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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这使邹应龙感 到莫名的惶恐，唯恐因此遭来杀身之祸，迟迟不敢赴通政司出任参议之职。后来在徐阶的调 护下，才惴惴不安地赴任视事。
事情的真相还远不止此。这场政治活剧是徐阶一手导演的。唐鹤征《皇明辅世编》，透露了其中的许多细节，好在原文并不难懂，照录如下：
“先是，（严）嵩子世蕃卖官鬻爵，恣肆无忌。（皇）上亦微矢口之，念嵩，不忍发。会有 术者蓝道行以箕仙术进，上颇信眷，事必咨之。（徐）阶因深与之交。上有所问，密封使中官（太监）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则处中官秽，不能格真神仙。中官乃与方士谋，启示而后焚之，则所答具如旨。（蓝）道行狡，乃伪为纸封若中官所赍者，及焚而匿其真迹，以伪封应。
（皇）上一日问：‘今天下何以不治？’
对曰：‘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
则问：‘谁为贤、不肖？’
曰：‘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
（皇）上复问：‘我亦知嵩父子贪，念其奉玄久，且彼诚不肖，上真（上天真君）胡以不震而殛之？’
报云：‘世蕃罪恶贯盈，固宜速殛，以在辇下（京师），恐震惊皇帝，欲俟外遣，戮为齑粉矣。’
（蓝道行）密以告（徐）阶，（徐）阶恐稍迟则（皇上）圣意解，半夜即遣人邀御史邹应 龙具疏，劾嵩父子。诘朝上之。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狱，‘（遣）戍之。擢应龙五品京职。
（皇）上虽退嵩，而怜其和良承意，虑后无当者，忽忽不乐，手谕（徐）阶欲传嗣，令拟诏。（徐）阶极言不可，而吏部、礼部奏迁（邹）应龙通政参议，报可矣。忽有旨切责二 部臣，以邹应龙为邪物，不宜转官。（徐）阶恐为应龙累，力为关说，应龙得无恙。”
你看，徐阶买通蓝道行，在扶乩时让“神仙”说出“贤者辅臣阶、尚书博，不肖者嵩父 子”，并且连夜派人要邹应龙起草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此后又害怕邹应龙透露其中关节， 连累自己，多方为邹应龙关说，使之平安无事。
一波已平，一波又起。严嵩虽然罢官，不过是“致仕”（致仕即退休，并非余秋雨所谓 “达到做官”）而已，并未伤筋动骨。他的儿子严世蕃遣戍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虚应故 事而已，还没有到雷州，就中途返回老家，威风依旧。他的同党罗龙文也从遣戍的地方逃回，与严世蕃计议如何翻盘。袁州府的官员获悉此事后，立即把严府“聚众练兵谋反”的迹象报 告了巡江御史林润。林润作为言官，一向敢于直言，先前曾弹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害怕严世蕃东山再起，遭到报复。马上上报朝廷：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 而且还有“通倭”迹象。皇帝对于严氏父子贪赃枉法还可以容忍，对于谋反绝对难以容忍， 立即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严世蕃余威犹在，居然买通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在定罪书上写进 弹劾严嵩父子的沈炼、杨继盛，以便激怒皇帝，得以死里逃生。三法司官员把严世蕃的定罪 书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定，果然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抵命。徐阶深知皇上脾性， 这种写法必然触怒皇上，是“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因为处理沈炼、杨继盛都是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为沈炼、杨继盛翻案，就意味着皇帝以前的圣旨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祸及林润及其他弹劾严氏父子的官员。经过徐阶修改的三法司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与皇帝毫无关系的罪状：“谋反”、“通倭”。上面如此写道：严世蕃与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构煽狂谋，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外投日本”云云。平心而论，严世蕃咎由自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谋反”、“通倭”却是不实之词。这不是真正意义的弹劾与审案，而是在耍弄权术。
果然皇帝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十分震’惊，下旨：仅凭林润的揭发，还不足以昭示后世，必须核实。徐阶再度代替三法司起草答疏，以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谋反”、“通倭”证据确凿。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帝降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抄家，黜革严嵩及其孙子为平民。
