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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到底是一个搞鲁迅研究的，一个吃鲁迅饭的。对于我们这个行当的困难更有深切的体会。我认为，一个喜欢鲁迅的人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喜欢鲁迅，但不喜欢鲁迅的人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喜欢鲁迅。在文化大革命前，鲁迅是受到政治家的保护的，那时候谁也不敢说鲁迅的半句坏话，而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政治家不像以前那么保护鲁迅了，人们可以说说他的坏话了，就有人反以为人人都应该说他的坏话，不说他的坏话，好像就是思想不解放、没有说自己的真心话一样。实际上，思想解放不解放，在于敢不敢直白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不在于说不说某个人的坏话。在政治家保护鲁迅的时候，有喜欢鲁迅的，也有不喜欢鲁迅的；在政治家不保护鲁迅的时候，也有不喜欢鲁迅的和喜欢鲁迅的。正常的情况是彼此有个交流，有个对话，有个增进相互理解的形式。人与人原本就是彼此不同的，人见人爱或人见人恨的东西不是没有，而那些恰恰是不值得研究的。值得研究的都不是只有一种观点的事物。文学最容易起哄，因为它是感情性的，但又最不能起哄，因为它必须是个性化的。不要怀着领导社会或文学潮流的心思对待鲁迅和鲁迅研究。80年代末，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得意的时候，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文 艺理论家突然来到我的家。一进门就说：“王富仁，现在我们把所有的人都批倒了，就剩下了一个鲁迅。现在该批鲁迅了！”听过以后，我立刻目瞪口呆了。我是谈过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一些看法的，我是不满意中国人普遍认可的一些价值标准的，但我却没有要批倒任何一个“人”的意思。再说，鲁迅怎么样，是我多年形成的一种感受，它不是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变化的。我喜欢李煜的词，文化大革命前喜欢，文化大革命后仍然喜欢。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变了好多东西，但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我的鲁迅研究是根据我对鲁迅的感受了解进行的，而不是根据时代潮流的需要进行的。所以我那时的回答是：“要批，你去批！但我不批！”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一种态度。
我这个吃鲁迅饭的，对世人也有一点希望，是：我愿意理解别人不喜欢或不那么喜欢鲁迅的原因，但也希望别人能通过我的鲁迅研究尽量理解我之所以喜欢鲁迅的原因。我的研究，你若不愿看，大可不看，但却不能一听我说的是鲁迅的好话，而不是他的坏话，就认定我说的不是实话，说的就一定不“正确”。我前几年在一个座谈会上谈了谈我对鲁迅和胡适的一些看法，一个先生就认定我是主张群众专政的。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假若那位先生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的看法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断定我主张群众专政，却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从十几岁就常常被整个集体孤立起来，是群众专政的一个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人生感受是怎样的呢？在那时，假若有一个像鲁迅一样的人，不畏强权，能够公开表示一点对我的理解和同情，公开反对一下那种利用群众压制个人的专制行为、指出那些人的虚妄和不实，我是不会计较他生活上或性格上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缺点和毛病，而从内心崇仰他的人格的，我是会在整个混茫的世间看到人类的一线希望、一线光明，并充满独立前行的力量的。而在那时，尽管一个人有着明敏的头脑，有着清醒的意识，有着宽容的态度，有着丰富的学识，但他却对伤害我的人没有决绝的反抗，对我也没有表示过真诚的理解和同情，我仍然可以尊敬他的为人，尊重他的学识，佩服他的明智，承认他的贡献，但我却不会对他产生刻骨铭心的爱，他无法进入到我的精神世界里去。我知道，我对鲁迅和胡适的看法并不代表所有人的看法，我也不希望所有的人都同意我的看法，但这却是我所能有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恰恰是在对群众专政的痛苦体验中才会产生的。总之，我们都是在中国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知识分子，我们不会相同，但我们之间得有更多的相互理解和同情。吃鲁迅饭的对不吃鲁迅饭的应当这样，不吃鲁迅饭的对吃鲁迅饭的也应当这样。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我和鲁迅（1）
三我和鲁迅
以上两节，说的是我为什么喜欢上了鲁迅，以及我怎样看待我的鲁迅研究。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当我吃上鲁迅这碗饭之后，我更远地离开了鲁迅和鲁迅精神，而不是与其更接近了。这也是我曾经苦恼过的。每当我重读我写的鲁迅研究的文章，我就更深切地感到，在我的鲁迅研究文章里躺着的是一个软绵绵的我，而不是一个铁骨铮铮的鲁迅。我丧失了我喜欢的鲁迅的那种大气和壮气，丧失了鲁迅那种俯瞰人寰的思想高度。鲁迅是站在高处看世界的，我是站在低处看世界的。鲁迅富有战斗精神，而我却没有这种战斗精神。
