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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蛇与蛇头第22节：战争的硝烟之后（3）
就在这个墓地，回国的华工们在临行前祭扫他们抛骨异国的同胞。据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墓地上扎起了彩牌坊，两侧挂上〃血洒欧西壮世运；魂返祖国挽神州〃的对联，大家把酒祭魂，挥泪痛哭，然后登上邮轮，回到遍地是战乱和饥荒的祖国。这群代表中国；远赴欧洲战场的华工；从此销声匿迹。14万华工几乎全部返回了家乡；留下的痕迹，就是在法国北部散落的数处中国公墓，还有他们中间的很小一部分人，选择了法国作为后半生的家园。没有人统计过这部分人的确切数目，但是在14万的总人数里；不会超过数千。他们中间有很多在战争还在进行时，就已经娶了法国人为妻。战后的法国和战争时一样，急需男性劳动力，〃滞留不归〃的华工，大受各地工厂码头的欢迎，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他们在为法国企业工作的同时，也渐渐融入到法国社会里，当时法国几乎没有华人妇女，留下的华工大都和法国女人结婚生子。
在这为数不多的不归者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温州地区青田县的农民，有2000来人。因为在一战之前，就有零星的青田石雕艺人，从中国到俄罗斯，又从俄罗斯到了西欧的法国，靠卖石雕小件，能挣上颇为不错的钱，而在青田贫瘠的山村，辛苦所得往往连饭都吃不饱。于是，和这些先行者会合之后，有了榜样，大多青田籍的华工都相伴留在了法国。中国和法国之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之后，发生了第一个有意义的移民事件。正是从他们这儿，才开始了中国人，主要是温州人向法国的移民史。但是，当时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人留下来，而绝大多数人则在熬过了数年的战火硝烟之后，却不在一个发达的国家享受和平的生活，而是选择了回到贫穷和战乱不已的祖国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和今天蜂拥而至的后辈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做中国移民调查时，这第一批中国劳工移民，基本上都已作古。他们的后代，也都是不会说中国话的地道的法国人，只知道自己身上有部分中国血统。我了解到，在法国的北方港口城市勒阿佛尔，还有一位周姓的年过90的中国老人。
他是最后一批来法的中国劳工，当时才十八九岁。在他乘坐的邮轮还在大海上向法国进发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宣布结束。他踏上欧洲大陆后不久，首批归国的华工就开始登上回程的远洋邮轮了。我到了勒阿佛尔这位老人的家中。周先生的法国妻子早已过世，他现在和已经退休的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女儿也都作了奶奶，从她的脸上，能看出中国血统，女婿则是地道的法国人。正聊天时，他们的十二三岁的孙子领了同学来家里。在这个少年身上，则看不到一点中国模样了。和他交谈，他说自己很为有一个中国的曾外祖父自豪，这也为他在同学中赢得不少羡慕的目光，他的同学没有不知道李小龙和成龙的。我问他去过中国没有，他说还没有出国旅行过。那么他第一想去的国家是哪个？埃及，第二呢，可能是巴西吧。会说中国话吗？少年人微笑着摇了摇头。周先生的女儿也不会说中国话，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周先生居然也不会说中国话！
他身穿连在国内也已经少见的蓝色的棉布中山装，脚上套着布拖鞋，外观上完全是一个在国内的公园里可以随处碰上的中国老人。虽然90高龄，但周先生身体不错，脸色也很好，只是腿脚不便，一直坐在沙发里。我先用普通话，再用法语和他交谈，问他是中国什么地方人。他用浓重的江苏苏北口音说出一句：〃江苏南京镇江府。〃我很高兴，对我这个南京人来说，苏北口音并不陌生。我用南京镇江地区的苏北方言，想继续和周先生聊天，但是，周先生在家人期待的目光下，却只能是神情尴尬地看着我。相反，当我改用法语时，他却能用简单的但也总是出错的日常法语来回答。这样聊了半个来小时，周先生显然是累了，陷入了沉默之中，对我和他的家人的谈话，不再有任何反应。我发现，在法国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周先生，到了垂暮之年，连自己的母语都忘记了，惟余自己故乡的名称。〃江苏南京镇江府〃是我们在他家度过的两个小时中，他说的惟一一句中国话。他自十八九岁作为劳工来到法国，一战已经结束，他没有随大队劳工归国，而是留下来在勒阿佛尔港口当了码头工人。
