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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设法改变了我的笔迹，写了一篇隐名的文章。夜间放在印刷所的大门底下。第二天早晨我哥哥看到了，当他的写文章的朋友们照常来访问时，他就把它交给他们。他们读了。我也听见他们的评语。他们赞许这篇文章，当他们猜度它的作者时，他们猜到的全是我们中间有学问有智慧的知名之士，这些都使我非凡的高兴。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当时侥幸得到这些人做我的鉴定家，我觉得也许他们并不真正是像我当时想像那样的很有眼力的鉴识家。
尽管如此，在受到了这次鼓励以后，我又写了几篇文章，用同样的方式投递到报馆去，这些文章也同样地获得佳评。我保守这个秘密直到我仅有的一点点写这种文章所必需的常识几乎用尽时，才拆穿了秘密。这时候，我哥哥的朋友们对我稍加重视，但是我哥哥却不喜欢他的朋友重视我，因为他以为，可能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或许会使我过分的自负。这事可能是我们之间这时正在开始的不和睦的原因之一。尽管他是我的哥哥，他认为他是师父，我是他的学徒，因此他认为我当然也应当像其他学徒一样地替他服务。但是因为我是他的弟弟，我认为他应当对我放纵一些，我觉得他要求我做的某些事过分地降低了我的身份。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争执带到父亲跟前。我想若不是在大多数时候我总是在对的一方面，就是我比他能说善辩，因为我父亲的判决一般总是支持我的。但是我哥哥脾气急躁，常常打我，这使我十分生气。我觉得我的学徒生活十分枯燥乏味，因此我不断地盼望有机会缩短我的学徒期限，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这种机会终于来临了。①在我们报上登载的一篇关于某一政治问题的文章（题目我现在记不起来了）触怒了州议会。他们发出了一张议长拘押票，逮捕了我哥哥，控告了他，并且判了他一个月的徒刑，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不愿泄露原作者姓名的缘故罢。他们也逮捕了我，在会议上审问了我，但是虽然我的回答没有使他们达到目的，他们仅仅教训了我一番，放我走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学徒，我有保守师父秘密的义务吧。
①我想我哥哥对我的粗暴专横的态度也许是使我在以后一生中对独断专横的权力起强烈反感的原因之一。
尽管我和我哥哥有意见，我对他的被判徒刑表示十分愤慨。在他拘留期间，我主持了报务。在报上我大胆地对我们的统治者进行了冷嘲热讽，我哥哥倒很喜欢这些文章，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开始对我有了恶劣的印像，认为我是一个有着诽谤讥刺癖好的天才青年。
当我哥哥被释放的时候，州议会发出了一道命令（一道十分奇特的命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
我哥哥的友好们在我们的印刷所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在这种情势下他应采取的行动。有人提议改换报纸名称就可逃避法令，但是我哥哥认为这样做有许多麻烦，最后他们决定了一个较好的办法，在将来报纸采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出版。为了避免州议会可能会非难，说他还是通过他的学徒在出版报纸，他们策划把我旧的师徒合同归还给我，在背上写明一切义务完全解除，在必要时我可以拿出来给人看。但是为了保障他对我的服役的权益起见，我得另外签订一个新的适用于未完的学徒期限的合同，这个合同将不予公开。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浅薄的计谋，但是我们马上执行了它，这样这个报纸在我的名义下继续了几个月之久。
我和我的哥哥之间终于发生了一种新的争执，我就坚决地维护我的自由，认定他不敢拿出新的合同来。
我这样趁火打劫是不公允的，因此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大错。但是因为他的急躁脾气常使他对我拳足交加，而当我因此感到愤恨时，我对这一行动的不正直性无动于衷，但是在平时他倒也不是一个性情暴戾的人，可能我当时太无礼貌，太惹人生气了。
