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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以南的遵化至蓟州一线，属于蓟辽总理刘策的防区，关内防守疏虞，刘策负有直接责任是无可置疑的。袁崇焕的重点是治兵关外，但他毕竟负有督师蓟辽的重任，从广义上讲，整个顺天府都住蓟州镇的防务辖区之内，他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于是立即派遣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赵率教是由蓟镇总兵凋任山海关总兵的，虽然熟悉蓟镇情况，但创促应战，十一月初四日在遵化城下激战中阵亡，全军覆没，形势顿趋严峻。
十一月初五日，袁崇焕亲自率领副总兵张弘谟、参将张存仁、游击于永绶、张外嘉、曹文诏等，进关增援。次日又凋参将郑一麟、王承胤、游击刘应国及总兵祖大寿接应。他随即部署：以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镇守山海关，参将杨春镇守永平，游击满库镇守建昌，参将邹宗武镇守丰润，游击蔡裕镇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还镇，守护皇陵，宣府总兵侯世禄镇守三河，保定总兵曹鸣雷与辽东总兵祖人寿镇守蓟州，袁崇焕自己居中应援。临危受命的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孙承宗，是老资格的军事家，对袁崇焕过分收缩于京都外围的消极防御部署，有不同看法，他赞同防守蓟州、顺义、三河一线，而不赞同退守昌平、通州一线。
这是一个错着。另一个错着是，当他侦察得知敌兵已经越过蓟州向西进发时，居然率兵跟蹑。理应抢前阻击，而非跟蹑。于是乎，敌兵接连攻陷京城东面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袁崇焕一错再错，十一月十五日赶到河西务，不顾将领反对，率部前往北京，于次日晚抵达广渠门外。这一决策，铸成大错。本来应该把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城安全。现在舍弃上策，先是跟蹑，后义退保京城，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京城外围。此举引起了住在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
朝廷上下这种不信任气氛，被后金（消）方面巧妙利用。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后，巧施离间计，散布谣言说与袁崇焕有密约在先，故意引满洲铁骑进入内地。这一密谋颇类似《三国演义》中的蒋干盗书，伎俩并不高明，策划者是后金章京范文程。据《东华录》与《清史稿》的记载，皇太极在广渠门战败后，嘱咐副将高鸿中与参将鲍承先，故意在俘虏的明朝太监杨某面前低声耳语：“今日撤兵，乃上（按：指皇太极）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按：指袁崇焕）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杨太监佯卧窃听，默记在心。第二天皇太极故意把杨太监放归，情报就传到崇祯皇帝那里。皇太极的这一招，在“都人竞谓崇焕召敌”的气氛中，是极易奏效的。文震孟在他的《文文肃公日记》中，隐约流露了些许端倪：“（十一月）十八日，闻袁督师至城下。义云是奴酋奸细伪为袁者，忧惶殊甚。十九日，至朝中，汹汹而已。”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所说更为具体：“时督师袁崇焕握重兵壁城平，疑其有外心。”兵部尚书特地招募名叫沈文学的人进入袁营探听虚实，沈对袁说：“天子新践祚，即不次擢公，可谓公知己，同知公必不忍负朝廷。但公列营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从识公忠诚哉？……且公枉杀毛文龙，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自赎，稍不尽节，天下争脔公，可不畏欤！”这段话透露了两个信息，其一是当时朝廷上下“疑其有外心”；其二是将来的下场很可能是“天下争脔公”。不幸而被他言中。
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人寿、黑云龙等将领，以及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这时他可能已经获悉太监杨某的情报，但为了稳定军心，驱逐来犯之敌，对于袁崇焕极力夸张敌军不可抵挡的说法，拒不表态，只是对袁崇焕等人加以慰劳，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袁崇焕披上。皇帝其实对袁崇焕已有戒备之心，只是隐而未显而已。
以后几天，北京外围局势趋于平静。崇祯皇帝作了一系列布置，把京城与皇城的警卫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十二月初一日，他在平台再次召见袁崇焕，名以上是讨论军饷事宜，实际上是宣布将他逮捕入狱。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仅令袁崇焕大惊失色，也令同时应召的将领们出乎意料。崇祯皇帝直截了当地责问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敌兵犯阙以及射伤满桂三件事情。这含沙射影的背景便是所谓“密约”。袁崇焕其实并没有和皇太极订立什么“密约”，对于皇上的简单问话，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皇帝以为他默认了，不由分说地厉声下令：“着锦衣卫拿掷殿下！”锦衣卫校尉们一拥而上，把袁的朝服脱去，扭押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发镇抚司监候。
