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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典籍记载，春秋车战通常是在开阔地上排开横向队列，这就是《淮南子》中所说的“疏队而击之”。以这样的规则交战，往往只用一个回合，队列就被冲得七零八落，而由马驾驭的战车，是很难重整队形的，因此春秋时期的车战一般都在一天之内结束。
虽然车战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但其残酷却是不容置疑的。诗人屈原在《九歌·国殇》中描写了车战的壮观和惨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出土唐代的舞马衔杯纹
战车对于驾驭技术和地形地貌的要求很高，弊端随着战争的进展暴露出来。秦汉以后，我们就很难看到这种仪式化的车战了。
车马坑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车厢两边的车轮，考古工作者根据它们进行了实物复原，让我们在2700年后的今天得以一睹春秋时期车舆的风采。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车的象形文字已经粗略勾画出车的结构，这部分是车衡，这部分是车辕，这是车舆，而车舆两侧的就是轮子了。
相传中华文明发端之始，黄帝就开始造车，并因此被称为轩辕氏。轩辕二字指的就是车。
车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它涉及木工、漆工、锻造等诸多工种。
古代的车辆制作的关键是轮子，因为过去的路不是太平，轮子必须要坚固，所以在制作的时候很讲究，它必须要把木头一块一块的做成网状的，车中间的那部分结构安全是榫铆结构，这种结构有独特的结构方式，把它协成以后，越走越紧。
在制车业非常发达的齐国，都城临淄的街道上人来车往，其中有许多马车远道而来。为了吸引更多的客商，齐国制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仍然比较开放的政策，就是以外商驾车的数量来决定接待的规格。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客商。一时间，临淄城里“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发掘出的戈
在这些来来往往的车辆中，可能有一辆车上就坐着孔子。但他不是来经商的，他是来寻求更大的政治抱负的。当时像孔子这样的人出行必须乘坐马车。孔子驾车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广招门徒，主要传授六艺。这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术”，其中“御”是孔子特别强调的一项技能。
为什么要重视御呢？因为御是士在报效国家的时候作战，作战的时候必须要会赶车。
驾车的技巧在于如何控制马。马分为服马和骖马，中间两匹为服马，负责用力拉车，外侧为骖马，负责左右转向。要想随心所欲地驾驶马车，就要学会用缰绳调理好服马和骖马。《诗经·秦风·小戎》中所谓“六辔在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汉代以前，乘车的时候有站着的姿势，还有坐着的姿势，要求乘车有车容，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都崇尚自由，就觉得这种坐车的方法很不太适应。而牛车因为走起来比较缓慢，另外车厢比较大，也可以坐，可以躺。东晋南渡以后，江南地区牛多马少，也是牛车兴起的原因之一。据史书记载，晋元帝继位之后，由于马匹缺乏，改驾六马为四马。后来皇帝开始喜爱牛车，大臣们自然竞相仿效。
发掘出的古车马
到了唐代，第三代皇帝唐高宗连牛车也不愿坐了，而是喜欢使用人力的辇和轿。而曾经盛极一时的马车、牛车更多地用于载重运输了。
到南宋以后坐轿就越来越多了。到了明朝的时候，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都坐轿。
到了清朝的时候，像福康安这些大将，大将上前线都坐轿，轿夫倒是骑着马，轿夫骑着马跟着轿，多少里就换一班，这个轿夫再骑着马，那个再给他抬轿，到了这个程度。
古城模型
唐宋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车和轿是同时存在的。
轿子的平稳并不能完全取代车子的多种功用。不过轿子的出现不但没有让中国的制车业寻找到应有的发展方向，相反在一程度上抑制了车的发展。
一直到近代历史揭幕以前，中国的古车它的最高峰就停留在十三世纪那个阶段。十三世纪以后，中国古车因循原来的历史轨迹慢慢地向前走，没有重大的变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车的几个国家之一，但是直到1902年汽车从上海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很难想像中国古代的马车与汽车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古车始终是以两轮车为主，中国古代没有发展起来四个轮子的马车。这个发明非常之重要。而这个发明在欧洲公元前瑞典南部的岩石上的岩画已经刻出来了这种能够前轮转向的四轮马车的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两轮的马车没有发展成为四轮的汽车，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遗憾，但在两轮车之外，中国人并非全无建树，早在西汉末年中国人就发明了小巧灵活的独轮车。独轮车只需要一个人推动，既可载人又可载物，适应平原和山区的各种道路。独轮车是中国人对世界科技史的一大贡献。