当他知道我将离开他时，他设法使我不能在镇上的任何一家印刷所里找到工作，他走遍各印刷所，关照了每一个老板，因此他们都拒绝给我工作。那时我想到纽约去，因为那里有一家印刷铺，并且离开波士顿距离最近。这时我已经把我自己弄成是当地统治集团的眼中钉，我从州议会处理我哥哥案件时所表现的专横中，想到假如我待下去，我很可能使自己陷于窘境，同时，由于我对宗教问题的有欠审慎的议论，善男信女们已经把我看作是可怕的异教徒和无神论者了。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倒宁愿离开波士顿了。我既决定了出走，但是因为这时候我父亲偏袒我哥哥，我想假如我明目张胆地离开，他们会设法来阻拦我。因此，我的朋友高令斯就替我想了一个小小的妙计。他跟一只纽约州的帆船的船长讲好了让我搭坐他的船，说我是他的一个年轻友人，由于使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怀了孕，她的朋友们又逼着我娶她，因此我无法公开地出现或上船。这样我卖掉了我一部分的书籍，拼凑了一点钱，悄悄地上了船，因为是顺风，三天后我已经到了纽约，这样一个仅仅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认识当地的任何人，也没有一封介绍信，口袋里仅有少量的金钱，到了一个离家几乎三百英里之遥的地方。
我对航海的兴趣这时候已经消失了，不然现在我倒可以满足这个志愿了。但是，由于我学会了一种手艺。并且我自信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工人，我去找当地的印刷铺老板，年老的威廉·勃拉福，请他收我为伙计。他是宾雪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铺老板，在乔治·开夫的争执发生以后①，他就从那里搬到纽约来了。他那里生意不多，人手已经够了，所以他不能雇用我。但是他说：“我在费城的儿子最近失去了他主要的助手阿克拉·罗斯，他病故了。假如你到那里去，我相信他可能雇用你”。费城离纽约有一百英里的路程。但是，我出发了，坐船到安蒲，留下我的箱子和铺盖，以后由海道运来。
①乔治·开夫George Keith（一六三九——一七一六）是英国“教友会”的一个牧师。1684年他从英国移居美洲，曾在费城当教师，后来在教义上他又与教友会的其他教友发生争执，自己创立了一个教派，叫做“基督教友会”（Christian Quakefs），又叫做“开夫派”（Keithians），此处所提到的争执，不知是否指此。译者
在横渡海湾时，我们遇到了狂风，把我们破烂的帆撕成碎片，因此我们无法驶入小河，狂风却把我们吹到长岛去了。在途中，一个喝得烂醉的荷兰乘客失足坠入海中，当他正往下沉的时候，我伸手入海抓住了他乱蓬蓬的头发，把他拉了起来，这样我们总算又把他放在船上了。掉入水中以后，他清醒了不少，他先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来，要我替他去弄干，然后他睡觉去了。我一看原来是我多年来最心爱的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荷兰文版用上等纸精印，附有铜版插图，它的印刷装订超过我曾经看过的用它本国语印的版本。后来我发现《天路历程》已经译成了欧洲大多数的语言，我想除了圣经以外，它比任何其他书籍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据我所知“诚实的约翰”①是把对话混进叙述中的第一个人。这种写法很使读者感到兴趣，在最动人的部分。读者宛如身历其境，亲自参加讨论。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和《摩尔·富兰德尔》，《宗教求爱》，《家庭教师》等都成功地模仿了这种写法。理查孙在他的《帕米拉》等书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①指约翰·班扬（John。Bunyan）：译者
在靠近长岛时，我们发现无法在该地登陆，因为那里的海滩海浪澎湃，乱石丛生。这样，虽然船抛了锚，但是船身向着海岸摇摆着。岸上有人来了，对着我们大声呼喊，我们也向他们呼叫，但是风太大了，浪太响了，我们听不清对方所说的话，因而无法相互表达自己的意思，岸上有划子，我们做了手势，呼喊他们用船来接我们，但是他们或者是不懂我们的意思，或者是认为这事根本做不到，他们就走开了。天黑了，我们除了等着风势减弱以外，别无他法，在这个时候，我和船老板决定去睡一会儿，假如还睡得着的话。我们就这样跟全身还是湿透的荷兰人一同挤在小小的船舱里。外面浪花打在船头上，漏进舱来打在我们身上，结果是没多时我们身上几乎是跟那个荷兰人一样地湿透了。这样，我们躺了一夜，根本就没有睡着。但是，第二天风渐浙小了，我们努力想要在天黑前到达安蒲，因为我们已经在水上过了三十小时，既无食物，又无饮水，我们只有一瓶混浊的糖酒，外面的海水是咸的。
当天晚上，我发了高烧，上床睡了，但是我记得曾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多喝凉水能治疗发烧，所以我就这样做了，出了大半夜的汗，这样烧就退了。第二天上午，过了渡，向着五十英里以外的柏林敦徒步前进，在那里，据说有船可以送我直达费城。
这一天整天下大雨，我全身湿透了，到了中午我感到很疲劳。所以就在一家小客店里耽搁了一夜，这时我开始有点懊悔当初不该离家出走了。同时我的外表显出十分穷酸，甚至从人家对我的问话中我发现他们疑心我是谁家的一个私逃的仆役，而且很有可能因这种嫌疑而遭逮捕。尽管如此，第二天我还是继续赶路，到了傍晚在离开柏林敦八英里或十英里的地方宿在一个勃朗大夫开的客店里。我一面进食，店主一面跟我搭讪，当他发现了我读过一些书的时候，他显得十分和气和友好了。我们的相识一直继续到他死为止。我猜想他以前是一个走方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