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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只是怀疑，并在有付上榜后大咧咧地向他表示祝贺，而二臭则郁闷至极。他以前只图不下坑不干活而宁愿不减刑，但现在毕竟谁都知道犯人苦轻了，况且就算出了工凭他的资格也没人会安排他干啥，怎么着也能闹个积极分子嘛！再退一步，即便他不下生产组，就在中队呆着，论资排辈那也轮不到有付去得这个积极分子去挣这五个月徒刑呀！
当中队宣布有付接任卫生委员时，我们更是疑惑不解：就算六大队变得正规了，承认有付这几年的工作干得不错，给他个积极分子，但是，别的大队、科室都变正规了么？卫生委员，这可是个责任重大的职务呀！对犯人的人际关系和经济基础要求相当高，你以为带病号犯的工作只是把中队生病的犯人领到医院去排队看病领药？大错特错了！医院那些犯人胃口大着咧！于是我拭目以待，通过有付上任后的工作顺利与否，就知道监内医院现在是咋回事，从而窥斑见豹地了解狱政科、生活科等直属科室犯人们现在是咋回事。
我猜想中队给有付这个积极分子，一是为了让他进积委会接明明的班，二是想给他施压：干得好，有奖，干不好，把原来的奖也给你拿走！虽然我对有付的能力极度怀疑，但也算是明白了中队干部的用心。
但二臭不明白。二臭终于感到自己年纪不小了、资格够老了、入狱够久了、应该在不丢面子的前提下去争取点什么了。当他喝了酒、支开小走、脸红脖子粗地向我倒苦水时，我替郝导、小程为他思想上的开始转变而感到高兴。这就是顽石有了裂缝，若稍加引导，必将粉碎之！
所以当二臭大骂有付凭甚当积极分子时我说：“这是为了让他带病号做铺垫吧。”
“他带他妈个板鸡！就凭他那逑式！，不超一礼拜就让他哭他的逼脸！”
我点头。
“小白，咱弟兄们说实在话，也不怕你笑话。小白，你说，凭我这么多年的关系，到哪儿吧老乡们不给个面子！带个病号还不是富富有余！”
这儿的人总把绰绰有余说成富富有余，我不清楚是方言还是错别字。不过我认为，二臭这小子也是个压不稳，干部们或许正是怕他坐大后不好收拾而一直对他冷处理？宁可要有付来带病号也不要他？有付遇到困难会找干部寻求帮助，而二臭，要是让他耍大后似乎不会有什么能难住他，如此便又产生了一个脱离监管的大拿犯人了……
“我也跟你说实话，你这么多年，一直是反改造分子的身份，对吧？要想公道打个颠倒，你要是个干部，会不会一下子把个反改造分子给提起来重用？”
二臭嘿嘿笑了，没吭声。
“咱们这一眨眼都成老鬼了，还能混动？瞅个机会，能捞点徒刑就赶紧捞点，能早出去一天算一天吧。现在的环境你也能看出来，不靠拳头骨头混了，要靠关系靠票子靠脑子，就你，二臭，你要是在中队稍改变一点儿，一年以后，中队干部说成个逑也会考虑你的！”
二臭嘿嘿笑着说：“咱这人你也知道，耍横谝逼没文化尽逼话，一串一串根本不带含糊的！可是要向干部说些甚表示那啥，我就有点说不出来……”
我打断了他的话：“这你就错了！还用你二臭专门去找干部谈话表示你准备好好改造这些？用不着！平时不光咱们犯人在琢磨干部，那些干部们每天也是在脑子转得哗哗的琢磨咱们犯人呀，只要你确实做了什么，放心，干部绝对能看到能分析出来的。小程这年轻人不错，我观察很久了，是有个质量的后生，也有脑子……”
此后，我逐步感觉到二臭的一些变化：虽然他自己不是坐班的，但也经常在楼道里吆三喝四骂着板油们去遵守什么秩序，特别是几次“创部”活动中上级领导来检查、犯人们全不出工集中在文化室或活动室时，二臭不仅自己很稀罕地规规矩矩，还时不时黑着脸骂那谁谁“悄逼点！不知道有领导在下面了！要是影响到中队，闹不死你个透你妈！”
二臭做为几年来犯人中“恶”的代表，此时没人敢顶撞，但他也担心这样会不会让那些坐班犯不高兴、会有人到干部那儿点炮说些坏话——本来维护监纪这些是坐班犯的职责所在，二臭此举分明是越 代庖。我帮他分析：“没逑事！现在的关系网错踪复杂，就是要让别人以为你与中队干部已经形成某种默契！你这一贯的反改造分子，突然变成这样，越咋唬得厉害，别人越不敢随便疑问。遇有干部向他们问起你来，他们还越不敢说你的坏话，因为他们搞不清你是谁的关系、搞不清干部问起你是何用意，所以只敢帮着说你的好！‘
