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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亚太地区唯一明显的政治风险，在于印度尼西亚、菲南和一小部分的马来西亚有恐怖活动和恐怖组织存在。恐怖主义的负面形象不但伤害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也直接影响国内整体经济活动。然而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宿仇不是这一代人所能解决的，尤其在美国铁腕单边的外交政策之下更困难，其对经济的影响将十分深远，也必定是上述各国政府未来的一大挑战。
持续对立与区域合作
在受瞩目的亚太经合会（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之外，重视经济发展的亚洲国家也积极推动次区域合作，包括谈判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或优惠关税条约。新加坡二○○三年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条约后，亚洲国家纷纷扩大合作。中国与日本最近与东协达成相互减免关税的协议，朝向自由贸易迈进。印度为防止让中、日抢得竞争先机，也加强与东协特别是泰国的经济合作，经由大幅互减关税来强化在这些国家的地位。
由此可见，亚洲各国及全球主要经济势力在现阶段的经济竞赛中，一定得确保在大风吹之后，自己还能占有一席之地。在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条约中缺席者久而久之必然成为输家。其中以台湾最具争议性。台湾GDP达二千八百六十亿美元，每年外贸金额更超过三千二百四十亿美元，居全球第二十二大经济体，很难想象它会被排除于亚太重要的合作条约之外。台湾必须尽快找到摆脱经济孤立的解决之道，否则其将来的全球竞争力会受到伤害。
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欧美国家常采用总体经济措施激励经济发展，比如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亚洲许多政府除这两种政策外，也常订定四到六年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因此经济学宗师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管理自由经济和其市场导向的活动，这只手在除澳、纽之外的亚洲国家，总会面临另一个层面的变量。政策操纵经济最严重的后果，便是西方管理理论基础的供需原则遭到扭曲。供应可能取决于特定政府规画人员、著名科学家、实业家和经济学者的判断，并由公家提供资金，以致根据市场需求反应来调节供应的基本原则，或是应用时机或规模不当，或是根本无法适用，最后损失的还是大众利益。至于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计划，像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动的先进电子材料、台湾政府推动的半导体、韩国政府推动的钢铁与汽车业，虽大获成功，却经常掩盖了政府支持的投资计划，多半白白浪费在非生产领域的事实。当技术专长只限于少数菁英团体，或做投资决策者没有利益回避，看在民众眼里会觉得政府十分腐化。
显然很多亚洲企业的表面下政府占有相当大股份。尽管要计算究竟政府对民营企业掌握着多少所有权并不容易，可是西方背景的企业高阶主管务必牢记，在亚洲，供应不见得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政府在大多数亚洲国家的角色，与日常经济活动和重要商业谈判是不可分割的。
全能政府概念源自于日本、NICS和中国的经济成就，在亚洲多数国家的日常商业活动中随处可见。所以有经验的企业高阶主管在亚洲，必须不断注意顾客、供货商和竞争者的背景。当某个产业政府介入甚深时，西方人习惯的供需原则大半就无法适用。MIT克鲁曼教授（Paul Kruggman）分析得很对，一九九七亚洲金融风暴的主因在于尽管有大量外资涌入，投资报酬率却停滞不前，生产力也日益恶化。那些无力偿还的债务，当初大部分是针对短期营运资金需求而借，后来却流入众多投机性投资中，有些甚至是政府出面借贷或背书的。
透明指数及其意涵
亚洲很多政府习于由一小群特权人士掌管经济，所以在做出重大投资决定前，一定得仔细研究相关国家的政府施政风格。有一群德国社会科学专家及政治学者，采取能见度、效率、正直、政府法规取得难易度、政府招标对外资开放度等等西方标准，发展出一套针对各国政府的系统化评估法，称为透明指数（Transparency Index）。最近的亚洲各国透明指数排行榜见表1…5。
