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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最后详细列出了期货合约的“每份合约的最大风险”。可能不会再有第二位交易商完全同意这些数据。一些人可能觉得风险（止损距离）控制太松，另一些入则觉得太紧。该表中的测试结果，不仅由计算机得出，也通过我的反复试验得出。它们看来很适合我。记注，这是我个人的投资策略，它虽然与期货交易联系在一起。但很容易在作出调整后同样适用于股票交易。
斯坦利？克罗的交易策略
（l）克罗是一位盈利头寸上的长线系统交易商，常常将盈利交易保留至少周；不利头寸上的短线交易商，常常在不利交易中停留不到周。
（2）他运用一个机械交易系统，进行该系统同意的每一笔 交易。除非他只能从他跟踪的四种货币中最多（为每泣客户） 选择二种。一般说来。除非在市场极度跌荡时，他必须通过自行决定的方式拒绝某笔新的交易或从现行交易及早退出外，他不采用自行决定的方法。作为系统交易商的主要优势在于，如果系统工作正常，与市场步调一致的话，它能够在相当—段时期内提供一个稳定的风险回报率。
（3）他是一位资产组合多样化的资金经理。跟踪并交易着26种不同的期货合约，遍布全美各主要市场，外加香港和新加坡商品交易所的市场。
（4）他是一位技术交易商，使用的进入和退出信号以价格为基础。这些信号通过对每一市场所做的技术性分析产生，未经优化，且全部市场使用同样（活跃）的信号。
（5）他是一位相对保守的资金经理，在信用交易中使用的资金不到各帐户资产的 ％。一般在每一市场上仅交易1至2种总值达20万元的合约。这可以避免过度的杠杆作用和过度交易。余下的 ％的资金投资于短期国库券以及作为持有储备。
（6）他构建的资产组合包括了最大数量的多样化市场群；食品和化纤、利率工具、复合能源、谷物、肉类、金属和亚洲市场。在每一市场中，他挑选主要合约的最活跃月份进行交易。这佯一个广泛分散的资产组合中，市场之间具有相对弱的相关关系。
（7）他在持有多头头寸或空头头寸间绝无偏好。在掏建资产组合时，他留意在多头和空头之间实现一个客观的、防御性的平衡。
（S）他在每一市场上运用严格的风险控制限额。典型的是每份合约的初始风险，或资金营理止援限额没置小于1500。而支持长期交易的确切数据则由历史验证来决定。如果止损限额太宽，会产生无法承受的高额损失；如果止损限额太窄，会使交易频率上升，每笔交易的利润下降。因此，止损限额的确定要允许交易时间有个发展伸缩的余地。止损限额于每日开盘前输入，每笔头寸每天实行一个止损限额。他在每一市场头寸上冒的风险（依据头寸大小）平均为帐户资产的1．0％到2．0％。
（9）克罗有选择地运用交易止损额度。根据市场及其技术 特征，他设置止损限额的依据可以是市场的变异性、交易的利 润额和交易时间。有些市场历史走向稳定，他可以不用追踪 （推进）止损限额。有些市场；他确信交易模型有充分的敏感 性，能够对趋势变动做出适时反应。总而言之，他的止损限额 设置策略允许长期交易有时间和空间进行发展。
（10）他不试图摘取天价和地价。他几乎一直在市场中交易他的多数合约，一旦建立一个趋势跟进头寸，他就假定每一笔头寸其结果都是跟随大势的，并尽可能长地跟随这一趋势移动。而止损限额会“告诉”他何时从市场逆转中抽身而退。
（ll）他如果被过早地截出市场，而第二天市场仍旧保持原有走向，他将运用他的客观进入策略，按同一定向重返市场。
（12）他的新帐户进入策略通常是等待新的信号。但如果他最近的一个进入信号表现为损失，他可能依据交易的天数和近期市场动态进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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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谈投资策略》
作者： 斯坦利。克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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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跋；90年代中国和香港的投资机会
据说20年前，一般的中国人想要的是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和一块手表。80年代这张单子上增加了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和其它设备。现在90年代，再去预计下一张民族“愿望单”也许很困难。但可能包括一台放像机、一套音响系统、空调和移动电话，对许多高收入者来说还有一辆汽车。
人们该怎样从经济观念上来描述中国呢？单纯的统计数字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力，它表明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公司。一个有12亿消费者的市场，一个有7亿人口的劳动力大军，一个1994年以13％的速度增长的经济（相比于美国的3％的增长率），更不用说从发达国家几乎每个角落涌入的亿万投资资金。
经济学家们预测，由于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到本世纪末，其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可达约9％。但这一发展速度一点也没保证，发展的道路也许并不平坦。相伴而来的迅猛通货膨胀，起起落落的国际看法以及基础设施，都使任何理性的观察家想系紧安全带，戴好防护甲。
