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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说；“小说思考性的一面是由几个抽象词组成的支架撑起来的。”而《小说的艺术》中另一处讲得更明确：“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而且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种探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别的词、一些主题词进行审视。所以我坚持：小说首先是建立在几个根本性的词语上的。”《六十七个词》收录的就是他此前作品的“关键词”和“问题词”；此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不解之词简编”，也是类似文本。就中有几个词，在《无知》中仍然起着支撑作用。假如作家再写类似文章，前面提到的“预言”、“回归”、“尤利西斯”、“流亡者”和“无知”，或许将被补充收入。小说中重点探讨的，还有“记忆”、“回忆”、“孤独”、“告别”，等等。这些词彼此关联，相互启迪，乃是作品的灵魂所系。读者若未加留意，不啻买椟还珠。
所谓“对存在的一种探询”，并非归诸某一概念，或某种结论。回到“无知”，这是作者心目中人的一种境遇。前面与尤利西斯的对比说明，只揭示了一面，即“不知”；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即“不为所知”。《无知》的悲剧性，更多体现在这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不解之词简编”中有一条“墓地”，也与萨比娜有关：“惟一在她耳边发出轻柔声响，唤起她对故乡眷恋之情的词，就是‘墓地’。”这也是《无知》的关键词之一。约瑟夫抵达布拉格，立即去寻找父母的墓地；驱使他的，大概是与萨比娜相同的念头罢。结果“他感到很震惊”：在他去国期间，不少亲人去世，而他从来没有收到讣告。“事实更糟：对他们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无知”的另外一面。
《无知》的上述描写，修订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有关“墓地”的解释；也许可以一并用来说明昆德拉后来对于“家园”的看法。我们因而看出作家较之往昔的一番进境。他曾说：“所有的小说家也许都只是用各种变奏写一种主题（第一部小说）。”那么现在想得就更周全。“墓地”替代了约瑟夫的“家园”；约瑟夫自已则成了伊莱娜和米拉达的“墓地”：对他来说，她们根本就不存在。米拉达曾因约瑟夫而试图自杀，结果失去一只耳朵，而他对此浑然无知；同样，约瑟夫对多年以前与伊莱娜曾有一面之缘——这令她憧憬一生——也全无记忆，并不知道这个赶来旅馆与自己交欢的女人究竟是谁。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词是“回忆”，小说写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回忆往往多于对方对他的回忆；首先是因为记忆能力因人而异（这还是两个人都能接受的解释），还因为（这更难接受）他们对于对方的重要性不一样。”正好用来形容约瑟夫与两位女人的关系。还有一个应该在这里提到的词是“孤独”，这是小说写到米拉达时所强调的：“孤独这个词一直留在她的记忆中……”当伊莱娜在旅馆房间醒来，约瑟夫早已离去；从此以后，一直留在伊莱娜的记忆中的，大概也是“孤独”罢。
国际问题研究的功底和境界
■ 任羽中
2002年秋冬之际，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聘陈乐民先生来给本科生讲“欧洲文明史论”，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有幸担任先生的助教，于是每周都能听到先生的教诲，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的两个话，都是针对当下国际问题研究状况的评论。第一他说，现在做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基本上都跑去摘美国问题，而其中绝大部分又只对中美关系感兴趣，但“这是很浅层次的学习”。在他看来，不了解欧洲的话，很难说你了解这个世界；而假如不了解美国，那似乎关系不大，你照样能够了解世界（参见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博大精深的欧洲文明，才是现代西方世界的根本。
第二是回顾他自己研究国际问题的经历，说有一段时间他专门找了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书来读，但是读完之后，只觉得枯燥无味、不知所云，因为这些书都是“从概念到概念”，不客气地说就成了一种智力游戏，实际上并不高明。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学国际关系的学生，更应该接受“通识教育”，要多读一些专业以外的书，特别是历史书（参见《欧洲文明十五讲》，第15页、第258页）。
陈先生的这两个看法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乃是因为产生了共鸣。现在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似乎相当繁荣，文章写了很多，书出了很多，有的人更成为电视明星。但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来说，总还是感觉有不少这样的“成果”，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看不出有多么深厚的功底，更看不出有什么理论上的贡献。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学者不重视理论，实际上我们对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但是，我们往往只看到美国，忘记了欧洲；只看到现状，忘记了几千年的历史；只看到国际关系理论，忘记了背后的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渊源。这样的研究缺乏底蕴，也不可能有很高远的境界。而美国学者戴维，卡莱欧的这本《欧洲的未来》，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示范。
