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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似乎更加投入，他深深地被裹挟进了一部巨大的官僚机器中，感同身受分外真切，看问题也深入、切实得多。
《何廉回忆录》中专列一章讲作者本人看到的“中国权力内幕”，《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述“南京政府的结构和运作”时特地引用了何廉的回忆：“总司令走到哪儿，政府的真正权力就到了哪儿。就权力而言，他主宰一切。”何廉所在的行政院本来是最高行政机构，而何廉发现，几乎每份重要的报告，都首先到了蒋介石的驻地办公室，决定是在这些办公室作出的，行政院等着的只是去“采取正式和公开的措施”。何廉在此处用了“发现”一词，透出的书生气让人感慨。《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于是提醒我们，在考察南京国民政府的运作时，把目光投在这个政府的架构上，诸如立法院与行政院关系如何等等问题上并无多大意义。这种种制度形式终究只是形式，这样的政府终究只是一个前现代的政府。作为最高权力化身，蒋介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自然是最重要的，据何廉观察，蒋的作风是“办什么事，作什么变动，只要他认为怎么方便就怎么办。……他随身总带着一支红铅笔和一叠纸，如果他认为该作出决定或给哪位来访者一笔钱，他会立即签发一项有关的手谕。”何廉和蒋接触不久便给蒋下了这样的断语：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办事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像蒋廷黻、何廉这样的学者名流进入政府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海外有人称许蒋廷黻为“民国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见岳麓书社版《蒋廷黻回忆录》“译者序”），不过我估计这种立论是以1949年后蒋氏的“事功”为基础的，至于1949年之前，蒋的主要角色是驻苏联大使，而在这个位置上，似乎看不出他有何了不起的创获。相形之下，何廉在任经济部次长、农本局总经理、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期间的工作倒颇值一叙，比如成立农业合作社、建立农业合作金库，为农民恢复生产提供贷款等等，而他为稳定战时后方粮价所作出的努力及其失败更充满了悲剧意味。何廉是个经济学家，他当然看到了米价上涨甚至出现米荒的重要原因不是缺米，而是执行了错误的金融政策，这仍然还是个经济问题，随着战争的持续，大米供应、分配和价格问题会继续存在，不仅一个小小的农本局无法全部解决，中央政府也难有善策。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员则习惯于用威权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砍掉几个人的头就能够威慑大多数人”，从而稳定粮食市场。政府后来果然为此杀了不少人，包括成都市长，而危险的境况却并未获得改观。政府转而要求何廉动用农本局仓库的米投放市场平抑物价，受到了何的抵制，因为这些米属于农民，要征用须得照市价付款，政府却不想这样做，政客们唱起了国难时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高调。何廉面临着空前的压力，最高领袖也表示不满，直至农本局被裁撤。战后重建中，本来对政治心灰意冷的何廉不好意思拂老友翁文灏（著名地质学家，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后曾任行政院长）的面子，出任经济部副部长，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建设的观点根本未得到尊重，他认为政府应立即将接收的轻工业交给私营企业经营，努力限制官僚资本及政府干预，他仿佛懒得理会经济政策制定后面的利益集团的庞大阴影，当然又是无功而返，后来国统区经济崩溃的结局已经埋下了……这是一场现代和前现代的冲突，窃以为那一代学者名流从政的悲剧底蕴也就在这里。满怀救世热忱的何廉不得不承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
“装饰品”云云堪称一语中的。在任何一个政府里，都需要各种各样的人物，即使是被世人目为“僵化”、“腐朽”的蒋介石政府，对那些特别有清望和特别有才干的人也不会完全拒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庞大的官僚机器在进行一种自调剂。但正如何廉所觉察到的，蒋介石“看重”翁文灏、蒋廷黻和他自己也许是真的，但可能从未真正信任过。像何廉这样没有党内派系背景的技术官僚在政府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几乎是注定的，制度，上司，同僚，还有官场上种种无声无臭却又无处不在的东西，都形成了强有力的掣肘，“有劲无处使”、“有理说不出”便成为何廉们一种普遍的状态。何廉后来回忆这段从政经历时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他的失望是很深的。