第三部 藏宝现身
车辚辚·马萧萧（下）
古时造车工厂复原模型
这是发现马骨的河堐头村，清朝末年修围子墙的时候，就发现过许多骨头。1964年夏天，山东省临淄文物工作队来到这里，刚刚大学毕业的王恩田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工作。
清理了周边的泥土，现出了一个清晰的马的头骨。很快，考古队员在极其兴奋的状态下，挖掘出了145具完整的马骨。1972年和1982年又进行了两次挖掘。三次总计挖出251具马骨。根据已挖掘部分的规模推算，殉马坑全长215米，平均宽度4。8米，浅的部分已经露出地表，深的部分在地表下2。2米。从殉马密度看，平均1米地段有2。7到2。8匹马，如果按全长215米计算，全部殉马可达600匹以上。所有的马头都朝着相同的方向。
考工记
齐国共经历了39位国君，经过周密的推断，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纷纷把目光集中到了齐国第25代国君齐景公的身上。
齐景公在位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547年到490年。文献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就是说齐景公有马千驷。千乘这个邑名就是因为齐景公有马千驷而得名的。
春秋时期的齐国，厚葬之风盛行。齐景公既然非常爱马，那么他死时带走他所钟爱的骏马，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临淄古墓群——四王冢
这么多生性活泼的马，是怎么被掩埋在黄土之下的？它们是惨死在屠刀下的吗？这六百多匹马究竟是怎么死的，至今还没有一种肯定的说法。
如果以四匹马驾一辆战车计算，600多匹马相当于150辆战车的配备。在以马车为主要战斗力的春秋时期，就等于一个“千乘之国”十分之一的军事力量。
齐国在春秋时期雄霸中原，战马带来的辉煌刻记在以写实风格著称的齐瓦当上。田忌赛马的故事就发生在齐威王时代。现代经济学家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统筹法的实践。
临淄…家庄墓模型
古生物物种专家根据测量结果断定，这些殉马一律都是蒙古马种。
中国的马在秦代以前都是属于蒙古马种，这种能吃苦耐劳，很适合我们的环境、饲养条件，可这种马的缺点解决奔跑的速度不块，所以从汉武帝他就要求改良马种。
中国不断地从西域引进优良马种，最具神话传奇色彩的就是汗血马。它体格健壮，奔跑速度极快。人们把它皮肤上由于携带寄生虫而产生的明显的红斑，形容成它在奔跑时流出的带血的汗珠。
齐长城
马似乎给汉代人留下了过分深刻的印象，从西域得来的马更被当成了神物。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从出土之日起就让全世界为之惊诧，汉代的人，认定它是标准的千里马。
这是从西域引进的六匹良马，他们跟随唐太宗驰骋疆场、出生入死，为李氏江山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唐太宗将它们刻在自己的陵墓前，无疑是对他这六位战友最后的嘉奖。
热爱良马的唐太宗，使马得到了最高的礼遇。这时的养马业在民间同样也具备了广泛的基础，我们在唐代佚名画家的《百马图》中，看到的就是人和马怡然亲和的情景。
唐太宗
经过人类训练的马，智力明显增强了，可以接受驯马师的各种信息，领会骑手发出的各种命令，做出相应的动作。中国早在汉代就有马术表演。马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更是一种最基本的技能，马上献花、骑马飞刀等马术项目至今还是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喜爱的体育活动。
1970年10月，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了一只唐代银壶，但是壶上的衔杯纹却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关注。这匹嘴里衔着酒杯的马，正好与唐诗中“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的诗句相印证。文字记载的唐代舞马终于有了实物见证。
田野、王恩田考古队
唐代的舞马，当时训练了很多跳舞的马，它是可以按照走步子，走阵列，它还可以在有的台子上做各种姿势。这些马因为它受过训练，听见奏乐就要跳舞。
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无论是作为战备资源还是交通工具，马一般都要配马鞍、镶马蹄、装马镫。然而在临淄的殉马坑里，我们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件马具。
中国古代现在看起来在车战时期，在商周车战用马是没有鞍子的，它不需要坐鞍子。一直到战国晚期骑兵开始出现，出现了鞍子。
铜奔马
早期的马鞍只是一个简单的垫子。随着骑兵的发展，到了东汉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马上前后鞍桥很高的这种双轮的高桥鞍子。
到了隋唐的时候，特别是到了唐代，唐代李世民和李渊他们原来守太原主要是与突厥骑兵作战，所以他们引进了突厥的马和突厥的鞍子。所以我们看到昭陵六骏最典型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