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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
晚年的父亲，又曾多次对相关同志说：“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性的还是这个问题。有了这一条，就有信用了，有信用，报纸就有人看了。”
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实事求是，这一理念陆定一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与一些党风不正的“假大空”宣传和一些人将“政治性”提高到“第一位”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腐败，提出惩治腐败需用“外力”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国家带来了生机，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如贪污腐败、钱权交易、权力寻租等也随之在侵蚀着肌体。父亲在1992年就心痛地对党内同志讲：“我们党已经开始腐败了！”
执政党的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父亲对此问题十分关心。
父亲对我讲：这一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起就一直十分重视，并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但是，反腐机构也是由党来领导的，如果是党的领导人甚至是一把手也腐败了，那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父亲又讲：毛主席也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去解决。当然，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那么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当然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是，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我们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惨痛的教训。此时“专政”的主要职能，应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腐败问题。
对于当前党内采用“自律”的方法，父亲讲：采用“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办法。但是，光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所以，父亲主张：“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而且“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对于执政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父亲认为：“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
父亲说：“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个必要条件。”
父亲在多次会议及与有关同志的交谈中，都坚持了这一观点。
1980年6月，为了能保障各级人大和政协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父亲乘《新宪法》修订时期，向党中央呈书，要求在修订《新宪法》时，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正式会议上的发言，要给予“免责”权，列入到宪法的保护中，使其受到法律的保障（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年谱》）。但此呈请最终没有获准，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晚年反思，严于律己
父亲在“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是最早被打倒、批斗的领导人之一，在狱中又被吊起来刑讯逼供，关押了13年，许多亲属也被株连迫害，甚至惨死狱中。但是，他在总结毛主席所犯错误的时候，却又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
他对我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全党幼稚，理论也不成熟。我们跟着主席，向前探索，很多东西是马列没有讲过的。探索的过程，有的成功了，是“丰功伟绩”；有的不成功，犯了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在《决议》（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分析了。但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决议》中对历史问题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批评。我们不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
“毛主席的错误，党作了决议，批评了他，我陆定一也犯了重大错误，没有人批评我，只好我自己骂自己了。”（注：摘自与于光远等同志的谈话）
“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注：摘自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
关心党的前途，晚年提出“十大反思”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认识上和理论上，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国家的民主政治、惩治腐败、“双百”方针、共产主义过渡期、中国改革模式等诸方面和领域，都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比如，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他提出：
党的领导，有个党内民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两个问题”。
党的集中，应是以党的民主为基础。要坚决克服和杜绝“家长制”和“一言堂”。
党与群众的关系，党是要为群众服务，而不是群众为党服务。
比如，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他提出：
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搞社会主义民主。它应该是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专政。专制下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现在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
父亲主张：放开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比如，对“民主和自由”的问题，父亲指出：
民主和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故对民主和自由，我们应该是“扬弃”而不应该是“抛弃”。
比如，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已超过了（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他在“反思”中指出：
资本主义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是采用扩大贫富差距、加大剥削和社会不公来实现积累过程。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应该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我国的改革，也需要资本积累，但我们是否也要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用加大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的办法）去解决？！
等等。
在父亲去世10周年前夕，我整理出来他的十大“反思”，上呈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2008年夏，中央党校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和李君如副校长分别约见了我，对我的整理工作表示“感谢”，并说这（反思）是对我党总结建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一份宝贵财富”。
对子女言传身教。“不要去当官”
因为工作忙，父亲和我们的直接交流机会并不多。尤其是建国后，父亲的上班时间和主席的工作时间是对应的。主席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父亲白天黑夜都要工作，只是早上8点才起床，我们上学看不到他。当时他担任中宣部的部长，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在他签字后才能发稿。《人民日报》每天凌晨2点开始排版，所以他必须两点前把文章批完。父亲每晚都要两点以后才能睡觉。孩子们和他最多只能一起吃一顿晚饭。也只有这时，他才有空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父亲和我交流最长的一次，是1961年我去哈军工上大学之前，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给我讲了一本老子《道德经》。他认为《道德经》里充满了辩证思想，年轻人要独立思考、辩证思维，不能再是1加1等于2，很多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他还让我重点看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特别是其中“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面变化”的理念，他说你们走上社会必须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父亲是一个学者，他一辈子都在看书学习。直到他去世前三天还在病床上看书。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为建设新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但他不希望我们走仕途，他60年代在我上大学时就告诫我们：“不要去当官。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如今，我们三个孩子都是技术型的干部，没有一个是企图走仕途的。
我们孩子们都把父亲当作心中的行为典范，没有文字的照本宣科，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着父亲的一言一行，规范着自己的道德行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陆定一在外面视察，接见工人和农民时都是主动两只手握过去。有时候别人也会提醒，身为国家高级领导人，不需要那么谦卑。陆定一回答说：“民以食为天，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值得尊重。”建国初期，我们的党风是十分好的。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相信，那时父亲的车只供父亲公务使用，子女是不许坐的，哪有“车接车送”的事，母亲上班和我们上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去。“三年自然灾害”期，毛主席听说饿死了人，主动两年多不吃肉，中南海的首长们也纷纷主动减量，每天只供一两肉，同时父母的口粮也减至26斤和25斤，除此，再也没有其它供应。要知道，这些人若在古代就是“皇帝”和“重臣”啊，全国再有困难，也不可能会饿着他们。但是，这些党的领导们就是要与群众同甘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