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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皇帝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不予追究，但是朝廷有关方面官员还是进行了委婉言批评。
《明清史料》所收的两个题本最能说明问题。负责监察兵部的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说：毛文龙所控制的旅顺附近的金复海盖四州，实为要地，与宁远可以呼吸相通，倘驻兵于此，平时可以壮声势，战时可以探虎穴。兵科给事中宋呜梧也说：兵法讲究犄角以牵制，多方以误之，当后金全师出击时，如能分疲其势，就能使其攻捣徒劳。如能掌控复州盖州以及东江一带，以窥辽沈，尤为全策。都旁敲侧击地肯定了毛文龙及其辖地在牵制后金（清）军队方面的战略作用。
止因为如此，后金（清）方面早就把毛文龙视力眼中钉，对他软硬兼施，但征讨与招降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岂不令亲者痛仇者快吗？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后发生的“己巳之变”——后金军队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清）就可以肆尢忌惮地长驱南—卜，足以令人深省。
当时的一些官员已经看到了袁崇焕杀乏文龙与“己巳之变”之间的联系。候补科阮震亨在传闻毛文龙部将有背叛迹象时，表示不胜惊忧：弹丸海岛一旦落入敌人之手，足以为明朝大患，扬帆上下，可以无所不攻。兵科给事中陶崇道也以岛兵告变，指责袁崇焕假公济私，毛文龙无罪就戮，为今之计，应当尽快把在京师的毛文龙之子派去安抚。但为时已晚，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在登州哗变，几乎所向披靡，酿成山东大乱。它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向人们表明，毛文龙的军队并不像袁崇焕所说只会冒饷不会宁丁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极，成为南下攻伐的一支相当有杀伤力的武装。当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袁崇焕杀毛文龙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
第二节 袁崇焕之死
明末的辽东战场，努尔哈赤的后金（清）军以叫咄咄逼人之势，攻城略地，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在此风云激汤之际，堪称中流砥柱者，大概非袁崇焕莫属。
在他之前，兵部侍郎杨镐出任辽东经略，不但没有收复火地，反而遭到空前惨败。继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以固守为上策，稳定了局势，但是被卷进了无谓的内耗中，遭诬陷而罢官。取代他的袁应泰不懂军事却义固执己见，导致辽东战略重镇沈阳与辽阳的相继沦陷。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互相掣肘，终于导致“经抚不和”，酿成广宁惨败。由于王化贞有“阉党”背景，熊廷弼就成了替罪羊，落得个斩首后义传首九边的悲惨下场。继任辽东经略孙承宗颇想有所作为，不意遭到“阉党”攻击，被迫辞官归乡。新任辽东三经略高第态度消极，撤退山海关外守军，努尔哈赤亲率主力进犯宁远（今辽宁兴城），镇守宁远孤城的袁崇焕宁丁了一个人胜仗，声名人震。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万历四十七年进十，天启六年山任辽东巡抚，镇守宁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卜，拒绝努尔哈赤的诱降，刺血为——书激励十兵，指挥唐通判用红夷人炮击中努尔哈赤的黄龙幕帐，迫使努尔哈赤退兵。宁远之战使袁崇焕崭露头角，也使屡战屡败的辽东战局出现了转机，连清朝人编纂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人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努尔哈赤自从二十五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次宁远城—卜败北，忿恨而归，不久就病死于沈阳。之后袁崇焕又在锦州、宁远再次挫败皇太极，天启皇帝欣喜若狂，在谕旨中称：十年积弱，一旦挫其狂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位扭车专十年积弱，力挫敌人狂锋的大将，竟然遭到专擅朝政的魏忠贤的忌恨，唆使党羽上疏弹劾，迫使他辞官而去。
崇祯皇帝即位以后，为了扭转辽东局面，重新起用袁崇焕，任命他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添注左侍郎。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吕纯如请求皇上重用袁崇焕，他对袁的评价独具只眼，概括为十个字：“不怕死，不爱钱”和“曾经打过”。这种品格，在当时的朝廷人臣和封疆人吏中十分难得，要在辽东力挽狂澜，非袁莫属。崇祯皇帝接受这一建议，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把辽东军政全权委托给他。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廷臣与袁崇焕，讨论辽东事宜，希望袁崇焕能够提出令人振奋的平辽方略。袁崇焕对于皇上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不假思索地回答：倘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听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不仅皇帝高兴，连在一旁的内阁辅臣们也莫不欢欣鼓舞，以为袁崇焕肝胆识力实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然而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却显得相当冷静，趁皇上暂退便殿稍憩之机，当面向袁崇焕请教“五年复辽”的方略。不料袁崇焕并没有滔滔不绝地陈述，而是若无其事地吐出四个字：聊慰上意！”许誉卿听了人吃一惊，悄声提醒他：皇上英明之极，你岂可浪对？到时按期责功，怎么办？