也是在勒阿佛尔，他和大他十岁的法国妻子结婚了，生了孩子。周先生的一生，就在大西洋岸边的这个码头上度过，直到退休，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回过他的家乡。问他为什么没有回去看看，他的回答是，这么多张嘴要吃饭，我得工作。也许，在一战结束之时，留在法国，就意味着在一个语言不通、文化不同、举目无亲的环境里，孤独地生存？要想说说母语，就只能是自言自语？而且，和故乡和家人的别离，很有可能不是暂时的，而是就此天各一方？必须有像周先生这样遗忘的本领，才能生存下去？或者，正是这种生存的可怕，才使绝大多数中国劳工离开法国，返回贫穷的故土？而现在的后来者，则不再承受这种促使他们的前辈急切地踏上回乡之途的压力，他们不再面临文化选择。今天的法国，已完全不是一个世纪前那样陌生和遥远，更重要的是，他们去法国正是为了在一个文化和习俗都相同的自己的社群里发财致富，那里有亲人和朋友。
他们于是急不可耐地要返回这块前辈逃离之地。生活在华人自己的社会里，和忘了母语的周先生相反的情况出现了，有些华侨来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除了〃你好〃〃再见〃〃谢谢〃之外，居然一句法语不会。在和周先生一样留在法国的中国劳工里，也有人零零星星地把在国内的家人迁到法国。但是这样的人是少而又少。由于当时既混乱又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国乡村里的人们对法国几乎是一无所知。在浙江温州和青田地区也是同样。法国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在这些贫穷的乡村，根本激不起任何向往。
第三章 政治避难第23节：“投奔自由”的船民（1）
1997年11月，全法国的注意力都被一个突发事件所吸引。事件发生在法属新喀里多尼亚，这是南太平洋上紧邻澳大利亚的一座群岛，15万人口，以土著黑人为主，但是从法国本土上迁去的白人也日渐增多。这个法属的群岛，并不因它与法国本土相距万里之遥而被法国人淡忘，相反，它始终以岛上吁求独立的活跃的少数党而吸引法国人的关注。但是，1997年11月5日，新喀里多尼亚群岛又成为法国人关注的中心之一，这回不是少数党的独立游行，而是因为一艘满载了亚裔船民的不明国籍的船只冲上了海岸。九天后的11月13日，又一艘同样的船在岸边搁浅。两艘船总共带来男男女女110个船民，其中有23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月前出生在其中的一艘上。岛上的生活被整个搅动了。警方经过询问得知，这群衣衫破烂、浑身污垢的亚洲人，原来来自中国。他们从1997年9月初就从中国的海南出发，拥挤在超期使用的海船里，在海上漂流了将近两个月，几次险遭灭顶之灾，才上了新喀里多尼亚的海岸。
警方将这110个青壮年男女和孩子收容在新喀里多尼亚首府努美阿国际机场旁的一个旧军营里。法国媒体纷纷集中新喀里多尼亚。被临时羁押的中国船民们，不论是面对警方的询问还是媒体的采访，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一个调子：我们是被迫害的政治难民，是专程来投奔自由的。比如，一位刘先生说自己因为信教，被关进监狱，生殖器被压碎，腿上被用烟烧得瘢痕累累，他甚至向媒体展示了他没有生殖器的下身。还有个船民没什么具体的情节和细节可供叙述和展示，就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因为追求自由而被判了死刑。没死的原因是被特赦，关了11年才放出来，但经常被抓去鞭打。最让人动容的人物是一位郑姓妇女，她在航行的两次风暴之间，在大海上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她第三个女儿。船民们都被编了号，65号船民看来比他的同伴有一定的文字水平，便给记者们转交了一封感谢信：〃感谢法国政府，感谢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感谢我最亲爱的天主教会……为了投奔自由，我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感谢你们收留我们……〃
这位船民很着急地就替法国政府做出了收留自己的决定，但这封信，即使转交给了媒体，也无法造成〃收留〃的既成事实。不过记者们很是兴奋，因为几乎船上的每个人都能讲一个生动的故事。而且，两艘破船，缺少饮食和淡水，载了男男女女和孩子上百人，冒着随时被大海吞没的危险，惟余追求自由的信念的支撑，在海上漂流了两个月，船身破了，大家齐力向外泼水，抱着一个决心：宁可死在海上，也不死在监狱里；一个妇女，在奔向自由的磨难中生下了她的女儿……这些就足以让任何传奇故事逊色了。几家全国性的报纸都对这群人追踪报道。遭受迫害，投身怒海，历经磨难，奔向自由的故事在大大小小的媒体中越来越鲜明、生动。船老大成了明星，他自述如何多方策划，率众出走，奔向自由和人权的国度：法国！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在工作中结识的朋友，巴黎警察总局中国移民办公室的拜石警长打来的巴黎警察局里分有多个办公室，管理东欧、北非、亚洲等不同地区移民社团的事务。
他说这两天为处理这件突发事件忙乱不堪。打电话给我，是想问问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是否认为他们是政治难民。我说我个人倾向于他们是经济移民，尽管他们也许是以生命为代价，但还是典型的偷渡者。这样的偷渡船，在中国南方沿海也不是第一艘。那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