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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早年主张“土地国有”（或日“公有”、“社会所有”）。他从自然法观点出发，认定土地只能归社会所有，不能、也不应私有——无论是地主私有，还是农民私有。“照价收买”是由政府收买，收买之后并无再卖给农民之说一只有战士授田和移民屯垦才属例外。台湾在“公地放领”中把国有土地卖给现耕农民私有；在实施“耕者有其田”中把地主的耕地照价收买之后再卖给现耕农民，变地主私有为农民私有。这些，与孙中山的上述主张显然不合。晚年，他在倡导“耕者有其田”时，已进一步看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才改为主张耕地由地主所有转归农民所有，即用小农制来取代租佃制；跨越了“涨价归公”式的“土地国有”。不过，这种土地国有思想在市地改革中是仍有意义的。
实施“耕者有其田”之后，地权就能平均吗？不能。这里，在实现地权转移时就已有种种差异，并未均等，也不可能均等。因此在这里遵循的原则是地权的合理化，而不是地权的平均化。农民承领的土地，当不再限制其地权转让后，就有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再转卖出去，自耕之地又变为佃耕之地，租佃制度得以恢复。当然，在当局继续采取扶植小农，限制私有产权的条件下，这一分化过程不致很快；但这种历史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其实，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农地的产权是应该开放的，只有市地产权才应加以限制。
那么，台湾农地改革实践的理论根据究竟是什么呢？答曰：比较复杂，但其主线是自由主义。
在实施“三七五减租”过程中，一方面限制租额，破坏高额的封建地租制，一方面保障佃权，破坏地主对于佃农的人身强制关系，这就使旧式租佃制的封建外壳得以打破；而在减租中公布固定租额标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地租率实际上就在不断下降；当降到一般利息的水平时，自由租佃制便开始出现。最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大量农业人口转向工商业，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时，新的、自由契约式的租佃制度便得以完成。
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废除封建式的地权垄断制度，实现农地农有，其实质就是要建立近代式的自由地权制度。在一定时期限制地权的转移，正是为了防止封建式地权垄断制度的复活，而给佃农的自由地权制以保护。这种保护并不妨碍耕者本身的自由发展——先是在有限的土地上自由发展，往后、尤其是在地权转移的限制消失后，则可能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自由发展。这就是打破封建的地权垄断制，建立自由的地权制度。“耕者有其田”的理论根据垃该是地尽其利，而不是地权平均。以土地私有为前提就谈不上地权的平均，私有与平均不能相容。这里走的本来就是一条自由经济之路，何必要给安上个“均权”之类的名目呢？
在实施“耕者有其田”时，政府以四大公营公司的股票抵偿地价，付给地主。这与地权的平均与否更全然无关。其出发点，一是为地主妥谋出路，二是促使地主将土地资金转投于工业，三是开拓公营公司转归民营的新路。由此自由企业制度的成长在台湾就走上了坦途。人们不难看到，这完全是与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异趣的自由主义举措，与孙文主义何干！
不过，在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看来，台湾农地改革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则是明显不足的。他访问台湾后，1965年底在《法兰克福报》发表文章，一方面肯定台湾是“自由经济发展的模范”，一方面又指称台湾当局“1949年第一次土改采取之办法，不免稍显激烈。”例如，在三七五减租中“无偿削减一般地主利益，……确属大胆行为”。不过，他对此表示理解，认为“惟此种手段，乃一时政治上权宜需要。”“为澄清当时农民间极度不满之情绪乃出于不得已，实属无可厚非。”
忠于孙文主义的理论家们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后来台湾农地改革的实践是过于自由主义了，背离了三民主义。例如，肖铮说，台湾“现在的社会是美国式的自由经济社会”，“不是平均地权的社会”。高信也指出，台湾在土地政策的推行中，“许多执政同志”脑子里“充满了崇美思想”，“以美国为样本”，“忘记了我们是三民主义立国，不是以资本主义立国”。
反对农地改革的地主们的看法，自然完全相反。他们大骂主政者是“戴孙中山的帽子，穿共产党的靴子”。换句话就是说，这些人是祭起孙文主义，抄袭共产主义，背离自由主义。
我以为，上述种种看法，均不无偏颇。可以承认，台湾农地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孙文主义，其某些主张，在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显得过于激进，但是其基调，实际仍然是温和的；与共产主义无缘。确切地说，它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形式上某种程度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综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首届中央政府党外人士所占比例·胡 泊
194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员名单》，公布周恩来等93人的政治面目或身份及职务，注明为中共党员者49人。对此，近年有评价称：“其中民主人士42名，占45％……这种安排，这个比例，超过许多民主人士的预期。”据笔者陋见，持此说者（以下简称“45％说”），以郝在今《协商建国一1948年一1949年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为最早。影响所及，如中央电视台建国55周年专题片《开国》等均沿用不疑。然而，实际情况与此相差甚远，非中共人士（民主人士）应为31人，所占比例为33％，详见以下带“【】”注解。为节约篇幅及醒目起见，名单对49位中共人士的说明从略。
《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员名单》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0日）
内务部部长：谢觉哉
副部长：武新宇
陈其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副部长：王稼祥 李克农
章汉夫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副部长：杨奇清
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副部长：戎子和
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1981年1月6日《人民日报》《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贸易部部长：叶季壮 副部长：姚依林
沙千里（中国人民救国会，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1982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在沙千里同志追悼会上乌兰夫同志致悼词》：“1938年，沙千里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重工业部部长：陈云 副部长：何长工
钟林（专家）。【双峰县公共信息网历史人物栏目钟林条目：“翌年（1926年）8月，在省城经王则鸣和龚际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鼎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 副部长：李范一（工商界，原汉口第一纺织公司总经理）
吴德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 副部长：钱之光
陈维稷（民主建国会，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工程师）。【1984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全国政协常委、纺织工业部原副部长陈维稷同志在京逝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琴秋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 副部长：宋裕和轻工业部
部长：黄炎培（民主建国会） 副部长：杨卫玉（民主建国会） 龚饮冰
王新元（民主建国会，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副经理）。【1978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王新元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一九二六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 副部长：吕正操 武竞天 石志仁（专家）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副主席）
副部长：王诤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 副部长：李运昌
季方（中国农工民主党，原苏北行署副主任）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民主人士，原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级参议）
副部长：罗玉川 吴觉农（专家）
杨显东（自然科学工作者，原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
林垦部部长：梁希（教授，原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部长：李范五
李相符（中国民主同盟，教授）。【《中国林业教育》1995年6期《怀念李相符教授》：“正当此时，国内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后，去东京与中国共产党日本总支取得联系，经马哲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起义将领） 副部长：李葆华
劳动部部长：李立三 副部长：施复亮（民主建国会，教授）
毛齐华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副部长：周扬
丁燮林（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国民主促进会） 副部长：钱俊瑞
韦悫（教育工作者，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高等教育处处长）。【珠海香洲政协网站人物述林栏目韦悫条目：“1926年6月初。韦悫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未履行正式入党手续。……1943年，韦悫由车衣、张云逸二人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副部长：贺诚 苏井观
司法部部长：史良（中国民主同盟，律师） 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