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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写小说还保持了一个习惯，就是先把构思的情节讲给人听，如果听者被吸引，一再追问“下回如何分解”，则这情节是可行的，否则则要推倒重来。
电影与电视产生之后，给小说的传播增加了新的途径。这些年来，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小说名著，大部分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小说再次成为了“话本”，不过说书人的角色有了改变——导演和演员复活了“话本”的内容。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的小说被影视公司一改再改，似乎永远保有兴趣。而另外一些小说则无法改变纸质的命运，影视投资商碰都不肯碰它们一下，这是因为它们的叙事性太差，不具备“话本”的性质。
当然，我并不认为被影视公司老板看中的小说就一定是好小说，反之，不适宜改编影视剧的小说就是差的小说。对小说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位小说家都有权利根据自身的美学追求来写自己的小说。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有的作家读者群很大，有的则很小。有人认为，通俗作家的读者群大而经典作家的读者群小。我不大同意这个说法。经典与通俗，不在于受众的多寡，而在于自己小说中的叙事方式。把小说当作一本哲学书来读，则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但是通过小说的人物与情节让人悟到一点什么东西，则又另当别论了。
记得曾有人把金庸与鲁迅拿来作比较，并痛言如果金庸是文学大师，那鲁迅怎以办？此前，也有学者把大仲马与雨果拿来作比较，认为只要一读作品，两人的优劣便不言自明。这样的争论听多了，我便暗自庆幸，我年轻时幸亏不认识任何学问大师，否则，我恐怕终生都不会读到大仲马了。
我不排斥大仲马，同时，我也承认，雨果对我的影响更大。
四
读完一部小说，然后咀嚼它并理解它，是我二十八岁以后的事。
二十八岁那年，我从县文化馆调到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就在这一年，我认识了作家徐迟。
自1979年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老又为李四光、周培源、蔡希陶等著名科学家立传，从而在中国文坛掀起了“徐迟旋风”。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徐老对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好感，我想，这大约是他并不欣赏我的成名作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的缘故，徐迟是一个抒情而浪漫的人，同时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在他看来，诗、音乐与绘画天生丽质，最具美文的表现形式。而我的那首诗剑拔弩张，是愤怒的产物。他不大喜欢愤怒出诗人的说法。后来，他为我的诗集《瘠地上的樱桃》写序言，干脆挑明了说“我历来不同意把诗变化成匕首和大炮。”
徐迟与我产生谈话的兴趣，是从《楚辞》开始。第二次见他时，他在住院，床边放了一套线装的《楚辞》。他问我一个很怪的问题：“魂一夕而九逝”这句诗，这个九逝究竟是不是实指？也就是说，人有没有可能一个晚上灵魂九次出窍，我回答说，此处的九，是多的意思。同时，九亦是阳极，与之对称的六，是阴极，灵魂出窍应该是至阴的事，怎么反而用了一个阳极的数字呢？这个九，肯定不是实指。老实说，这个回答有狡辩的味道，因为我虽然很早就背诵过《楚辞》中的许多篇章，但对每句诗的细微之处，并没有像徐老这样探微索隐。但是，正是这次谈话，却确定了我与徐迟的师生关系，他开始主动约我谈话了，并对我说：“我要花五年的时间，把你改造一下。你现在虽然也在写作，写出的东西也能发表，但你不知道为何而写作，以及如何写作。”徐老的话很严厉，但年轻气盛的我，还是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一来是因为他的盛名，二来通过两次谈话，他的深厚的西方文学修养已深深地把我折服。他给我订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主要是外国文学。他开了一个书单，大约有近百部西方名著。打头的第一部，就是《荷马史诗》。我告诉他，这书单中的许多书，我都已读过。他听了很不高兴，责问“你都读懂了吗？”他说着从书架上抽出已经发黄的旧版《荷马史诗》，翻出一段来要我看，是描写盾牌的，占了几个页码。徐老说：“人家荷马可以把一个简单的盾牌写出两百多行诗来，而且一点也不枯燥，这种想象力你有吗？没有你就要学习，研究人家的想象力是怎样产生的，而且能够在作品中恰当地表现出来。”这种责备对于我无啻于一记棒喝，并开始汗颜。原来，我读过那么多作品，只是“看”，而并没有“读”，也就是说，我只是作为一个读者来消遣，而没有以作家的眼光来研究。
