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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南京时，包恩珠赶来送他。这位把他引上音乐之路的善良的女钢琴家，眼里含
着欣慰的泪水，她无法为自己的学生办到的事情，在新社会中办到了！
在大学里，他学习的刻苦和生活的简朴是出了名的。星期天，其他同学有的回
家，有的去看电影逛公园，而他却把自己关进了琴房。几个馒头、一瓶开水，就是
一天的食粮。他在琴房里练琴、作曲、分析作品，从清早一直到深夜……才就学两
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留校工作了。那一年他才19岁。也就在十九岁那年，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以顽强的毅力，向音乐的几乎所有领域奋进着。当然，他还是念念不忘钻研
他的指挥。1955年，组织上让他到上海乐团向民主德国指挥专家希兹曼学习指挥。
希兹曼是一位很有威望的指挥家，他严谨，也有些矜持。当这位20岁刚刚出头的中
国青年出现在他面前时，希兹曼用挑剔的眼光打量着他：黑黑瘦瘦的脸，乱蓬蓬的
头发，皱巴巴的衣服，实在没有多少艺术家的气质。可一开始授课，希兹曼那蓝色
的眼睛里便闪出了惊喜的光芒。没想到，这位看上去像农民似的中国青年，还真是
块指挥的好材料，无论什么复杂的问题，他总是一点即明。他对那些西方古典乐曲
独到的理解和处理，使希兹曼又惊讶又钦佩。骄傲的日耳曼音乐家放下架子，毫不
保留地指导着这位聪明好学的中国青年。
1956年，作为北京艺术师院的筹备委员，他来到了首都。新中国培养的音乐家，
理所当然地挑起了事业的重任。他担任了北京艺术师院作曲理论系的领导工作。那
一年评定工资的时候，鉴于他的工作能力，他的工资比同时工作的同事们高了一级。
大家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为什么我要比别人多拿一点报酬呢？我还是一个共产党
员呢！——他惶惑不安了。在发工资前，他找到了院领导，主动要求降一级工资，
当拿着和同事们相同的工资，他才心安理得了。年底，组织上决定让他带薪学习，
去上海音乐学院再深造两年，那里，有苏联音乐家阿尔扎玛诺夫等外国专家在讲学。
他要到上海带薪学习的事情让母亲知道了，母亲非常惊奇：“读书还要拿工资？
这样的好事情可没听说过！鸿年啊，共产党对你恩重如山，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呀！”
母亲的心思和儿子想到一起了，他也正为这事情在烦恼呢。听母亲这么一说，
他马上向组织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在两年学习期间不拿工资，申请助学金。
报告摊在领导的桌子上。对这位青年人的请求，大家都很感动。这是共产党人
的品格，是新中国青年的胸怀。但事情有点难办——带薪学习的不止他一个人，如
果他不拿薪水，其他人怎么办？结果，他的申请被婉言否定了。
他锲而不舍。他羞于“不劳而获”。既然不拿薪水不行，再降几级工资总可以
吧？他又一次把纸在桌子上铺开，写了一份新的减薪申请。他激动地写着：
“……党和政府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把我从一个穷孩子培养成人民的音
乐工作者，再带薪学习，我实在于心不安。我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富裕，作为一个共
产党员，理所当然地应当为国家分担困难。在学习期间，我并不需要花费多少钱，
只要有基本的生活费用就足够了。恳请领导再将我的工资降低几级……”
他那高尚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再拒绝他，会使一颗纯真的心陷于深深的苦恼
和不安之中。组织上终于批准了他的申请，又降了他一级工资。
他这才稍稍安心了。也许，在许多人的眼里，他的这种行为简直不可思议。可
他的动机是简而又简、纯而又纯的，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捞什么资本，
一句话，只是为了对得起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
其实，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这两年中，他也并非“不劳而获”，除了作为一个
进修生学习作曲理论和指挥，他还兼课，给大学生们上外国音乐史和西欧音乐欣赏
课。
1958年，进修结业了，他又回到了北京艺术师院。因为学校没有专门的乐队和
合唱团，他无法从事他心爱的指挥专业，他毫无怨言地一头扑进了音乐教学之中。
只要能力中国的音乐事业出力，干什么他都甘心，他愿意把自己的才华和学识，毫
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他深知，新中国的音乐要发展，只有一个两个音乐家是不行
的，得有成千上万个才行！
他感到前景一片光明……
雪坡，雪坡，走不到头的雪坡……
他在大雪纷飞的山中吃力地走着。这里没有动人的音乐，没有可供他指挥的乐
队，只有呼啸的寒风和漫天飘舞的雪花。他的脚印，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画出一条
