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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9年的春末,我的表兄让死于车祸,在安瓦里拉山口蜿蜒曲折的路上,在安道尔,他和女友一起到那儿去过周末。在撞击发生的时刻,女友被弹出了车体,而他,则实实在在地被那微型奥斯汀车的薄钢板切成了两段。保险公司和治安警察局的诸多报告没能确定事故的原因,最初的一个报告归罪于速度,而在专家的另一份报告中的结论,则是制动系统失灵。
我父母为这次死亡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它的突如其来,使他们回忆起他们自己的孩子的骤然失去。苏珊,我的姑母,表现得还是她自己的老样子,以那些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能自持于忧伤之外的人物所特有的冷淡和小心翼翼的距离,操办了葬礼、通报丧事和答谢的应酬。于贝尔,他则被这个他或许从未理解、但却深深爱着的儿子的死击垮了。与他的妻子相反,这一失去使他恢复了部分的人性。他和我父亲走得更近了起来,而且把他强烈的憎恨、他的过时观念与他的怀旧的信仰彻底地留给了过去。
在1969年5月初,我遇到了一个比我略为大一些的姑娘,身材结实得足以活几个世纪,而且要让男人永恒地梦想。玛丽与那个时代的其他女人十分不同。那会儿的时尚青睐苗条、中等身材和小的乳房,而她,一切都是浑圆丰满的,她的乳房十分可观,但与她一米八的身高——这在当时那些年,简直构成了一种残疾——比例协调,唤醒了男人们身上这些经久沉睡的荷尔蒙淤泥。当我靠在玛丽的臂弯里进入一个咖啡店时,就会有一种按着一辆红色法拉利的喇叭开进了这间屋子的感觉。这令人难堪极了。但在另一方面,则可以证实有很大的优越性,那就是,面对她,男人们都是挺老实的。她看你的方式就像在大声说出对美国人如此珍贵的一句话:“dont even think(想也别想)”。
玛丽在一间由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开业牙医操持的诊所作牙医助手,以笑气麻醉他的病人,或者在一个装满了以彼此残杀打发时光的怪异金鱼的玻璃鱼缸对面,给他们施行镇痛治疗。我有时去等待玛丽下班,我们去吃晚饭,然后到她在运河对面、布里昂小街上租住的小公寓房一起度过那个夜晚。我很羡慕这个完全属于她的地方,崇拜她对其所享有的自治。远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更重要,在我的眼里,玛丽体现着独立与拥有自我的自由。她经常说:“你有时间,你还年轻。而且你很幸运,有父母亲能养活你,供你上学。”这却不是她的境况。给手术器械消毒,或在牙洞深处吸可疑的液体,这不是一种出于志趣的职业选择。玛丽的父母双双都是工人,有六个子女。父母供养他们上学到法定的年龄,然后就把他们交给了生活,任由自然选择去发挥作用。最有能力摆脱困境的得以生存。另外的,是三个男孩,投身于警察和军队。
我喜欢玛丽身上焕发的那种生命力量。她让我感动,比起她的不测命运,我被溺爱、保护和优待的童年生活,有时甚至让我感到很不安。尤其是,比如说,当她以一种不容反驳的语调决定付餐馆的账单时。或者,还有当她产生了要送我一件极其昂贵的高级羊毛套衫的愿望时。她纯朴,慷慨,非常健康。政治对她来说,代表着一种只适合于退休者或者势利者的活动,是在集邮和高尔夫之间的娱乐。她总是说,一定得有很多时间,才能对那些从未对你有兴趣的人感兴趣。而玛丽实在是没有闲暇,使她能够去挥霍于谈论那些无论如何从来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事情。明显地,她更喜欢做爱,实实在在地使人强壮的颠覆性活动,这在各种情况下都被我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境遇主义者同胞们所广泛推崇。
怎么说呢?如果说玛丽在生活中引起我强烈的感受,我必须老实地承认,在床上,她使我惶恐不安,有时甚至使我吓得发呆。我们有同样的身高,但是在她的两臂中,在她的大腿间,在她的宽厚的胸脯下,我总有自己是个孩子的感受,一个天真地玩弄他乳母乳房的笨拙的小毛头。在我们的嬉戏中,她随心所欲地把我翻过来再翻转去,好像我根本没有分量,好像我们是生活在月球上。反过来,当我尝试要对她做同样的事,那就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一次肌肉崩溃。然而,玛丽并不胖,一点儿不胖。她只是出众的结实。在那时,除了强健程度的不足,我还因无经验而错误地相信,这是我的义务,我应该向她显示作为男性,我也能够把她像哑铃一样举起来。
当我向大卫——又一次错误地——透露这个忧虑时,和他习惯的一样,他表现了处理某个确定问题的敏锐与宽容:“这样的姑娘,这就和美国老车一样。只要路是直的,还好;一旦开始要拐弯,它就出问题了。”
在这个7月的第三周,道路恰好正在向各个方向拐弯,而玛丽和我正又一次驶下亚吉贝尔的坡道,这个把丰塔拉比亚从圣塞巴斯蒂安大西洋一侧与法国毗邻的西班牙海滨城市。的工人区分开来的小山。大众车静静地行驶在公路上,在这些起伏的深绿色山丘脚下,海洋散发着假日与含碘的快乐的香味。我们让车顶篷敞开着,玛丽把两只脚搭在仪表板上,太阳耐心地一点点地咬啮着她长长胫骨的脊梁。我对她说:
“我喜欢你的胫骨。”
“我的胫骨?怎么能喜欢胫骨?”
