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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剩余时间里，官方有关地方民兵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1841年5月的一个著名事件的经验的制约：当停战正在安排时，
广州附近绅士领导的民兵在这个筑有城墙的城市北面的农村中使
一小队英军堕入陷阱。三元里村附近山丘上出现的约7500名武
装农民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混乱的战斗，英军遭到1人死亡、15
人受伤的失败。农民民兵（很快增加到20000人之多，来自100个
或更多的村庄）击退了入侵者；他们就这样展示了觉醒的正义的人
民的力量，以对抗正统政府不敢正视的邪恶的外夷。如果说三元
里事件凌辱了英国人，它也使中国官员吓了一跳，他们不无理由地
害怕群众的仇外狂热将引起外夷重新动用暴力。由广州知府和两
个当地知县组成的代表团急忙赶到现场，说服名流领导人解散民
兵。民兵分散回到他们的村庄，使英军能够撤出他们被围的连
队。①
在三元里事件前，广州官员已经鼓励绅士在广州地区倡办民
兵组织；但现在，却产生了一些新的考虑。英国军队的优势使地方
官员懂得了帝国的命运——更不用说他们自己的前程——取决于
他们。驾驭。（羁縻）外夷和避免军事失败的本领。
① 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动乱。（伯克利，1966年），是关于三元里事件以及它的来龙去脉的论述。有关这一事件我从此书中获
益颇多。并参看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的起源。，载。史学杂志。第62卷第10期，第
1－28页（1953年）。
耆英，一个满洲贵族，后来成为他那个时代处理外夷事务的著
名人物，当1842年英军沿长江而上进行强攻时，他有足够的机会
看到英国的军事威力。他任两江总督时，确信必须避免进一步的
敌对行动，生怕民兵会激怒英国人。1843年3月，他指责代理漕
运总督李湘棻的一项建议：沿长江两岸，从仪征向东到扬州建立团
练，以便炮击英军。耆英说，原则上这是一个。寓兵于民。的好主
意，但作为实际政策却是不明智的。衙门的胥吏必将卷入，并引起
混乱。老实百姓有正当职业，没有时间参加军事训练，而顽劣之徒
将成群结队地加入。这些顽劣之徒只会坐食富户人家，耍弄拳棒，
惹是生非。。若再加以司炮之权，其弊更不可胜言。（也就是说，他
们将使地方官员卷入反英事件）。尽管官员可以命令团长管束他
们，然而众所周知，只有地痞才想担负这种职务（正像没有一个值
得尊敬的人愿意当保甲长一样）。。一无赖已足为害，聚集无数之
无赖而假之事权，遍布于沿江沿海地方，窃恐有事之秋未得御敌之
利，无事之时先受骚扰之害。。当形势需要时，可尊敬的地方领袖
（绅士）将会站到前列，并为地方防御作好准备，就像不久前正直的
广东人所做的那样。①
① 。筹办夷务始末。（北京，1930年），道光，卷65，第49－50页。
② 这是耆英几年后做两广总督时提出的；。清实录。，道光，卷442，第25页。
③ 。清实录。，道光，卷390，第30－31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67，第10页。
有关田润，见。临潼县续志。（1890年），卷3，第2页。
值得注意的是，对耆英来说，显然。团练。所指与其说是一种自
发的、非官方的、绅士领导的制度，不如说是一种官僚政治创办的、
以保甲为基础的地方武装制度。耆英认为，官员们可以操纵和约
束绅士的领导权力，就像广州官员在三元里事件中约束绅士那样。
但是使民兵成为政府主办的大规模的事业，就等于与潜藏于农村
社会的隐蔽的危险力量作交易，对农村现状和处理夷务都会带来
无法预料的后果。一旦绅士站到前列，政府甚至还要谋取他们的
帮助以避免排外事件。②
耆英指责团练的奏疏呈上仅一个月后，就有压力迫使朝廷在
整个帝国范围内建立团练。一个地方监察官田润要求朝廷建立地
方民兵部队。以杜“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后患而节军需。。但这是
另一种民兵。首先，田润想到的恰恰是曾经使左宗棠担忧的地方
兵力真空状态。英夷刚刚得到安抚，为了作好应付将来突发事件
的准备，内部安全必须加强。在农村建立长期的团练比根据特殊
情况招募和调动正规军要安全得多。其次，这种团练完全掌握在
绅士手中。团练首领将被允许通过额外的土地税筹集资金，所有
款项不经官员之手。。素行公正才略有为之士。将被挑选出来做部
队首领。③田润的倡议可能是地方名流为了越过谨慎的地方官员
以求取朝廷注意的一个行动。
最初，朝廷的反应是赞同的。但皇帝首先把建议交付沿海省