儿子斩首、孙子充军、家产被抄，严嵩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年之后命归黄泉。
严嵩、严世蕃恶贯满盈，他们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义正词严的弹劾不但无法奏效，而且适得其反；为何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几年以后，官员们在撰写《明世宗实录》时，就表示了异议：严世蕃凭借其父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林润的奏疏说他“谋逆”，三法司的拟议说他“谋叛”，“悉非正法”。所谓“悉非正法”云云，就是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一种非法手段处死本该处死的罪犯。看来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仅仅指责林润、三法司是不够的，关键依然在于皇帝。徐阶深知皇帝的心态，耍弄权术，把握的原则就是不能“彰上过”，既要处死严世蕃，又不能彰显长期宠信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皇帝的过错。而“谋反”、“通倭”这样的罪状，是在皇帝决定严世蕃充军之后发生的，皇帝当然毫不知情，与先前宠信严氏父子毫无关系，因此一举成功。当时的史家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奥妙，或者即使洞悉奥妙，也不敢直白地说出来，毕竟圣贤是主张为尊者讳的。
同样是弹劾严嵩，各色人等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显然，邹应龙、林润、徐阶的人品，是无法与沈炼、杨继盛相提并论的。
第五章 高拱政治生涯终结的一幕闹剧
明穆宗逝世之前，命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高仪，与司礼监太监冯保，一起作为顾命大臣，同心协力辅佐其子朱翊钧。朱翊钧即位后（即明神宗），顾命大臣本当同心协力，才不辜负先皇的托付。然而就在此时此际，顾命大臣之间为了权力而明争暗斗起来，高拱与冯保的矛盾日趋尖锐化。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进而为翰林院编修。嘉靖三十一年他与翰林院检讨陈以勤一起成为四十一岁的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的讲官（老师）。一直到嘉靖三十九年，他被任命为太常寺卿、署国子监祭酒，才离开了裕王府。裕王侍臣的七年半生涯，为他日后进入内阁辅平了道路。隆庆年间的内阁辅臣，高拱以外，陈以勤、高仪、殷世儋、张居正，都是裕王讲官出身。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廷机务。在内阁中，首辅徐阶以外，有前年入阁的李春芳、严讷，以及与高拱一起入阁的郭朴。李春芳、严讷专门以撰写青词贺表而飞黄腾达，即所谓“青词宰相”。高拱却是一个实务型官僚，颇想有所作为，于是乎与首辅徐阶渐生嫌隙。结局是，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高拱以“乞休”而结事了一年零二月的第一次内阁辅臣时代。到了隆重庆三年十二月，吏部尚书杨博致仕，高拱以武英殿大学士第二次进入内阁，并兼任吏部尚书。隆庆五年五月，六十岁的高拱出任内阁首辅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铁腕宰相（朱元璋取消了中书省及丞相，以后的内阁首辅有相位而无相名）。
高拱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傲视同僚，对于张居正却有所提防，视为潜在对手。他对张居正与冯保的密切关系，早有所知。正如他后来在回已录《病榻遗言》所说：“制人（张居正）卖众，别走轻径，专交通内臣，阴行事于内。而司礼太监冯保者，狡黠阴狠，敢于为恶而不顾者也。荆人（张居正）倾身结之，拜为兄弟，谄事无所不至……荆人（张居中）每有意指，即捏旨付（冯）保，从中批出，以为出自上意，而荆人（张居正）袖手旁观，佯为不知。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看得出来，高拱与张居正的矛盾由业已久，尤其对于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关系如此密切，感到莫名的威胁。
隆庆五年十一月，殷世儋致仕，内阁辅臣只剩下高拱、张居正二人。高拱为了约事张居正，向皇帝建议增添内阁辅臣。张居正当即拟旨交付冯保，以皇帝的名义批示：“卿二人同心辅政，不必添人。”这使高拱左右为难：一方面，自己一旦遭到弹劾，必须回避，张居正便可以与冯保内外配合，置自己于死地。
明穆宗死后，冯保与张居正的关系愈加密切。高拱不能容忍自己大权旁落，决定拿冯保开刀。他多次向刚刚即位的小皇帝表示，要扩大内阁权力，遏制司礼监太监的权力，不让冯保过多干预朝一睡。然后，他又与新近由他引荐入阁的高仪相商。高仪自知人微言轻，不愿卷入这场政治赌博，顾左右而言它。
高拱自视甚高，把事情的复杂性估计过低。他决定把自己起草的消夺冯保权力的《陈五事疏》，以阁臣联名的方式提交皇帝，高仪那边已经打过招呼，当然还得征求张居正的意见。张居正当场一口答应，并且佯笑道：除掉冯保这个阉宦，就像除掉一只死老鼠。然后马上派人告诉冯保，要他早作准备，二人合力对付高拱。
六月初十日，高拱的《陈五事疏》送到了皇帝那里，它的主旨就是，严惩太监专政，消夺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将权力集中于内阁。冯保并非等闲之辈，接到高拱的奏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