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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读过一些书的时候，他显得十分和气和友好了。我们的相识一直继续到他死为止。我猜想他以前是一个走方郎中，因为没有一个英国的或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城镇，他不能详细地描述的。他有一些学问，人也聪明，但是不大信仰宗教，几年以后他淘气地把圣经加以滑稽化，改写成为拙劣的诗体，正像可顿以前改写维吉尔的诗那样。这样他使圣经中的许多故事显得十分荒谬，假如他的作品出版的话，可能会使信心浅薄的人受到不良的影响。但是它从未出版。
那天夜里我就在他店里宿了一宵，第二天到了柏林敦，但是我很懊丧地发现在我到达以前不久，去费城的定期航船已经开走了。那天是星期六，要等到下星期二才有开往费城的航船。因此我回到城里一个老妇人那里，我曾经向她买了一些准备在船上吃的姜饼，我向她请教应当怎么办。她邀我住在她家，等候船只。
因为我徒步旅行得累了，我就接受了她的邀请。当她听到我是一个印刷匠的时候，她就劝我在柏林敦安顿下来，开设一家印刷铺，但是她不了解开设印刷铺是需要资本的。她很殷勤地招待我，她非常善意地请我吃了一顿牛腮肉饭，只肯接受一壶啤酒作为代价。这样我满以为我是确定要等到星期二的了。但是，傍晚在河边散步的时候，来了一只船，后来我发现它是到费城去的，船上载着几个人，他们让我上了船，因为没有风，所以一路上我们划了船，到了午夜左右，因为还看不到费城，有人就确信我们一定已经过了费城，不愿再划下去了。其余的人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到了哪里。因此我们向河岸驶去，进入了一条小河浜，在一道旧木栅旁边登了岸，因为夜晚很冷（是十月的天气），我们就用木棚生了火，在那里我们呆到天明。当时船上有一个人认出这地方叫做库柏河，在费城的北面一点。我们一驶出这条河费城就在望了。大约在星期日早晨八九点钟就到达该城，我们在市场街码头上了岸。
我对于我的旅程叙述得特别详细，我的初次进城我也将详细交代，为的是使你在想像中能够把这种不大有希望的开端跟我日后在该城成为要人这一情况做一对比。我穿了工作服，因为我最好的衣服要从海道运来。我风尘仆仆，口袋里装满了衬衫和袜子。我一个熟人也没有，也不知何处去找住宿。我因为旅行、划船和缺乏休息，感到很累了。我又十分饿，但是我的全部现金是一元荷兰币和约值一先令的铜币。我把铜币付给船上的人作为舟金，他们起初不肯收，因为我出力划了船，但是我坚持要他们收下来，因为当一个人只有少量钱财的时候，有时候他反而比他钱多时来得慷慨，也许是由于怕人家把他当作穷酸的缘故吧。
接着我上了街，四处浏览，当我走到市场时，我遇见了一个手拿着面包的男孩子。以前我曾经好几次把面包当饭吃过。我问过他面包是从哪儿买来的以后，我立即跑到他指点给我的在第二街的一家面包铺那里，我要像我们在波士顿买的那种硬面包，但是好像在费城他们不做这种面包。接着我就要三便士一只的面包，他们也说没有，这样，由于我没有考虑到或不知道货币价值的不同，在费城物价较低，我也不知道究竟他铺子里有什么面包，我就请他给我三便士任何种类的面包，于是，他给了我三个又大又肥的面包卷。这个数量使我感到惊异，但是我收了下来。因为我口袋里装不下，我就两肋下各夹着一个，一边走，一边嘴里吃着另外的一个，我就这样沿着市场街走去一直走到第四街，经过后来成为我岳丈的李得先生门口。我未来的爱人这时恰巧站在门口，看见了我，觉得我的样子十分尴尬可笑，事实也真是这样。接着，我转了一个湾，到了板栗街和胡桃街的一段，一路上我仍然吃着面包卷，又转了一个湾以后，发现我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我刚在坐着来的那只船的附近。我跑到码头上去喝了一口河水。我既吃了一个面包卷，肚子已经饱了，就把其余的两个给了跟我们一同从上江坐船来的妇人和他的孩子，她们正等着开船继续前进。
饭后，我又跑到街上去了。这时街上有许多衣冠楚楚的人都在向着同一个方向走着；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样我被带到市场附近的一个巨大的教友会的会所。我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我四面看了一忽儿，听不见有谁讲话，由于第一天晚上的劳动和缺乏睡眠，我感到十分困倦，接着就睡着了，一直睡到散会时为止。
这时，有一个人善意地叫醒了我。因此，这个会所是我在费城踏进过的或是睡眠过的第一所房屋。