份的一些文武官员，征求他们的意见。到1843年7月末，提出的
许多反对意见足以说服朝廷放弃这项建议。接二连三的奏章表
明，高级地方官员不喜欢非正规的地方武装，担心它将破坏农村社
会，就像担心它对重大战斗无济于事一样。尽管绝大多数公开的
忧虑在于内部混乱的前景，但潜藏在背后的恐怕是外夷问题。沿
海官员不能忍受让处理夷务的需要谨慎从事的机构从他们手中丢
掉。在其后几年里，他们的担心得到朝廷的共鸣，朝廷不仅避不认
可地方民兵，而且鼓励官员们抑制他们，尤其禁止他们袭击出现在
内地的外国人。①
① 。清实录。，道光，卷393，第21页；卷394，第36－37页；。筹办夷务始末。，道
光，卷67，第10页；卷68，第33页；卷77，第39页。
② 见魏斐德的卓越论述：。大门口的陌生人。，第71－105页。
民兵问题在是否允许英军进入广州城内的争论中出现了一个
新的转折：按照条约应当给他们一种权利（洋人认为如此），但中国
人决意不予承认。总督耆英在英国人和仇外的广州人的要求之间
受到逼迫，犹豫不决，两面应付。非官方的农村民兵组织——与三
元里传统有关系——在广州附近的农村里屡次攻击走散的英国人；
英军每次都要求耆英管束民众，惩罚冒犯者。1848年，当局势逐渐
失去控制时，朝廷把耆英从他的职位调离，并决定试用另一个处理
夷务的官员。耆英的继任者徐广缙于是着手进行一项微妙的工作：
与觉醒的广州地区名流加强联系，同时又劝阻英军展开全面进攻以
达到入城的目的。关键在于，在不致酿成英军实际进攻的情况下鼓
励绅士领导的民兵运动，使其足以使英国人相信，狂热的民众是无
法控制的。最后，他成功了：料定英军只能克制，他宣布（假冒圣旨）
皇帝不许他开放城市。英军在伦敦的命令下，没有把争端推向战
争。②
然而，尽管徐广缙取得了暂时的胜利，19世纪40年代事件的
最后结果仍然增强了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对非正规武装力量都抱
有的怀疑态度。甚至在1850年以后，当叛乱成为国家最担忧的紧
迫事件时，这种小心谨慎的观点还继续存在（见第四章第四节）；只
有压倒一切的重大事件才能引起它的某些变化。
地方武装的官方模式
广州民兵运动的猛烈势头在官员的头脑中确实留下了印记，
因为在这种情势下产生了当时最有影响的、牢固地臵基于官方控
制和官僚机构之上的一种地方武装类型。许乃钊（死于1860？）在
1849年发表他的杂著。敏果斋七种。时是广东学监。这本救难手
册包括。武备辑要。，还加上一种赈济著作、两种治涝著作，以及明
代将军戚继光论述部队训练和军事组织的两篇著名论文。。武备
辑要。主要从明清两代著作中广泛搜集了有关地方防卫的睿智的
思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论述城市防御（。城守辑要。），另一部分
论述乡村防御（。乡守辑要。）。①。乡守辑要。是惟一一部发挥了实
际效用的文献，因为它得到高官的支持并产生了广泛影响。1850
年，徐广缙在广东和广西向地方官员分发这本书。3年后，它由皇
帝正式推荐，分发到全国各省，在地方资料中可以找到运用它的证
据。②官方的支持使它成为我们所知的最接近于太平天国叛乱前
① 许乃钊，杭州人，弟兄五人均很著名，包括许乃济，因在19世纪30年代鸦片问
题的重要争论中所起的作用而著名；许乃普，一个得到广泛尊敬的官员，并且是一部有
关地方行政方面的著作。宦海指南。（1859年）的作者。许乃钊1853年在江苏做过短时
期的巡抚，之后，在得宠和失势交替的情况下在长江地区担任其他各种职务，直到1860
年去世。。杭州府志。（1898年），卷126，第36页。
② 。清实录。，咸丰，卷20，第17页；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上海，1936
年），第9620页；。九江府志。（1874年），卷24，第5页。
夕的官方地方武装模式的材料。
官方有关团练的想法，如许乃钊的这部汇编中所反映的，强调
了官僚政治的权力，在这种权力下，领导成员依文职官员的意愿而
更替（文官自己当然也是可以更替的），同时受到一堆刻板的规章
的约束。地方官是地方民兵的不容质疑的领导。他不仅委派和解
除地方部队的领导人，在紧急时刻他还是地区民兵的指挥者。他
与团练首领的关系在一些方面类似于他与保甲长的关系：两套机
构的人员都随地方官之意而获得职位，并被看作官方低层行政体
系的组成部分。①地方官对民兵的控制因他掌握准确的、最新的
登记名册而得到加强。方积的双重登记制度——一种登记可征召
的全体男丁，另一种登记实际应征服役者——在官方模式中占有
显著地位。方积对保甲这一行政基础的依赖给了官方的团练一种
明显的官僚政治的气味。②
①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1，第2页；卷3，第7页。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