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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俄革命也在作制度选择
笔者觉得朱先生认为的这一点也值得商榷，就是英美类型的革命是在做制度选择，而法俄类型的革命，重点放在了文化改造，而不是制度选择。笔者认为正是俄式革命做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之后才有了这一选择下的一套文化改造，以符合他们选择的制度的要求。这一点不多做阐述了，只是提出个人的一点看法。
4、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子系统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从朱先生划分并分析的两种类型的革命可以看出，政治改革是可以独立于文化的，政治是不应侵入到文化领域的。笔者同意这种观点。朱先生说：“我有有限的几次出国的经历，这些经历也告诉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它的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这三者是可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行不悖的”。是的，我想从社会学家卢曼的观点出发继续讲一点这种关系。
卢曼主要是针对现代社会发表自己的观点的。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他提出了社会的分化（societal differentiation）或者现代社会的多重语境（poly—contextruality）的概念。复杂性是指“构成系统的组成部分之间高度分化的潜在可能。”而解决这种复杂性的关键是增加系统自身的复杂性。现代社会由诸如经济、政治体系、法律、宗教、科学、艺术、大众传媒、教育、卫生健康、体育、家庭以及亲密隐私等社会子系统构成。而所有的子系统都对社会的再生产发挥着作用，任何一个都不能取代另一个。“政治不能取代经济，经济也不能取代科学，科学也不能取代法律或宗教，或者宗教取代政治，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是没有任何子系统高居上面和中心的社会。而任何子系统都是自我指涉的自生长系统。这种进化方式并不能保证做出最好的选择和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从卢曼的理论看，政治，经济和文化不仅是相对独立，而且是自我再生产自己，自己通过自我复杂化来解决本系统内部的问题。其他子系统不要干涉我的“内政”。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两个文化革命的话，前一个文化革命，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文化界这个文化子系统内部的活动；而十年“文革”则是政治系统干预到了文化领域的“内政”。因此，笔者赞同朱先生关于政治改革不应该侵入到文化领域，赞同从这个角度分析“文革”，而不赞同对两次文化革命之间的关系做那样的解释：“五四”是十年“文革”的始作俑者，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后果，前者要为后者负责，所谓的“木匠造枷夹自家”。
从三门峡眺望三峡
■ 章立凡
“黄河清，圣人出”是论证修建三门峡大坝时的一条论据，当时因简体字正在草创阶段，被误读为“怪人出，黄河清”，足发一噱。如今这座吸附在中华民族母亲河上的庞然巨怪，其危害连当时主张修坝者也不得不承认了。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乎湖”的圣训，五十年代也被当作主张修筑三峡大坝的一条依据，但被毛泽东自己搁置了，到今天才成为现实。千秋万代后，后人如何评说，谁也不知道。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纵有为万世师表作证的好处，渭河流域数百万人民何负于衮衮诸公？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望风希旨的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他顾左右而言王”，肉烂嘴不烂。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是领袖的浪漫诗思，也属于人文思维的范畴，但老人家在1958年听李锐陈述了几条国力上难于承受的理由后，修建三峡大坝的进程就戛然而止了。毛泽东是极为关心自己历史地位的人，不想冒被历史论罪的风险，诗思不得不让位给史思。那时还没有“超限战”和“恐怖主义”的概念，如今却不能不佩服他的精明，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三峡大坝和美国黄石公园火山、日本大陆架一样，都是生态战争中的“死穴”。
三门峡工程的议案，是在“学习老大哥”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于1955年经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在此前后虽出现过黄万里等的反对声音，却于1957年隆重开工。同期埃及政府实施了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坝工程，也留下另一个失败的例证。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环保理念已成为世界文明主流。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回顾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也不能不反思我国教育和人才选拔的体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教育盲目效仿“老大哥”，搞“院系调整”，将各院校原来的教育体系打破，组成文科院校和理工科院校。这种改造的目的，是将莘莘学子培养成一部大机器上的“标准件”，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对其他知识门类知之甚少，知识面狭窄。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文科被认为是危险学科，长期不受重视，其后果是培养出一支“有知识缺文化”的技术队伍。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人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文源于经验，技术源于实验，本是不可偏废的两只车轮。传统儒家文化追捧“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人文理念，鄙薄“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技术实践，造成我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1949年以后反其道而行之，人文科学又出现了滞后的局面。这种状况对于施政决策的影响，是单纯技术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往往缺乏人文思维；人文教育背景培养的人才，却不免会喜欢技术思维（指广义上的技术思维，或曰“行政技术”）。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宣传“摸着石头过河”，固然有“中国特色”的探索性，也不乏技术“实验”的意味。
倚重技术思维来施政决策，后果往往难保周全。其不足之处，是往往偏重于对付眼前的具体问题：以为凭一点或数点技术上的完美设计，就足以解决大系统上的所有问题；以为靠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就能弥补整个体制上的缺陷；以为靠法制架构上的严密防范，就可弥补道德上的内在真空；以为有了半个到一个世纪的总体设计，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切发展变化。
重大决策中的人文思维和技术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思路。人文思维侧重于宏观，技术思维侧重于微观，但前者的外延更为广泛，足以将后者包容在内。技术论证上可行的项目，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未必可行。二十世纪是能源世纪，三门峡、三峡工程的建设论证，也以获取廉价能源为重要论据。二十一世纪是环保世纪，涵盖了从人文到自然的多学科思维，从经济上将环境资源列为社会成本，重视可持续发展。
精密的技术思维如果能与沉稳的人文思维结合，思维模式就会相对完整。黄万里教授是一位科学家，但由于家庭和教育上的背景，人文修养是很深厚的，其诗词流传不广，文学水平却不低。他坚决反对在江河主航道上修高坝大库，就是一种务实技术思维与深远人文思维结合的可持续发展观。
万里长城和大运河都经历了毁圮和淤塞的过程：长城已是历史陈迹，废了还有文物、旅游价值；大运河虽然还在使用，但效益已远非昔比。任何工程的使用寿命都有极限，三门峡和三峡岂能例外？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