15年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发表了一次历史性的讲话，激发了一场经济革命。邓先生简单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了这些话，并发动了一场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运动，帮助引导现代中国社会走向他所说的“小康社会”。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领导人在此之后发现中国已完全与世界发展相隔离。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1952年第一次开始二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生活水平一样低，
1978年，国家统计公报说“肉食、家禽、饲料和其他粮食短缺……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大多数粮食，甚至从自行车到洗衣粉这样的消费品都采用配给方式供应。
但到1992年，分配券已经取消，肉类、蛋和饲料的人均产出分别为2；公斤、8公斤和令人吃谅的380公斤，与国际水准相平。
邓先生说，在改革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他的话现在已成事实。
1994年，经济增长迅速，产业多样化发展信心十足。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变，神奇般地提高了生活水平，尤其是较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多年以前，当我刚做美菱公司的业务员时，我记得和一位渊博的华尔街人士谈到瑞士银行家。我尤其记得这句话：“如果你看到一位瑞士银行家跳出窗外，你就跟着他往外跳。他不仅可以软着陆，而且还可能以这种方式赚到钱。”显然是一句夸张的话，但这中间不无真理。
最近，瑞士三家最大公司之一的瑞士银行公司宣布进一步进军中国，在上海建立其在中国大陆的第二家代表处。
瑞士银行驻北京代表处的一位发言人以瑞士人特有的沉默态度指出：“这是个明显的信号，我们的银行想在中国扩展业务。”
如果作为榜样的瑞士银行家想跳人中国，为什么我们不同样做？我们应当更多地进入中国吗？时机如何安排？
作为一名长期的华尔街交易商，我已被训练成这样：在我开始谈赢利潜力之前，我认为先谈谈涉及的风险更合适。
（I）我们只看到中国在过去15年的增长，在进行大规划时，这只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不足以得出长期推论。
（2）中国的基础设施不具有配套性。经济腐败和丑闻看来很猖獗。尽管政府看来有进行整顿的决心，但人们会问，他们有经验和人力来恰当实施这项工作吗？
（3）我经常被要求挂牌做中国的商品和期货市场的业务。抛开众所周知已经确立的交易所，如北京、上海、深圳和郑洲的交易所，以及南京新成立的石油交易所不谈，人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中国的交易所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惘和不确定。目前，中国估计已有超过100家的交易所和远期市场、8万多家农贸市场和交易集市在朝全国化发展。
（4）中国合同的法律效力总体来说达不到标准。这些标准在许多国家被认可，是持续追求重大业务目标的基本保证。
（5）除了在控制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过松上的重大努力外，影响经济和经营环境稳定的障碍仍然存在。在不久的将来能否控制注它们还很不确定。
中国幼稚的商品期货行业面临成为其迅速的、无节制的扩张结果的受害者的危险。商品期货市场在全国兴起，它的增长既无组织又重复建设。
中国花了5年的时间来建立商品期货交易。现在，在北京、南京，、上海、深圳和郑州的交易所里，主要交易的合约有谷物，其它农产品和食油，石油和金属合约。但除了这些已经建立的交易所外，还有大量新建的期货交易所，它们导致的结果是同一商品期货有多重市场。据报道，该国有20多家官方批准的批发市场和所谓的期货交易所，另有30多家即将开业或正在计划之中。
中国主要商品交易所
（1994年1月）
名称 交易产品 建立年份
北京金鹏铜交易所 铜 1991
北京商品交易所 商品 1993
北京石油交易所 石油 1992
南京石油交易所 石油 1992
上海金属交易所 非铁金属 1992
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 非铁金属 1992
郑州商品交易所 粮食 1990
一些当地掌权部门想当然认为，建立自己的期货市场可以使当地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他们常常是同一个人）富裕。同时，很强的地方保护主义使一些地方政府将外来产品排斥于他们领地之外。尽管北京再三重申期货交易所和公司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一些地方政府仍旧声称有权批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