进行这类评估难免有主观成分在内，不过表1…5显现的一般趋势，与长期在亚太工作的企业高阶主管的看法相符。笔者对任一亚洲国家并无特定成见。事实上随便举几个企业治理失败的例子，如难看的美国恩隆（Enron）案与世界通讯（WorldCom，现名MCI）案，均证明贪婪腐化可存在于不分东西方的任何公司内。文化向来不是政府贪污与否的主因；人性普通存在的贪念才是规避制衡的缘由。本书只是提供一些在亚洲毁誉参半的公开数据。有些亚洲政府认为，这又是西方国家仅根据本身以往经验公布的另一份人权报告。有些则比较认真看待并会反省自身缺失。中国则派出许多共党干部，到亚洲贪污程度最低的新加坡和哈佛商学院等西方管理学校，去学习解决与其政治制度相关的诸多问题。企业高阶主管一定得对投资环境具备基本认识。毕竟正确的商业决策得建立在可靠信息和审慎评估上。
第一部分 从策略观点看亚太地区第5节 财务稳定及风险分析
常见亚洲财务特征
多年来累积的贸易顺差，使亚洲各国在全球外汇存底排行榜上多名列前茅，以二○○四年四月为准，日本七千亿美元居全球首位，中国四千四百亿第二，台湾二千二百八十亿第三，南韩一千六百四十亿第五，香港一千二百四十亿第六，印度一千一百三十亿第七，新加坡一千零三十亿第八。如此厚实的财务基础使这些亚洲国家的经济状况相当稳定，通货膨胀率和利率都低，国内投资也源源不绝。
可惜多数亚洲国家一九九○年以前的保守财政政策，渐被赤字预算政策所取代，政府经费或是用于刺激金融风暴过后的经济发展，或是用于在政治更民主化后争取更多选票。而中国的财政稳定问题与其余亚洲国家很不一样。固然全球外来直接投资最多、全球外汇存底次高，让中国的财务地位看起来很健全，但其呆帐问题严重，总数达五千亿美元，相当于未偿债务余额的二○％至二五％。社会安全的养老金负担也面临经费大幅短缺，预计缺口将达三千亿美元。由于中国一般大众缺乏投资管道，政府多年来是靠高家庭储蓄、贸易顺差和外资，挹注问题重重的财务金融部门和社福计划。想要透过对呆帐资产进行重整或折价出售来降低呆帐金额，却时常遭到高风险不动产贷款和浮夸不实的基础建设计划所妨碍，因此中国的财政能否稳定，很大一部分端视政府实行现代化财政和会计制度的步调有多快。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领导下，中国必须积极履行在二○○六年底前，对国际竞争者开放零售、金融和银行等等市场的义务。中国政府还负有照顾失业者和弱势团体的社会重担，这些人估计占中国人口的两成而且多数集中于乡间。这是中国势须平衡经济成长和社会公平，以避免重蹈前苏联覆辙的理由。中国当前的领导人深知民间疾苦，所以坚持用宏观调控来冷却偶而过热的经济。中国人代会正首次草拟保障农民和盲流工人权益的法案。在中国把低收入人口，目前指平均所得二百美元者，提升到小康程度五百美元之前，其经济发展会持续受到仔细观察和监督。
经常帐情况
亚太国家大多靠出口导向产业来发展经济，所以贸易盈余通常都不错，在学到九七年金融风暴的教训后尤其如此。由于多数国家的政治人物对保护本身政治利益均不遗余力，因此亚太各国基本的财政弱点，往往来自政府不遵守维持预算平衡的财政纪律。这是民主国家通病，朝野政党只顾争取眼前选票，忽略对下一代选民的责任。各国经常帐情况请看表1…6。
国际收支经常帐余额之所以重要，在于一国偿还外债及为将来大规模建设计划借款的能力，与它密切相关。若经常帐余额不足以支应其还款义务，那暴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很高。唯一例外的是美国，它靠大量流入的外资来弥补巨大经常帐赤字，在二○○四年年中，每天约有二十亿美元进入美国。亚洲各国既然是美国最大债权国，美亚某种程度便形成了难以打破的特殊政治关系。以中国为例，据摩根史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指出，中国是美国国库券主要购买者之一，过去八年又使美国消费者节省开支达六千亿美元之多。美中如此复杂的经济互赖关系，使两国风波时起并可能撼动全世界的政治关系，多少得以稳定下来。
政府财政及货币政策
亚洲各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仰赖美国的程度多于仰赖欧洲，其货币政策通常也密切追随美国联准会（Federal Reserve Board）。联准会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例行性新闻宣布，变成了决定全球包括亚洲利率调整步调的第一重要事件。
货币政策另一要素即外汇汇率，亚洲多数国家除澳纽外，汇率均以钉住美元为主。紧钉美元政策使大多数亚洲国家为出口商品订价时较有迹可寻。但因长期延宕依市场需求调整币值，紧钉美元政策也易形成，当累积外汇存底远超出正常投资与贸易的外币资金需求时，会产生泡沫经济。日、港、新、台、中各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因政府严苛的货币政策，导致来自各方的热钱把不动产市场、股市和消费者物价指数，抬高到离谱的程度，使大部分消费者深受经济成功之害。比起西方相同所得水平的经济体，上述各国并未充分享受到大量外汇存底的好处，经济成长亦未反映在一般大众的生活质量上。
各国竞争力
国际企业在做重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决定前，标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