对于皇帝突如其来的这一重大举措，内阁辅臣们极力劝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皇帝回答说：势已至此，不得不然。看得山来，他是有不得已苦衷的，又不能把关于“密约”的传言公然摊到桌面上，所以当他与督师人学士孙承宗谈及此次处分袁崇焕时，只是追究袁作为督师的失职，丝毫未涉及其他因素：“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敌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义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理由固然冠冕堂皇，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文震孟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获悉此事的感想反映了廷臣的忧虑：“十二月一日……忽闯上召袁崇焕督师，满桂黑云龙祖大寿等抚戎。已，闯崇焕下诏狱……余不觉顿足曰：噫，败矣……袁罪当诛，而此非其时也。”
确实，崇祯皇帝忽略了主帅被逮后辽兵的动向，这是一个潜在危险。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向兵部尚书及时提醒：辽兵无主，不败即溃，今日之上策，莫若释放袁崇焕以维系军心，责成他驱逐敌军出境以自赎。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余大成所料。辽兵平素对袁督师十分感戴，机人寿又与满桂有过节，袁督师被逮，要他听满桂节制，激起辽兵不满，祖大寿在十二月四日一早悍然率部离京，回归宁远。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朝廷上下震惊：敌兵还未撤退，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脱离战场，形势堪忧。
崇祯皇帝接受兵部尚书粱廷栋的建议，命令内阁六部等官员前往狱中，开导袁崇焕顾全大局，阻拦祖大寿东行。袁崇焕欣然从命，写了言辞极其恳切的书信，要祖大寿顾全大局。手持袁崇焕蜡书的的信使昼夜兼程疾驰，终于在距锦州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寿一行。祖大寿下马捧读袁督师手书，泣不成声，一军尽哭。祖大寿年逾八旬的老母果断地劝儿子率军回师北京，立功自赎并救袁督师。将士们听了无不踊跃，祖大寿挥师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皇帝闻讯大喜过望，他原本对袁崇焕疑心重重，及至听说收复失地皆辽兵之力，顿时又闪现出重新起用袁崇焕的意念，甚至还说出“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所谓“蛮子”是对广西人袁崇焕的一种妮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朝廷中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僚唯恐天下不乱，乘袁崇焕被逮之机制造事端，阉党余孽上窜下跳，掀起了清查阉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并且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袁崇焕的罪名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
山东道御史史在这方面起了极坏的作用。他在崇祯三年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实诬劾已经辞官的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与督师大员商议平辽方略，是内阁辅臣的份内主事，居然被扣上“卖国欺君”的人帽子，并与千古罪人秦桧相提并论，居心险恶之极。他还不着边际地捏造钱龙锡接受袁崇焕贿赂，“擅权主款”云云。
皇帝接到这一份火上浇油的奏疏，怒不可遏，不加核实便草率下旨：“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互谋不举，下廷臣会议其罪。”袁崇焕的命运岌岌可危了。
八月十六日下午，皇帝在平台召见文武人巨商议处决袁崇焕事宜。他在列举袁崇焕种种罪状之后，以咨洵的口气问道：法司如何定罪？人臣们都不敢造次，一味顿首，听凭皇上发落。皇帝见人家并无异议，随即宣布他的决定：“依律磔之！”所谓“磔”，乃是一种酷刑，即寸寸脔割致死。
袁崇焕之死惨不忍睹。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袁崇焕绑赴西市处磔刑时，“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买其肉，顷刻立尽。开瞠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忧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他的死比熊廷弼要惨多了。这种事例的一再出现让人们寒心：难道那个时代为国家献身的人都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么？
袁崇焕死后，他的兄弟妻妾被流放到福建，家财没收。《明史·袁崇焕传》如此写道：“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又说：“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读来令人感慨唏嘘不已。如果说袁崇焕妄杀毛文龙是一大错误，那么崇祯皇帝误杀袁崇焕是错上加错，两者均为亲者痛仇者快，使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而除去两员难以对付的大帅。对于明朝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足，自毁长城，此后再难以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杨士聪《玉堂荟记》说：“封疆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