在对自己从政生活的回顾中，蒋廷黻和何廉二人风格迥异，一大处着眼字斟句酌，一不避细节平实坦率，相似点很少。不过我注意到他们二人都提及了与个人操守有关的故事，且内容大同小异：二人进入仕途后，面临着亲戚朋友的各种请托，蒋的弟弟的小舅子、何的母舅都要求“做了大官”的亲戚给他们谋一官半职，二人的态度相同，私人能够办到的事尽量办到，但不能把国家名器作为私人酬应的礼物。二人回忆这些经历时并没有特别渲染，在他们这种教育背景下的人看来，这也不值得渲染，但我读来却不禁有些感慨，蒋、何都是具备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如果在一个政府里最终只能以个人操守彰显，仿佛又回到了旧时清官的角色，这叫人说什么好呢？
“伤痕”与“断梦”
■ 黄纪苏
“伤痕文学”的前世今生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历史游行般回放一下的话，那雄赳赳走在最头里的，是“伤痕文学”方阵；阵前举牌子的，是位穿蓝的确良上衣的青年；青年的名字，今天的青年大概不会知道了，叫卢新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不舍昼夜，卢新华转眼就消失了。
转眼二十多年又过去，我们在新世纪的一个文艺名流方阵后面又瞥见卢新华，这次举的是一本《紫禁女》。据报上介绍（2004年8月3日《晨报》），这种女就是俗话说的“石女”，一出生下面就没口，注定跟人生至乐绝缘。又据报上介绍，年届五十的卢新华属于“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一代，这部小说虽然写“生命奥秘、男欢女爱、身体告白、异国情调、情色伦理”，却别有深意，也就是说不好跟铺天盖地的扒裤子文艺同日而语。原来作者用紫禁女的阴道象征了中国文明的阴道，其深度也就由区区数寸一跃而为悠悠千载。那么将口子扒开，所涉及的就不仅是某个人的“性”福了，而是具有譬如引进外资、走向世界之类大出大入的宏观意义。
据作者自己介绍，他在伤痕文学一举成名之后，投笔干了别的，获得“更多惊喜”：下海、出国、回国、积累了财产，买了房子。他那个方阵中人也都或直线或曲线，殊途同归，修得正果，如今酒足饭饱，发福得眼皮都抬不起来，目力所及，自然也就只剩了与“人性”相关的那几桩事，几个部位。面对深刻的社会危机，广大的底层苦难，这些一窍不通的石男石女只顾在亦真亦幻的嬉戏中欲仙欲死。据署名何东的文章（《作品与争鸣》2004年7期），一些年过半百的知名女作家，在王蒙创作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纷纷嗔怪老人家对女性过于严肃，不肯对她们开“不健康”的玩笑——全不管这个岁数上的人开这类玩笑健康经不经得住。总之，无聊、无行、无趣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创作状态。只是经过从思想解放到精英主义到下半身世俗化的全套洗礼，他们早就素面朝天，不以为耻了。相比之下，卢新华执意要把三角裤衩拿到纪念碑、世纪坛一带兜售，就显得老脑筋不跟趟——否则也不至落在队尾。他毕竟在美国赌场发牌，办时装公司，对当代文化思潮“封闭或半封闭”有年。
在改革开放的游行队伍里，由这些文艺名流所组成的方阵，是从书到人不看也罢的一群。不过，他们冲锋陷阵的前世和行尸走肉的今生联系在一起，会让人发子在川上的叹息；叹息之余再联想到他们对于这二三十年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那就真要发长叹息了。
《微生断梦》中的革命遗产
同事马君知我喜欢闲文随笔，遂拿来一本《微生断梦——舒諲与冒氏家族》。作者冒舒諲，八十年代在报端读过他的短文，具体内容虽已不记得，但印象是位见过世面的老先生，神情淡远，语气从容，与亢躁的时代气氛泾渭分明，那感觉就像从车水马龙的大街转入浓荫旧房的深巷。
这本自传体随笔的面世是在世纪末。中国第一拨资产阶级，民间的也好，官僚的也好，买办的也好，都已过了直眉瞪眼、横冲直撞的初级阶段，开始讲求格调了。各种贵族教程和速成班如雨后春笋，从硬木家具到字画古玩，从西洋歌剧到清官电视剧，从法国红酒到英美私立中小学校，取径各不相同，目的却是一个。至于格调的范本或模特，比较公认的，则女有林徽因、陆小曼、张氏姐妹诸位名嫒，男有徐志摩、张伯驹、王世襄等佳公子。这一切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废墟上，实在是理有固然。
舒諲先生家世显赫，祖上出过如皋冒襄（辟疆），其《影梅庵忆语》记述了与名妓董小宛从太平到乱离的一段因缘，笔极凄恻，文极婉转，为几百年来的读书人所爱不释手。他的尊人冒广生（鹤庭）先生是清末民初的名士兼学者，曾被毛泽东接到中南海切磋诗词之道。他的兄长冒效鲁（叔子）据说就是《围城》中诗人董斜川的原型，即令方鸿渐一见而“绝望地嫉妒”的那位。以这样的家庭出身到贵族T型台上走一回，该不会发生“人造美女”所遭遇的资格争议。又按书中所述，舒諲先生幼承家学，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