袁崇焕自知失言，待御前会议继续逆行时，急忙对“五年复辽”之说加以解秆，提出许多前提条件，诸如钱粮与武器必须悉心筹措，用人必须得心应手，件件落实才行。皇帝马上交代户部、户部、兵部、吏部、兵部一一照办。接着袁崇焕义提出言官舆论问题：以臣之制服辽东而有余，调和朝廷众口则不足，忌功妒能之人虽不致于掣臣之肘，亦足以乱臣之心。皇帝听得注，不由得站了起来，问答道：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袁崇焕再也没有什么条仆可提了，皇帝督促他立即出关，并赐给尚方宝剑，嘱咐他：愿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
崇祯皇帝刻意营求中兴之治，为了恢复辽东，对袁崇焕寄予厚望，儿乎言听计从。袁崇焕看透了皇上这种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以五年复辽的方略“聊慰上意”，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按照当时的形势及力量对比，“五年复辽”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至少是微乎其微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如同梦呓。事实上，明与后金力量对比，早在万历末年萨尔浒之役后，即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明朝控阻后金凶猛攻击已属不易，更遑论收复失地（王吴：《崇祯帝与袁崇焕之死》，载《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
这种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酿成了袁崇焕日后的悲剧。清初的历史学家张岱在为袁崇焕作传时，把他的性格弱点与悲剧遭遇联系起来：“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格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话说得似乎有点刻薄，但切中了要害，颇堪同味。
一年后，监察御史毛羽健冷静地回顾此事时，评论道：袁崇焕对陛下说“五年复辽”，臣心壮之，且服之。窃以为督师之语并非他平日那样胸有成竹，而是目无全牛。恐怕是迫于陛下一时之顾问，只得猝然以对。事实确实如此，在御前会议两天后，袁崇焕向皇帝递交了一份奏疏，详细陈述他的平辽方略，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一句是守为止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这一战略方针强凋的重点是，同守、征战、和议三手同时并用，而以同守为主，辅之以征战、和议，不求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求长远的成功。很明显，他主张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这与他前天许下的“五年复辽”的诺言是格格不入的。袁崇焕陷入了自己制造的矛盾怪圈之中而无法自拔。
深知袁崇焕在君前“浪对”底细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在袁崇焕上疏两天后也上疏皇上，要求以法治边臣，显然是有所指的。他说：可以拔除向来积弊病根，鼓舞今日更新风气的，只有法律。他援引辽东战场上杨镐、熊廷弼、王化贞丧师的先例，指出近来用人过滥，封疆人吏久已不知法律。请皇上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杀伤人口隐匿不如实上报，在外的巡按御史可据实揭发，在内的科臣可参驳弹劾，按律逮治。皇帝毫不犹豫地批示同意，给袁崇焕预示了一个不祥之兆。
袁崇焕犯的另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是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并且再一次夸下海口：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剑）以谢尔。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以诛文龙者诛臣。但是恢复辽东的军事行动尚未开始，先自同室操戈，削去自己的右臂，无异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不能实现五年复辽的承诺，那么只有一死以谢皇上（参看《毛文龙的功过是非》）。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清）军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很快导致兵临京都城下的“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己巳年）十月下旬，皇太极率满洲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线的重兵，绕道辽西，选择明朝边防薄弱环节下手，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安口、龙并关、马兰峪，乘虚而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阻击，就抵达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遵化县城距北京不过二三百里，满洲铁骑不日即可威胁京都。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布戒严。
长城以南的遵化至蓟州一线，属于蓟辽总理刘策的防区，关内防守疏虞，刘策负有直接责任是无可置疑的。袁崇焕的重点是治兵关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