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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穑课颐堑幕平鹨膊欢啵舨涣硕嗌偾Ｋ顾担�40周年要开个干部大会，由紫阳 作报告，总结建国40年的经验，不拿出一个好报告怎么行？当时我曾对他说，回京后，紫阳同志可能来看你，征求你 的意见，你要有些准备。他说，他不会来看我，如果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先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说，现在形势 非常复杂，你还是以不讲话发表意见为好。他当即回答说：惹不起，躲得起。我可以学陈云同志，不说话。
到南宁后，我觉得耀邦同志的身体和心情都不如在长沙。特别是他食欲不好，吃东西不多。他的牙齿一直不好， 脱落不少，但他又不愿拔掉重镶，主要靠牙龈咀嚼，这也影响他进食。我们劝过他多次，他怕疼，也怕麻烦，就是不 同意拔牙镶牙，对此我们都很担心。其实我们每天的伙食都很好，可他就是没胃口，也嚼不动，只是对一种酸甜的小 菜感兴趣，可那又有多少营养？他的体重不断下降，我们为此都非常忧心。大家想方设法帮他增加些营养，就让厨房 做些鱼糜、肉糜的粥食给他吃，但也没有多少效果。
拖着病弱的身子，带着心存的余悸，怀着压抑的苦闷，3月底，耀邦同志从南宁回到了北京。他是回来参加人代 大会和政治局会议的。回京后，因为他要参加会议，又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我没多少事，就先回文献研究室处理一些 刘少奇研究组的事情，但隔几天去看看他。
就在他参加政治局会议突发心脏病的前两天，他对我说：我不想呆在北京，开完会我们还是到下面去。同时，他 又犯愁地说：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人家欢不欢迎我？因为有这个顾虑，他还是想到天津去，觉得和李瑞环比较熟悉， 去他那儿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担心李瑞环是不是欢迎他。我当时对他说，你这是多虑了，不仅李瑞环会欢迎你，你 到哪里去，人家都会非常欢迎的。这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总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待罪”之身，深怕连累、影响了 别人，给人家带来困难和麻烦。
4月8日，李汉平打电话告诉我，说耀邦同志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后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十分 震惊，立即赶到医院，并在此后几天，同李汉平轮流守候在那里。那几天，他的病情反反复复、好好坏坏，我们的心 情也是起起伏伏、忧忧喜喜，但总觉得他会渡过难关，恢复健康。到第7天头上，我们更相信这一点了，因为据说急 性心梗只要过了7天就相对安全了。可是，就在他发病后的第7天——4月15日，人们没能把他从死神手中夺过来，他 就那样急促地离开了我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可以想象耀邦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是怎么突发心脏病的。他当时在那样一个场 合和环境里，肯定是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能说，他忧国忧民却又一筹莫展。无比的忧伤苦恼 ，巨大的思想压力，不断冲击着他那病弱的身体，结果导致血压急剧升高，心脏大面积梗塞，终于一病不起。最后， 这位协助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这样带着悲哀和遗憾，很不心甘情愿地走完了他73年 光辉的人生历程。
耀邦同志逝世后，中央为他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中共中央的悼词，全面公正地评价了他伟大的一生，特别 是他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在他90年诞辰时，中央又为他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再次肯定和颂扬了 他的历史功绩。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他生前的遗愿，终究都会一一实现，因为历史是无私、也是无情的。2009 年2月于广西北海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再说我的父亲陆定一·陆 德
坚持实事求是，文章“一个字不改”
父亲陆定一1978年12月1日出狱，被关押13年，身体坏得不成样子。刚刚出狱不久，在医院就接受报社要求写了《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并于1979年3月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报同时发表。
虽被关押13年。受尽凌辱和折磨，但父亲敢于直言的性格，始终没有变。文章在赞扬了周总理的优秀品德后，也对我党在建国后的若干政策进行了反思。其中，特别有两句话，一句是提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另一句是：指出我们党从庐山会议起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这两个观点，现在普遍被接受了，但当时对所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作出正确的结论，当时都还是“禁区”。父亲这种实事求是的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引起某些领导同志的不满，特别是军方。就连胡耀邦同志，在赞赏这篇文章的同时也说：把“错误的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这句删去就好了。很多同志来打招呼，希望把这两句话删去。父亲虽深感压力，但决意不删，他说：“我们再不能搞‘两个凡是’了”，并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同志说：“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党内的指责声也一直不断。直到两年多后的1981年6月，全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为彭德怀同志平反后，才统一了认识。
1991年，前《光明日报》副总编陈清泉同志编辑《陆定一文集》时，问父亲这篇文章要不要修改，父亲亦说：“一个字也不要改。”
拍案而起，率先为乡镇企业正名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活提高，又促进了社队企业的发展。但当时中央政策并不明朗，有人认为这是“扰乱经济秩序”，是“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抢占国家资源”，是“地下工厂”，受到打击，视为“违法行为”有一位领导同志，甚至主张把社队企业一下子砍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1981年，河北省一夜间就抓捕200多位企业家，包括马胜利。父亲这年视察工作到家乡，得知家乡无锡两位企业家上吊自杀了。他拍案而起，给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信，表示家乡人均仅有四分地，不扶植农村企业就富裕不起来，并表示我们不能仿效资本主义初期让农民大量破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大力发展农村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他在信中明确提出：“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他敢于站出来，对当时的相关政策提出了质疑，为民请愿，而不怕得罪中央的一些同志。胡耀邦总书记十分重视，并批转印发给1982年上半年出席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的代表（当然，会上引起一片哗然）。终于，三年之后，1984年中央发布了新的农村政策，为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正名，终于第一次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写上了中央文件。以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从此，江苏的乡镇企业以每年47％的速度增长，许多家乡的企业家见到父亲，都激动得跪下，说：“是您老救了我们全家”。中央下达了支持乡镇企业的文件，看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也为这几年父亲所受的压力感到心痛，而父亲却含笑着对我说：“这种事，总是需要有人先提出来的啊！”
提出“新闻定义”，强调“事实”是“本源”
父亲主管党的宣传工作达22年，时间之长，在国际共运中绝无仅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不仅提出了“双百”方针、“教育方针”，在宣传领域中他还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
1943年8月，父亲在延安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
父亲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故此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新闻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导。”短短14个字，是现今大学新闻系教科书上所列10余种国内外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个定义，但却蕴含了全部的新闻要素。
父亲“新闻定义”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在对“新闻”与“事实”及“政治”关系上的论述。父亲认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新闻”则是第二性的，“政治”也是第二性的，因为其中增加了人为的因素，这就涉及到立场、观点、修养、道德、目的等，以人的意志和社会需要转移成了多种多样的新闻作品。他始终认为：“新闻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
父亲不赞同在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前提条件”下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他说：是否为了所谓政治，为了政绩，就能去报喜不报忧，就能去欺上瞒下，就能说假话？这是在强奸民意！混账新闻！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集团有集团的“政治”，地方有地方的“政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实事求是。
1945年3月，父亲撰写《解放日报》社论一《新闻必须完全真实》。1946年1月，父亲就《新华日报》创刊8周年之际，又著写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再一次提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
晚年的父亲，又曾多次对相关同志说：“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