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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的女孩期盼着爱情；这可能是仅存的林徽因对她旅居伦敦生活的描述。可能子善先生没有留意这则材料，否则他会用来证明林徽因对徐志摩求爱的回应。我的看法，这段材料于考辨林是否爱徐而言恰恰作了反证，比她期盼爱更为关键的是没有发生过爱。它明确排除了徐是她的“男朋友”（按，当作有情人解），排除了徐是“浪漫的人”。这里浪漫已不是某人客观所具的气质，而是女孩心目中的主观印象，即常言的白马王子。林徽因旅英期间，由于读书不能随父往欧洲大陆留下的记载是两次：1920年10月，徐求爱之前；1921年6月，徐求爱之后。林徽因信若指第一次，其时徐尚未追林，或者正借林长民远行之机乘虚而追，随即发生电视剧渲染的一幕。然而林长民1920年12月1日致徐短函作过否定。若指第二次，林徽因此信表白得明明白白，无需赘言。
第一部分附：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
陈子善台湾和大陆合拍的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播出之后，文化界反应不一，有褒有贬，本属正常。但读了梁从诫先生批评《人间四月天》的答问之后，不胜惊讶，感到有与梁先生商榷的必要。
如果记者的记录无误，梁先生是这样评价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关系的：“据我所知，林从来没有说过爱徐，林对徐很好，很关心爱护，很亲密，很敬爱，但并不属于恋人之间的爱。”梁先生还反问：“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梁先生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却疑窦顿生。林徽因与徐志摩泛舟剑桥，情迷英伦时，梁先生在哪里呢？不要说梁先生尚未出生，就是他父亲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恋情也尚未开始，梁先生何以断定他母亲与徐志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这段令双方都刻骨铭心的爱情，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是传为美谈的。尽管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尽管徐林之间的通信仅有二封幸存于世，但根据现存史料，还是不难梳理两人之间的情感历程。徐志摩在剑桥留学时对林徽因一见钟情，决心“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而林徽因虽然与徐志摩相差七岁（其实，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年龄差距），同样也爱上了徐志摩。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记云：“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指与张幼仪离异——笔者注），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对徐的生平和家庭了解甚详，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后来多种徐志摩传记也都沿用了这一说法。梁先生在1985年初稿、1991年改定的《倏忽人间四月天》中，一方面否认徐林之间谈过恋爱，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如果徐林从未谈过恋爱，从未牵过手，又何来“分手”？
徐林之间的恋情，更可以从他们的作品，即从内证资料求得进一步的证明。徐志摩的《月下待杜鹃不来》、《月夜听琴》、《一个祈祷》、《明星与夜蛾》、《拿回吧，劳驾，先生》、《在病中》、《你去》等动人的诗篇都是写给林徽因的，就是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又何尝没有林徽因的倩影投射在内？这些想必读者已比较熟悉，可不必多谈。在林徽因这方面，情况要复杂一些。但根据她自己所提出的“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瞭，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的观点，我想还是可以从她的小说和诗歌来探讨她的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的。短篇小说《窘》写维杉对比他小十七岁的少女芝的特别的感情，芝不但没有反感，反而乐于接受，从中不是大可玩味徐林之间的感情脉络吗？至于林徽因的诗固然委婉含蓄，但只要细加分析，仍可从中把握她对徐志摩的深情。《深夜里听到乐声》就像是回应徐志摩《月夜听琴》似的，《那一晚》、《情愿》和《仍然》等诗都是怀念一段旧日恋情，凄婉悲凉，显然不可能记写她与梁思成之间的情愫，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与徐志摩有关。还有那首有名的《别丢掉》，许多论者早就指出这是林在徐逝世之后追悼自己对徐的爱情，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里就涉及对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诗的理解了。此诗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学文》创刊号，距徐志摩逝世三年，梁从诫先生出生二年。梁先生称父亲梁思成告诉他，此诗作于1933年，是母亲专为他而作，与徐志摩无关，从而判定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把题目都弄错了。且不说此诗是否确切地作于1933年尚可质疑，因为林徽因有不少诗是作出数年以后才发表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此诗真的如梁先生所说是林徽因专为他而作，电视剧编者借用来比喻徐志摩对三位女性的感情，又有何不可？林徽因逝世之后，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作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曾为梁先生所引用，这后一句不也是借用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来极赞林徽因吗？总不能说金岳霖也曲解了林徽因的诗意吧。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我看来，这个题目的借用却是难得的神来之笔。
林徽因在徐志摩不幸遇难之后写给胡适的信，是梁先生否定林与徐有过恋情的重要依据，但我细读了已经收入《林徽因文集》的林徽因1931年5月1日和1932年元旦致胡适的两封信后，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徐逝世后急于想看他的“康桥日记”，而在凌叔华从中作梗后竟“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如果林与徐之间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何必在信中一再说“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诚然，由于她之与梁思成结合，而且他们之间志同道合，所以她不可能再旧情复燃，接受徐志摩的可能的新的追求，她要“对得起”丈夫和儿子，她要“爱我现在的家”，但这决不意味着她与徐志摩之间没有旧情，“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的两句诗也许可以拿来作个注解。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纠葛既属于“私人空间”又存乎“公共空间”，因为这关系到现代文学史的某些重要史实，也关系到对他们许多重要作品的诠释。事实上，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关注两人之间的恋情对他们创作的深刻影响并不断地加以研究。承认林徽因也爱过徐志摩，丝毫不影响对林徽因与梁思成爱情的肯定，也丝毫不影响对林徽因情操与才华的肯定。前辈的情感纠葛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和文化的聚焦，是那个时代的人对自由恋爱、真挚爱情和理想婚姻的追求。作为后人，正视并承认前辈之间发生过的爱情纠葛，其实是对前辈道德和情感的理解和尊重，不知梁从诫先生以为然否？
第一部分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1）
王炳根先生读了我的《林徽因与李健吾》一文，写成《她将她视作仇敌吗？》（刊于《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3期），商榷林徽因与冰心关系问题。王先生文风甚佳，不似当下有些谈论林徽因的人，捕风捉影，信口胡说，乃面对史实，依据材料，条分缕析。王先生文章在不很熟悉两位才女的读者读来是颇具说服力的，我的朋友中就有两位几乎被说服了。然而，王先生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知其前而未知其后，只取当事人言而舍旁观者证，只认其可能如此而忽略其未必如此，所以我未被说服，看法依旧。
先得说明，其实我的文章只谈林徽因，并未涉及冰心，更未将她俩说成是“仇敌”，全文根本没有出现过冰心名字，只是泛泛地认可了“林徽因在女性中不合群的事实”。有涉冰心是李健吾生前的文章《林徽因》，拙文引录而已，其中相关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我记起她（按，指林徽因）亲口讲起的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
“仇敌”一词即出于此，我至多在引录过后阐发感想时说了一句：“李健吾甚至直言，几乎妇女全部把她当做仇敌。”这么说的口气，显然对李健吾作家式的夸张表达，存有我的一点保留，我的文章里别处表述，一律避用“仇敌”的说法。王炳根先生也从拙文转录了李健吾这段文字，他又紧抓住这段文字为商榷的主题。不知王先生出于何种考虑，他在引文前后，自己的行文相当模糊。加之他的文章以我为商榷对象，标题更以“仇敌”来醒目，于是读者极易把李健吾的这番话当成我所言。就有朋友来质疑，问我如何知道林徽因送醋给冰心。我先以为这是王先生粗心，“李”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