歪歪曲曲的痕迹。他惘然地在雪中走着，那随狂风飞旋舞动的雪花，仿佛化成了无
数问号，在他眼前，在他周围，在他心里旋转、旋转……
第一个问号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似乎就在从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回来不久。那
时，他只知道拼着命工作，除了辅导学生们合唱之外，他还教作曲、钢琴、和声、
配器、曲式与作品分析……前前后后，他一共兼教十几门课！谁也无法否认，他是
个博学多专、尽心尽力的好教师。然而他隐隐约约地发现，常常有一些不友好的目
光从周围向他射来——怀疑、戒备、警惕……他说不清楚，反正有些异样。需要他
开新课时，一些领导会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打着哈哈招呼他：“哈，年轻的老教
师”，“嚯，后生可畏”，“嘿嘿，能者多劳嘛”……可平时碰到他时，他们却会
像不认识他一样，擦身而过，还板着脸不说一句话。
这是为了什么？他的心头出现了问号，然而他无法找到答案。
也许是自己神经过敏吧？
不，不是。他很快否定了自己的假设，他发现，敌视的目光越来越明显。不久，
就不断有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向他袭来：什么“只要技术不要政治”啦，什么“文
艺思想有问题”啦，什么“党内的一杆白旗”啦……党内的白旗？我是白旗？难道
我做了什么背叛党的事情？难道拼命工作错了？……他实在想不通。一个接一个的
问号，像五线谱上那些跳跃的音符，在他的心中翻腾，然而这些音符无法组成和谐
的乐曲……
课还得要上，新课还得要他开。系里新开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主讲又轮到了
他，他还是毫无怨言地接受下来。当时，这门课非常缺乏肖友梅、黄自等二三十年
代专业作曲家的作品音响资料，可这些作曲家的创作和风格，是必须要让学生了解
的。他千方百计搜寻乐谱资料，并三顾茅庐，请来了曾与黄自等人共过事的著名歌
唱家应尚能老先生，和他一起合作给学生上课，他在讲台上讲，应老先生在一边坐
着，当讲到具体的声乐作品时，就请应先生唱，他自己弹钢琴伴奏，一边还录音。
这样上课他很辛苦，但课上得生动形象，非同一般，而且还为学校积累了近现代音
乐史的音响资料。学生们都拍手叫好，使人纳闷的是，这居然也招来了麻烦，校园
里风言风语四起，说这是“党内右倾分子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相互勾结，毒害学生”……
正式的惩罚，终于落到了他的头上。1960年深秋，他被学校以“劳动锻炼”的
名义下放到北京市郊一个山区畜牧场养猪。生活艰苦、劳动繁重，他可以忍受，假
如可以避开那些无法解释的仇视的目光，可以听不到那些使人寒心的冷言冷语，即
便在饥寒中生活，他也愿意。可情况并不是这样，到了畜牧场，那里的管理员也是
板着脸用白眼看他：“你到这里是改造思想来的，不要摆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他
愕然，只能埋头干活，再也不说一句话。在这里，猪的地位比喂猪的知识分子高，
管理员规定：猪吃白薯，“劳动锻炼”的知识分子一律吃白薯茎和白薯叶子！
吃着白薯茎和白薯叶子，干着累人的活儿，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事业，没有忘
记一个人民音乐家的责任。只要有空，他就伏在一盏摇曳不定的煤油灯下作曲，写
音乐论文，读音乐理论著作……
像每一个从不怀疑我们党的知识分子一样，面对这些不公平的批判和遭遇，他
不止一次严厉地解剖过自己。他深信自己是犯了错误，但错在哪里呢？向党进攻的
右倾分子？他把党看作比自己的母亲更神圣，更伟大，他出版发表的一百二十多首
歌曲和许多钢琴、手风琴曲，每一曲创作中都倾注了他对党的赤诚的情感。1957年
“反右”时，并没有谁批判他右倾呀！白专？的确，他被许多人称为“全才”、
“能者”，一个人开十几门课，还翻译了斯克利波科夫的《德彪西的和声语言》、
楚克尔曼的《李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和声表现手法》，并写了五十万字的《二部
歌曲写作》和《我国专业创作中对近代和声手法的运用》、《我国微调式的和声问
题》、《奏鸣曲式的引子与尾声——论奏鸣曲式的历史发展之一》等学术论文。但
这是为了丰富中国的音乐事业，是为了教学，为了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实在不清楚自己究竟错在何处。
这年冬天来得特别早，10月刚过，天上就飘下了鹅毛大雪。山里的气温骤然下
降到零下二十几度。一天傍晚，管理员突然把他叫进猪棚里。只见一头老母猪躺在
地上哼哼，也许是受冻后病倒了。管理员毫无表情地开口了：“交给你一个任务：
立即下山一趟，请兽医来给母猪看病。”
下山一趟，来回有几十里山路啊！但管理员的命令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冒着
漫天飞雪，他咬着牙下山了。大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