火，局势一触即发。我们闻讯赶到冲突现场，看到国民党和政府要员爬到临时搭起的高台上，号召群众解散，但工人们不予理睬。于是许白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