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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固然不一，如林的幼小，徐的有妇，而最为主要的则是已与梁启超有儿女婚约。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记述：“他（按，指梁启超）明确地告诉当时才十八岁的思成和十五岁的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他们自己作决定。”（见吴荔明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另有说法，两人婚约在林氏父女欧游归国之后。两说均无确证，然而有一材料可佐前一说。林长民刚一回国，即有福建同乡陈石遗赠诗记婚约：
七年不见林宗孟，划去长髯貌瘦劲。
入都五旬仅两面，但觉心亲非面敬。
小妻两人皆揖我，常服黑色无妆靓。
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
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
按赠诗推断，林长民择梁思成为婚的念头至迟已生于欧游之际。
欲确认林徽因对徐志摩有过恋情，既然找不到可证的确凿材料，那么希冀借助阐发林氏文学作品便是自然的事，子善先生正是由这个思路提到了林徽因的几首诗《深夜里听到乐声》、《那一晚》、《情愿》、《仍然》、《别丢掉》及小说《窘》。林徽因和徐志摩都深受英国文学熏陶，林的这些诗歌难免英国诗歌传统影响。英国爱情题材诗往往将爱情作为社会现象予以抽象地吟咏，未必实指诗人生活中的具体情事。当然，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中常含有爱情本事的，但又与外国诗指名献给某女士的不同，多隐晦得很。索求其本事谈何容易，有的恰如江南民俗农历七月初七看巧云，想它什么就像什么，或老虎或黄狗，均因观者而异。林徽因这几首诗大体亦如此（徐志摩不少爱情诗何尝不是如此），我与子善先生在读解上便不大一样。譬如他举例的第一首诗《深夜里听到乐声》，他认定“就像是回应徐志摩《月下听琴》似的”，若要这般坐实，我看这“回应”的内容倒是明白无误地婉谢了徐的追求，请读诗第三节：“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第二首《那一晚》也分明地吟道：“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仍然》一首则写：“你又学叶叶的书篇随风吹展/揭示你的每一个深思；每一角心境/你的眼睛望着我，不断的在说话，/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沉静/永远守住我的魂灵。”这些诗句情绪与我前面所述林徽因态度相当吻合。这几首诗大体属林徽因首批公开发表的诗作，又是发表在徐志摩编辑的刊物上，况且正当关于徐对林旧情复萌的谣言四起，陆小曼醋意浓浓之时。若当真是林徽因对徐诗的唱和、回应，那么置陆小曼不顾？置梁思成何地？林徽因还未无所顾忌到这个程度。小说是叙事文体，求其本事可以比诗歌具体，子善先生更以林徽因小说处女作《窘》“玩味徐林之间的感情脉络”。小说描述中年男子钟情朋友的女儿芝，酷似徐志摩、林长民、林徽因三人的关系。有论者视《窘》为林徽因隐秘心迹的表露，其实这心迹并非如子善先生所期待的。小说通篇写维杉爱而不得的窘态，芝的一派天真纯朴，始终没有回应维杉的暗示与挑逗，结尾男主人公只得乘南下的火车逃之夭夭。一定要证明的话，岂不还是证明林徽因对徐志摩没有什么情感回应吗？
第一部分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3）
否定林徽因与徐志摩存在恋情，直接有力的材料是林徽因几封有涉此事的信函，梁从诫便亮出了林致胡适的两封。子善先生读后却说“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问道：“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徐逝世后急于想看他的‘康桥日记’，而在凌叔华从中作梗后竟‘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信中一再说‘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痛苦，我也不悔的’？”梁从诫和子善先生究竟谁的读解更近于史实，大家一起再来参看林徽因写于1932年元月1日（《林徽因文集》订为1931年元月1日，实误，详见拙文《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原刊1999年第12期《博览群书》，收入本书）这封信的有关部分。恕我不避冗长，引得较多：
关于我想看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里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林徽因寻真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你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 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信是明朗的，对一位可信赖者内心倾诉，也是可信的。胡适了然一切，林徽因想在他面前掩饰什么也不可能。子善先生的疑问在信中皆有交代。其陈西滢、凌叔华夫妇一，林想看日记不过是出于好奇，即使不排斥她借日记回味那段岁月，也并不非是爱情不可。只要岁月成为过去，人生可回味的很多。其二，林气得通宵不睡，是没料到原是朋友的凌叔华出尔反尔，一再刁难，她委实感到委屈。详见同日写的另一封信。其三，过往的“曲折”与“不幸”，用词不轻。但徐几次三番地追求，林每次都难以应诺，徐转而与陆小曼成婚而不能和谐，乃至徐因赶赴她的演讲而坠机夭折。痛失挚友，如许种种，林回顾起来，说成“曲折”、“不幸”本不为太过。只要不拘泥这类用词，通读全信，林表述她与徐的关系还算谨慎恰当的。说“被人恋爱”、“另一个爱我的人”，其意正是否认我有爱，最后终于说了“我不够爱他”、“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她曾坦诚相告徐志摩，并得到徐的认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林徽因面对徐追求她的态度还不明白无误吗？
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纵然林对徐没回应爱情，但她一直以知音、挚友与之相处，此已众所周知。再说，毕竟徐真挚狂热的追求是动人的，林虽无回应，却不是心无感动。因此徐志摩夭亡引起她的伤痛超出众多友人，在不致误解的朋友间一再作坦然的表达。1932年6月14日致胡适函说：“我今年入山已月余，触景伤怀，对于死友的悲念，几乎成个固定的咽梗牢结在喉间，生活则仍然照旧辗进，这不自然的缄默像个无形的十字架，我奇怪我不曾一次颠仆在那重量底下。”（此函《林徽因文集》失收，函见拙文《关于林徽因致胡适信》）林徽因本是个爽朗坦荡的女性，甚至徐志摩在世时她也写过这样的话：“适之先生，我祝你一切如意快乐和健康。回去时看见朋友们替我候候，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的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的，算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1927年2月15日致胡适函，见《林徽因文集》。“文集”误订日期为3月15日。最后一句有脱字，此据影印件补全）徐志摩逝世，她不仅在私人信函中坦露哀情，而且很快发表了情文并茂的长文《悼志摩》，四年后再度发表《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于众目睽睽，更见其坦荡胸襟。她嘱梁思成拣回一片飞机残骸，悬挂于卧室直至自己病逝。可叹在某些人思维中，此举反倒成为林与徐有过恋情的铁证，是否过于拘泥国人的情理习俗了，林徽因非俗人可喻。
我的考辨结束前愿再提供一则难得的材料，乃抗战期间林徽因致沈从文信中关于她伦敦岁月的一段回忆：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