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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员刘冰告诉记者：〃现在生意清淡得很，有时候一天连一包种子都卖不出去，收入在30元以下的日子经常有。〃记者在农服中心农资店采访的2个多小时里，确实没见到一个顾客光顾。
任贤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吴正远说，自从政府把农资市场放开之后，镇里面就陆续开了30多家农资店，遇到赶场的日子，摆地摊卖种子、农药的小贩还有七八十人．农服中心自办的农资店经营受到很大冲击，这个〃副业〃也非常不景气，每年利润也就五六千元，每人只能分到1000多元，基本上是杯水车薪。
老兽医晚景凄凉，待遇不如农村五保户
记者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将军尧镇老兽医郝永福家时，这位1960年就是乡兽医站站长的老人，因患脑血栓瘫痪，坐在土炕上，伤心落泪。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临死之前能看到政府在政策上给他们这批边缘人一个〃说法〃。
将军尧镇今年74岁的刘志汉老人，作为老兽医代表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境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旗各乡镇组建兽医站时．他和其他40人陆续进入兽医站工作。几十年来大家一直在基层承担着畜禽疫病的防治、家畜改良、抗灾保畜、接羔保育等工作任务。上世纪80年代，乡镇畜牧兽医站已名存实亡，只能依靠防疫收点费用补贴生活。特别是2004年兽医体制改革时，由于年龄限制，全旗40多名老兽医大部分被排除在防疫员队伍之外，成为被遗弃的〃公家人〃。
土默特右旗农牧业局副局长刘元小承认老兽医们反映的问题。他告诉记者，因发展需要，1982年旗政府将乡镇兽医站定为〃基层事业单位〃，人员进行招聘录用。根据当时旗畜牧局相关文件，40多名老兽医在1983年整编时录入公社兽医站人员名额之中，一直参加防疫工作。但在2004年包头市招聘基层动物防疫员工作时，大部分人因年老或未参加考试而未被录用。
如今，这些老兽医无从办理退休手续，也不符合办理社保的政策。
刘志汉告诉记者，当时成为乡兽医站的人员后，他们40多人的户口就被转为城镇户口，吃供应粮，原来的土地被生产队收回。可现在既无供应粮可吃，又无土地可种，村里人都叫他们〃黑人〃：说是城市户口，却住在农村，也入不了社保；说是农民，却无土地，涉及到农村的合作医疗、低保等政策一样也享受不上。〃我们这批人连五保户都不如，五保户都有土地，每年领低保费850元，我们有什么？〃
〃功能弱化、队伍萎缩〃：农技服务供需矛盾凸显
《半月谈》 2010011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119字
本刊记者 李松 李亚楠 王欲鸣 王军伟
半月谈记者在各地采访中感受到，尽管众多基层农技人员虽身处困境仍坚持服务在〃三农〃最前线，但在其辛酸背影后．事关千村万户的基层农技队伍正在持续萎缩，农技服务体系功能正在不断弱化：而另一面，却是广大农村、农民对农业技术的强烈需求。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进程中．这种反差更为凸显。
副业变主业，农技人员成万金油
45岁的王建红是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送庄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24年来一直在乡镇农技部门工作，但2005年乡镇农技站和林业站、水利站等5站合并为农业服务中心后，虽然依然是服务农业，但工作内容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农技站的时候，工作比较单一，就是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小麦、玉米种什么品种，什么时候打药，怎么打等。〃王建红说，〃现在，工作就杂了，既要落实国家惠农政策，又要搞产业规划，还要搞新农村建设。〃
王建红仍经常往村里跑，却不是去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不到村里没法开展工作，不过，农业技术这块工作已经非常少了〃。
记者调查了解，工作任务庞杂、负担沉重，是摆在基层农技人员面前一个现实的课题。本来在农村基层从事农机、畜牧、林业等专业对农服务的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现在已经俨然成为〃小农委〃，综合承担着上级政府的繁杂要求。
重庆市武隆县鸭江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潘勇给记者粗略算了一下，他这个6人小单位承担的工作职责包括农业执法、渔政管理、土地纠纷调解、农技推广、农村能源建设、柑橘非疫区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管理、社保登记、各项惠农直补对象名单登记、造册。。。。。。林林总总不下15项。中心3名专职农技人员也被〃打捆〃使用，负责上述工作，原来的本职工作反倒被排在了后面。要几个人干这么多工作，看似什么都在于，其实啥也没干好。