从此，我在徐老面前再也不敢随便说话，而是严格按他的要求读书。从1982年至1986年，只要在武汉，我每星期必得两个半天到徐老家里，向他汇报读书心得，然后听取他的指教。比之第一次躲在英山县文化馆的书库里读书的那两年，这第二次读书的五年，我倒真读懂了许多作家的作品。像雨果，徐迟让我非常认真地将他的《悲惨世界》、《笑面人》与《巴黎圣母院》各读两遍，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情节的设置、人物命运的纠葛、场景的合理运用、对话与叙述、隐性的主题与显性的故事等等都作了细致的分析与探讨。
1988年，在经过数年的学习后，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小说的冲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徐老，他说“你可以试试”。花了半年的时间，我写出了第一部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酒色财气》，这本书尽管也出版了，但亳无影响，甚至我在给出版社看三校时，已自气馁，觉得没有出版的必要了。书还是印了出来，徐老看过后说：“你这书没有写好，已不是文学的修养问题，而是你的生活不够丰富，你仿效雨果，但你没有经历雨果的坎坷与磨难，因此，你也不具备雨果式的忧患。”
怎样才能获得雨果式的忧患呢？徐老从要我读书发展到要我读人。这一点倒真是难为了我，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是，在那以后的岁月中，上苍眷顾，让我得以有机会尝到过雨果式的曲折人生，并得以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读各式各样的人，分析研究这些人，并进而研究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不知不觉地，雨果式的忧患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张居正》，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
最后这一番话，表面上看与读书无关，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没有从漫长的阅读中，使我的思想具有历史的沧桑感，分析和判断现实中的人和事，我就有可能发生谬误。至少，现在面对生活中众多的人与事，我知道哪些可以变成文学，哪些则不能。
皇村家事
■ 凌耀忠
一
将近一年来，郑午昌为前列腺肥大而苦恼，不得不成为泌尿科的常客。他一般选择下午三点左右去医院就诊，因为这个时段病人开始稀少，也许医生对就诊的病员容易表现出一些经心。他这样想。
他渴望与医生攀谈。他明白这种病的治愈率很低，很多药物不起作用，他之所以还常来医院，完全出于某种心理方面的本能，那就是尽管治愈率很低，但医院并没有把泌尿科撤掉，可见它程度不同地还在起作用的。
他曾经把三个当班的医生作过比较，结果发现还是那个年近退休的吕医师性情儒雅一些，对病家也较温和，如此，郑午昌便盯上了他。吕医师每次给他诊治完，总要重复千篇一律的几句医嘱。
别抽烟，别喝酒，别吃辛辣东西，别骑自行车（会压迫会阴部）。节制房事（这一条因人而异，并不对所有病员讲，但他常常对郑午昌讲）。
每当听见这一条，郑午昌多少总有一点窘迫，口里喏喏应答，可他心里却是高兴的，这至少可以说明医师和自己有一种近距离的亲切，好像有点私房话的意味。
二
郑午昌的一生，被熟悉他的舆论所公认，公认他的一生平淡无奇。其实他心里也明白，知道自身的份量，为人处事，还没有出现过妄自尊大的记录。郑午昌一生热爱辞书事业，编撰的各类辞书，林林总总的也有百多部，主要是文史类的。他的职称是正高，今年六十五岁，可以退休了，但社里有意再聘用他，把他召去谈话。
社长老丁在办公室等着他。老丁与郑午昌同岁，大半辈子当领导，说话间，今年年底就要从社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了，老丁愈到老年，愈讲究良心的回归。此话怎讲呢，原来当年把郑午昌打为右派，老丁也是其中的决策者之一，是一个“引蛇出洞”的张网者。其时郑午昌不过二十岁，已经有了恋人，正处于一种将婚未婚的幸福状态，谁想一家伙被弄成右派，马上吓退了珍爱政治生命的未婚妻。郑午昌随即被发配安徽劳改，不过七年光景，原先的孤傲竟一扫而光，后被优待处理，回原单位继续改造。从此，郑午昌变得脱胎换骨，以谦卑为武器，温良恭俭让地活着，熬到四十出头，才找到一个女人，战战兢兢地结了个晚来的婚。
社长老丁把郑午昌的大半生”履历”想了一遍，觉得他这一辈子的确不容易，熬到退休，一生还见不到可以拿到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