我又向河边走去，在一路上我注视着人们的脸，遇见了一个面色和蔼的年轻的教友会教徒，我就向他招呼，请他告诉我外地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宿店。当时，我们是在“三个海员”的招牌附近。他就说：“这里就有一个招待外地人的宿店，但是它的声誉不好，假使你愿意跟我来，我可以告诉你一所较好的宿店。”他就带我到坐落在水街的“弯曲宿店”，在这里我吃了一顿午餐，在吃饭时，他们问了我一些侦探性的很机灵的问题，因为我的年轻跟我的服装好像使他们猜疑或许我是一个私逃者。
午饭后，我又感到困倦了，他们给了我一张床，我就和衣倒下，一直睡到晚上六点钟，他们叫我吃晚饭，当天晚上很早就上了床酣睡到第二天清晨。接着我把我自己尽可能地打扮得整整齐齐到安得鲁·勃拉福的印刷铺去，在铺子里我看见我在纽约见过的那个老人，他的父亲。他是骑了马来的，所以比我先到费城。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他儿子很客气地接待了我，招待我吃了早餐，但是他说他目前不需要助手，因为最近他刚添了一个人。但是城里另外有一家新开的印刷铺，主人叫做凯谋，他或许可以雇用我；假如他不能，我可以暂住在他的店里，他会不时地给我一些零活干，直等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那位老先生说他要和我一同去见那个新印刷铺的老板。当我们找到了凯谋的时候，勃拉福说：“朋友，我带了一个年轻印刷工人来见你，或许你正需要这样一个人”。他问了我一些问题，给我一个排字架看我如何工作，接着他说：虽然他一时还找不到事情给我做，他不久就可以雇用我。他虽然从未见过勃拉福，却把年老的勃拉福当作镇上的一个对他有善意的市民，大谈他目前企业的情况和对未来的展望。勃拉福从未泄露他是城里另外一家印刷铺老板的父亲，听到凯谋说他预期不久可以把城里绝大部分的印刷事务承包下来，他就用一些巧妙的问句和一些小小的怀疑，把对方的全部意图都诱了出来：他靠了谁的势力，他准备如何进行。我站在一旁，听见了他们的全部谈话，立刻看出他们中间有一个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另一个只是一个新手。勃拉福让我留在凯谋处，自己走了。当凯谋听到我说出勃拉福是谁的时候，他大为惊讶。
我发现凯谋的印刷铺里只有一架陈旧破烂的印刷机和一套磨损了的小号英文铅字。这时候他正在用这套铅字排印一首纪念前面已经提过的阿克拉·罗斯的挽歌。罗斯是一个天资敏悟的年轻人，有着高尚的品德，在城里很受人们的器重，是州议会的秘书，也是一个不坏的诗人。凯谋也写诗，但是十分拙劣。实际上你不能说他写诗，因为他做诗的方式是直接把从头脑中的思想排成铅字。这样，因为没有稿子，只有两只活字盘，而挽歌又很可能需用全部的铅字，所以没有人可以帮他的忙。我设法把他的印刷机（该机他尚未用过，他对印刷机是一窍不通的）整理了一下，使它适合于印刷，我答应等他把他的挽歌一排好，我就来印刷。接着，我就回到勃拉福的印刷铺去了。勃拉福暂时给我一点零活干，我就在那里获得住宿和膳食。几天之后，凯谋来叫我去印挽歌。这时，他已经弄到了另外两只活字盘，有一个小册子要重印，他就叫我做这工作。
我发现这两个印刷工人对他们的业务都不十分高明，勃拉福原来不是学印刷的，而且文化程度很低。凯谋虽然有点学问，但只能排字，不懂印刷。他曾经是法国先知派①的教友之一，能够装得像他们那样的热烈自称能预知未来，能说万国方占，能行奇迹等等。他们宣扬灭国即将来临，劝人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这时候他并不表明信仰什么特殊教派的宗教，只是随机应变，各种教派都相信一点。他完全不懂世故，而且后来我发现在他性格里很有点无赖气。当我在他这里工作的时候，他不喜欢我住在勃拉福处。他原有一所房子，但是里面没有家具，所以他无法安置我，可是他替我在他的房东，就是上面提过的李得先生处找到了寄宿。这时候我的箱子和衣服已经运来了，在李得小姐的眼里我的样子可比当她第一次碰巧看见我在街上吃面包卷对体面得多了。
①法国先知派（French Prophets）：一七〇六年由法国传入英国。
这时我开始认识了城里一些爱好读书的青年人，晚上我很愉快地跟这些人在一起，靠着我的勤俭，我赚了一点钱，生活过得十分舒适。我尽可能地把波士顿忘掉，而且除了高令斯以外，我也不要波士顿的任何人知道我的住处。高令斯是知道我的地址的，当我写信给他时，他保守秘密。最后，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重新回到那里，比我原定的时间早得多哩。我有一个姐夫劳勃脱·荷麦斯，是一只行商于波士顿和道拉瓦之间的帆船的船主，当他在费城南面四十哩的纽开色时，听到了关于我的消息，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提到在我突然出走后，波士顿的亲友们的怀念和忧虑，向我保证他们对我的善意，只要我回去，一切都可以按照我的心愿安排，他十分诚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