同时，我也在监内小报上发表了一篇人物报道《他怎么变了？》来正面宣传二臭，因为我很早就无师自通地领悟到后来总书记提出的“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方法，以此在干部们心中也旁敲侧击地引导一番。我把这篇文章的署名权私下里让给了刘务——四分的稿分啊！以此向别的犯人们公开表示：刘务是支持二臭的。
而范凄，不提也罢，他马上就要报减余刑然后下出监队了。
五十二 亲情电话、有付、杨梅的信
第五十二条 当管教人员进入监舍时，要自动起立，不得躺卧偎坐（生病者除外）。
“创部”活动在九八年继续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监狱开通了“亲情电话”，开设了“温馨的家”。
二级从宽以上待遇的犯人，可以在干部的监听下，向社会上的家人朋友打电话。亲情电话安在接见室的旁边，费用自理：由接见室把帐单下至本中队，由内勤在该犯人的帐上扣钱。一级从宽且已婚的犯人，老婆可以持结婚证前来，二人在接见室下面新设的客房——“温馨的家”里同宿三天，吃饭在旁边的餐厅，费用自理：会见结束后，接见室把客房费、餐饮费等帐单一齐下至此中队。
我是六大队第一个去打亲情电话的。
我兴冲冲地由小秦带到接见室的电话旁边，兴奋地拔了父亲办公室的号码，那边很快传来亲切的乡音。我请他叫一下我父亲。爸爸过来后，我高兴地与他聊了几句，其实我也不是要展示监狱新设的这些人道主义措施（在父亲面前，我不愿提及监狱、犯人这些词），也不是有什么事着急要说，主要是想听听爸爸的声音。我说：“爸，以后我就能经常给你打电话了，你就不用老来看我了，这么远，有什么事我叫你再来吧。”
爸爸说：“电话是电话，我还是俩月一次去看你吧。”
与父亲通完电话，我犹豫了一下，又拿起了听筒。这次，我拔的是她单位的号码。
这号码我早在晋渡山时就得知了，两年来它一直埋藏在我心底，被无形的手攥得紧紧的，湿漉漉的。我拔通了电话，请接电话的小护士把她叫过来。
好长时间的等待啊！足等了五分钟，听筒那边终于传来熟悉的声音：“喂？”
她有些喘气，看来是有什么事、刚跑到电话边。五年多了，我终于听到了她的声音！
“哪位？”她有些奇怪，因为我在默默地听着她的喘息。
“呃，是我。”
轮到她沉默了。十几秒后她问：“你在哪？”
“我，还在里面，现在这儿能往外打电话了。”
沉默。
“这么多年，你，还好吗？”
“嗯，还行吧，你呢？”
“也好。”
沉默。
“你跑过来的？听见你喘气了。”
“嗯，在楼上开着会了，有人叫我下来接电话。”
“呃，你要是忙，就先去开会吧。”
“不忙不忙！那些会开不开无所谓。”
又是沉默，长久的沉默，听筒里只传来沙沙的杂音，我知道这是隔壁的干部开着监听。我似乎能听到她的心在咚呼地跳，不过，这也许只是我自己的心在跳？
最少十分钟过去了，我把听筒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手心里全是汗。从听筒里能清楚地听到我和她沉重的呼吸。可是，我实在不知说些什么好，并且，看来她也一样。毕竟，五年了，可以发生的事太多了，我不敢去想，不能去想，不应去想。突然我有点后悔来打这个电话。
这时我听到电话那头她在和谁说笑，似乎对方在询问是谁的电话呀这么长时间、还一句话也不说，她笑着说只是一个老朋友。
哦，我在恍惚中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只是一个老朋友，或许，连这个都算不上。她的笑声还那么娇媚，但似乎有些模糊。
“呃，你还在上着班吧？”
“是呀。”她轻笑着说，好象是对刚才与别人的说话向我表示歉意。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什么是打扰！”她急切地打断了我。
“呃，好吧，那，以后我还可以给你打电话么？”
她停了几秒后略有些赌气地说：“行啊！怎么不可以！”
她这点细微的变化被我察觉到了。我猜想她短暂的停顿说明她在考虑什么，这就说明她那边或许有不便之处，而好大声的应允，只能说明她长大了，成熟了。
唉，我在心里叹了口气，轻轻放下话筒。从此我再也没给她去过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