“这是非常非常性感的骨头。”
“性感,胫骨?你钟情于这些骨头,你,现在?”
“一般来说,不是。但是,你的实在是太美妙了。叫人难以置信的长而且直。加上你的皮肤紧绷,在上边闪光……”
她像一个好心的女精神分析学家那样轻轻地点了点头,把手移到了腿肚下面,好像在给它们涂擦一种软膏似地摩擦她的腿,然后她问我:
“还有多长时间我们能到法国?”
法国就在不远处,在比达索亚河的另一侧,这条小河把西班牙的伊伦市和法国的昂达伊镇隔开。在边检站,海关官员让我们打开大众车前部的旅行箱,朝汽车后座机械性地扫了一眼,接着是玛丽的腿,然后示意我们开路。
昂达伊镇的火车站从来都很热闹。旅行者必须从那儿改换火车,因为在西班牙和在法国火车的轨距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夏天我们就能看到,在站台上,穿涤格尔运动短裤的法国人和背负着行李的西班牙打工者交错而过,后者逃离佛朗哥主义,试图在图卢兹或者法国的西南平原碰碰运气。出了车站后,为了等待他们的接应者,这些移民的大多数都聚集到了附近的饭店里,它们都在大石板上写着“焦汁鱿鱼”原文为西班牙文。,一些墨斗鱼,含碘、鲜嫩、美味,盛在冒着热气的小容器中食用。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共和国保安部队列阵进攻(5)
这天是1969年7月21日,所有的报纸都只在谈论一件事: 这个晚上,两个分别叫做阿姆斯通和阿尔德林的美国人,将要在月球上行走。渺小得多,玛丽和我,我们散步在没有尽头的昂达伊海滩,在这个傍晚,微风的清凉有时使我们感到惬意的颤栗。向远处望去,你可以追随正在驶回港口的捕捞金枪鱼船只的航行。远离了那些大张的嘴巴,那些令人不快的龋齿,浸湿的绷带,吓人的拔牙钳,玛丽头发披散,皮肤略为晒黑,看起来快乐、松弛。人们可以感觉到她无拘无束,全身心地回应生活的召唤。有时,面对浪花,当她做一次深呼吸时,你简直可以说,她想要存储这沸腾的大自然的全部活力。
汽车旅馆仿佛挂在这座山丘上。一排排平房紧靠着它的峰顶,以致这后一个统一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它要一起脱离,松开,悄悄地滑向绝壁的深渊。随着夜的到来,海风加强了,带来了层云、阵雨,也摇动着柽柳的颈项。玛丽和我在床上看着电视度过了这个夜晚。我们对这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月球奇迹期望什么?我越是对这个空间悬念、这个送入轨道的激情感觉不理解,玛丽越是聚精会神地追踪每一个新的通告,好像那高处正在决定她的好运和我们一大部分的未来。她不停地跟我谈论那第三个航天员柯林斯,根据她听到的说法,他将不走出登月舱。如果一切进行顺利,当柯林斯留在登月舱内部期间,阿姆斯通和阿尔德林将要在月球上行走。经受所有这些年的训练和准备,忍受这种高强度的付出,承担理智无法设想的危险,而到了该得到回报的时刻,却留下坐在机械内部,如同普通的出租车泊在停车场,而与此同时,其他人,正在发现生命的极度之轻,在月球的人行道上不停地舞蹈。玛丽不能接受给柯林斯的这种命运,这个男人成为牺牲品,而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