根据本书第18页注解1中的自述，作者卡莱欧本科时代主修的H．A．L乃是一种“人文学科、历史、艺术和文学跨学科的课程”，他的几位才华横溢的老师则“对政治学、文学和艺术的相互联系具有训练有素的强烈感知”。进入研究生学院后，他更受到了社会科学新方法的训练，并师承于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沃尔福斯（Amild Wolfers）等政治学大家。应该说，作者这样的一个学术背景，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那种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政治哲学体验，使作者在描述现实问题时举重若轻；而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方法，更使得全书线索清晰，虽千头万绪却丝丝人扣，决无芜杂或生硬的感觉——实际上，尽管作者显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若干判断并将这些判断作为自己立论的重要基础（比如，他认为，“渲染苏联模式的失败和解体并不能动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固有缺陷的分析”，《欧洲的未来》，第9页，以下未标注书名而直接写出页码者均引自本书），他对全球化和右派的“全球主义者”的批判（第233页~269页），对美国双重个性（“全球霸权和民主的民族国家”，第185页）的剖析以及对单极世界的反感，都使他看起来更接近左翼学者的立场（当然，也仅仅是部分的接近），而一般来说，左翼学者更擅长于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条理分明体系严密是他们的特点。
最能够体现上述这样一些特点，也使读者深深折服的是本书第一部分引言中一段提纲挈领的论述。作者明确地指出，构成现代欧洲历史框架的是两根支柱——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而进一步来说：
现代欧洲是二者的繁衍之地，它们一起形成了现代欧洲散发力量的特性和对外部世界具有长久支配力的源泉。民族国家给予欧洲以维护统治者合法性和动员民众之无可匹敌的能力；资本主义则给欧洲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进步。但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相伴相生，也充满了内在的和相互间的矛盾，从而成为现代欧洲动荡和暴力的重要根源。特别是，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三个自相矛盾的特性一直在现代历史中得到反映。其一是相互依赖的国家主权：欧洲民族国家天性上对至高无上…的主权孜孜以求，但在现实中却深深地相互依赖。其二是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依赖于民族国家，但它的发展又倾向于削弱民族国家。其三是资本主义的自相毁灭：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倾向于对其自身的削弱。（第17页～18页）
实际上，这不仅是作者在回顾欧洲历史时所坚持的基本分析框架，更成为展望“新欧洲”走向的重要依据。本书中所评述的各种主义各种方案，也无不产生于试图解释和解决上述三大矛盾的过程之中。
作者对于欧洲政治哲学的传统相当熟稔，在第四章中，他花费了相当的笔墨来梳理影响欧洲历史进程的重要思想流派——而发人所未发的是，他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近代的赫尔德、黑格尔甚至马克思都归为“社群主义者”，因为这些人都相信，“一个合理的国家是一个由全体公民共有的特性捏合在一起的均衡的制度要素构成的社会”（第67页）。作者认为，社群主义所代表的注重社会的传统与自由主义注重市场的传统都存在着重大危险，对于“欧洲的未来”而言，社群主义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受到了全球化的强烈挑战并且走向了衰落，但是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就理所应当地赢得了决定权。作者宣称，在目前的形势下，需要回忆李斯特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谆谆教诲——而李斯特代表了一种折中的主义，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同时又是社群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他既拥护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又认为欧洲的国家将不会也不应该消失，它们依然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和共同意志的驱动者”，它们在尊重各自权利和尊严的同时，建立起一个框架，“通过鼓励会集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以维持自由与活力。并且，这个框架还将通过一种共同的社会正义感、人类价值观、相互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