5月22日，记者来到鸭江镇，潘勇一整天都在调解双河园村村民土地占地纠纷，始终没有时间接受记者采访。他说，类似的土地纠纷，他每年都要处理20多起，平均一起就要花1天多时间，要走完调解、纠纷登记、情况汇报等各个环节，很牵扯精力。
重庆市梁平县任贤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吴正远告诉记者，3月份以来，自己就一直在办公室里填写各村社种粮直补的报表，搞录入、汇总、上报等，还要核实农民的补贴金额和身份证号、银行账号等等，〃单是种粮直补一项就涉及上万村民．不花一个月基本弄不完，哪还有时间下乡搞农技工作〃？
鸭江镇农业服务中心农技员田盛玉向记者坦言，自己现在能有1/5的时间专门在基层从事农技服务就不错了。
职能弱化，地位越来越边缘
虽然基层农技人员承担着大量涉农事务，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他们在政府中始终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地位逐步在边缘化。
重庆梁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站长胡晓告诉记者，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基层农业服务中心财、物、人三权下放到乡镇一级后，就越来越不受重视，连一些基本的机构运行条件都无法得到保障。礼让镇在1998年把镇农技站的生活、办公用房用作了拆迁农民的安置住房．农技人员被迫搬出，现在还挤在镇政府办公楼的两间房子里办公：城北乡政府因为缺电脑，借了镇农业服务中心的电脑，长期没有归还。。。。。。
从事基层农技工作，下乡是常事。但作为下乡代步工具的摩托车，在基层农业服务中心非常缺乏。梁平县任贤镇农业服务中心只配备了1台摩托车，而且还是上级部门专门为柑橘实蝇监测项目配套下发的，现在这台摩托车经常被农技员们〃挪用〃下乡搞农技服务。更多的时候，是农技员自己蹬着自行车下乡为农民服务。
农技推广职能的削弱，还突出表现在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和年龄、知识的老化上。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董家胜告诉记者，现在大部分乡镇的农业服务中心里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即使有农技人员的乡镇，也面临着人员老化，新人补充不上来的困境。
主抓全镇大棚蔬菜种植的王建红说：〃我虽然是学农的，但对蔬菜种植其实并不了解，而且，我这个年龄在技术人员中还算比较年轻的，全县40岁以下的技术人员很少。〃
重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梁平县农委副主任张成告诉记者，全县基层农业服务中心从1992年起就没有再进过人，基本处于只出不进的状态。乡镇一级农技人员在2004年还有142人，现在仅剩下99人，平均每个乡镇只有1…3个人还干着农技服务工作。而且8成左右的农技人员年龄在40岁以上，30岁以下的基本没有，不少人在今后三四年之内就会退休，而无人接班。
由此导致目前重庆农村一些农业新技术和品种的推广明显迟缓。胡晓说，梁平县从2006年开始推广水稻机插秧技术，但因为农技人员老化，在接受新技术和新知识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很多人经过学习还是无法完全掌握这门技术，更别说去指导普通群众了。
不仅如此．现有的农技人员也流失严重。张成对记者说，首要的原因是乡镇各部门借调的太多。在武隆县鸭江镇，农业服务中心整个编制有18人，但真正在一线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只有6人，其余人全被借调到镇上市政总队、城镇建设管理办公室、新农合管理办公室等各类部门，而且被借调走的一般都是年轻人。
胡晓告诉记者，因为人员流失太多，像双桂街道等地甚至出现了农技人员〃空心化〃的情况，一个三四万人的大镇居然连一个从事农技推广的人都没有，〃根据农业部门的规定．8000亩粮油作物应配套1名农技人员，但像梁平这样粮油面积150多万亩的农业大县，农技人员至少从数量上讲就已远远达不到基本要求〃。
农技服务需求强烈，供给不足瓶颈凸显
乡镇机构改革后，原来形成的村一级服务网络由于无人管理、无钱管理，农技服务工作实际已卡在〃最后一公里〃。但记者明显感受到，恰恰这个薄弱区，是最需要农技服务的，农技人员下乡也得到了农民真心实意的欢迎。
5月17日上午8点刚过，天上下着蒙蒙细雨，记者随重庆彭水县靛水乡农技员冉茂文骑着摩托车下村。在新田村，不少农民一看到他就立马围了上来。村民冉起中说，家里2亩马铃薯不知道为啥蔫了，有的叶子还裹成一团。冉茂文在地里查看一番后告诉冉起中，打蔫是因为遭了冻害，要喷施0。5％的磷酸二氢钾或植物防冻剂溶液。冉起中听后立马跑到场镇上去买药。
不少农民向冉茂文抱怨说很少看到他们下来，农作物遇到什么病虫害也不知道去找谁。冉茂文开玩笑说，只要你们给我发工资，我就天天下来。
17日当天，冉茂文跑了30多公里，转了4个村，为32名村民做了农技指导。晚上7点回到乡里时，他和记者的衣裳都已完全湿透，泥巴都裹到了膝盖上。
冉茂文告诉记者：〃说老实话，下不下乡指导农民和我的收入多少扯不上一点关系，农作物歉收了也算不上我的责任，下乡完全是一种责任在驱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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