这使我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鲁迅是谁？我是谁？
鲁迅是谁？当鲁迅同胡适、陈独秀等几个人提倡新文化的时候，他们才是几个人。他们面对的是全部的文化传统，面对的是整个中国。他们坚持的仍然是个人的观念，但这些个人的观念同时也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改革中国文化的要求。那时中华民族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这几个人又是首先感到中国文化与中国现实要求的矛盾的。他们就主动挑起了这个文化的重担。后来新文化阵营又发生了分化，陈独秀搞政治革命去了，胡适在学院派中做稳了教授，只有鲁迅一个人成了“专业作家”，落到了新文学这个窟穴里。在这个窟穴里，是没有“恒产”也没有“恒心”的，一个教授可以把一个“主义”讲上一辈子，鲁迅却不行，社会热点变了，过去的“主义”不算数了，他就得改一种说话的方式。但这种“改”，又不能是毫无原则的。毫无原则的改，就把自己的灵魂也当商品出卖了。他总得把自己最最根本的思想愿望坚持住，而要坚持住自己的追求，就不能一味地随波逐流，得有点韧劲，有点不服输的精神，有点反潮流的勇气。鲁迅就是靠着他的战斗精神和不屈的性格坚持下来的。没有他的独战多数的性格，就没有鲁迅及其鲁迅作品的独立价值和意义。但到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新文化、新文学已经不是“新”的文化、“新”的文学，它们已经是被中国社会广泛认可了的正统的文化、正统的文学。这个正统的文化和正统的文学已经用不着我来捍卫，咱们的国家早就捍卫着它了。我只是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接受者，而不是它的创造者。我不会写小说，更没有多么超前的文学观念。我的文学观念是读着鲁迅，读着“五四”以后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逐渐形成的。我自己实际是没有新的“主义”要宣扬的，我的“主义”就是如何理解鲁迅、如何阐释鲁迅的“主义”。我之所以还感到有研究鲁迅的必要，不是我要重新创造一种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根本不同的文化和文学，不是因为别人都不再捍卫新文化和新文学，不再捍卫鲁迅，而是因为中国社会上还有很多人连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基本观念还没有。他们不看文学作品、特别是新文学作品，即使看也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而是作为思想道德教材来看；不是作为读者来看，而是作为评判官、检查员来看。这种看法，就把我们的新文化、新文学看丢了，把鲁迅看丢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全国的知识分子都是捍卫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捍卫鲁迅的。我们荷枪实弹，站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宅邸的四周，站在鲁迅宅邸的四周，不让外人进去，也不让他们出来，整天担心会有人来暗害他们。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进去一看，新文化、新文学早就饿昏在自己华贵的宅邸里，只有鲁迅还微有声息，但也早把这个毛泽东本人尊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的鲁迅饿成了精瘦的“毛泽东的小学生”。我是在这时混进鲁迅研究界的，这时是从新文化、新文学和鲁迅宅邸四周撤军的时候，用不着我去捍卫了，我就失去了当战士的机会。但我也不是来谋杀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不是来谋杀鲁迅的。而是要重新阐释新文化和新文学，重新阐释鲁迅的。这里也有困难，也有障碍，但这些困难和障碍却不是从那些反对新文化、新文学或反对鲁迅的人们那里来的，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比我更有资格谈新文化、新文学或鲁迅的人们。这是一个如何理解、如何阐释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新文化、新文学和鲁迅作品的问题。对于这些困难，“战斗”是不中用的，讽刺、挖苦也是不中用的，扣帽子、打棍子更是不中用的。我喜欢鲁迅，我就得想法用我的感受和理解尽量平易地阐释鲁迅、论证鲁迅，把鲁迅变成中国人能够理解、能够感知的对象。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我和鲁迅（2）
那么，这个工作实质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实质是把鲁迅及其作品纳入到中国学院派文化并使之成为中国学院派文化的一部分的工作。我喜爱鲁迅，有的人就以为我是反对胡适的。实际上，我早已知道，我实际上已经不是鲁迅文化传统中的人，我是一个大学的教书匠。这个传统是胡适给我们开创的，我写的那些鲁迅研究的论文，从方法到风格都与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倒是和胡适的学术论文更加相近。但我又是喜欢鲁迅的，同时也对我自己所处的学院派文化有着诸多的不满。鲁迅本质上就不属于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之离开了学院而走进了上海的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