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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官僚政治的气味。②
①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1，第2页；卷3，第7页。某些团练规章规定要发给团
练领导人一种表明权限的特制木印（戳记），这种木印通常是发给保甲长的。黄恩彤：
。粤东省例新纂。（1846年）卷5，第38页。
②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3，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1－3页。
随着官僚政治的控制，一种低水平的军事化过程开始了。在
官方眼里，。团。的最初含意不是一种民兵单位，而是从中征召民兵
并借以控制民兵的行政单位。团练的民兵受他们自己所在农村地
区的团的约束，显然是不调动的，也不是专职的。雇佣外来的恶棍
帮伙充当民兵被明令禁止：。以本村之人，守护本村之地。。这种民
兵严格地用于乡村防御，这种部队不能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离开
村庄去援助受到攻击的邻近村落。③
尽管有这些官僚政治的严格规定，官方的团练模式仍表现出
某种重要的两重性。这些两重性的性质，通过更细致地考察对于
官方的地方武装理论很重要的保甲与团练之间的关系，能够了解
得最为清楚。它使人想起严如熤曾经使用低层保甲工作人员充当
团练首领；以及嘉庆时期的其他官员（如方积）曾经用保甲的管理
范围划定团的区域界定。耆英懂得团练就是一种用官僚政治的办
法组织起来的与保甲紧密相关的地方民兵制度，毫无疑问，他是从
白莲教时期的先例引出这个结论的。这两种制度是否简单地互为
表里呢？
正相反，许乃钊似乎尽力使团练和保甲互相区别。他认为，两
者对于乡村防御都是绝对必需的，但各有其应起的作用。他写道，
保甲之法。贵分。：它以外加的人为的十进制区划来。划分。人民；它
通过互相监督和集体连坐来。划分。出真正的忠诚者。一旦保甲发
挥作用，就能做到。良莠别。。但防御比治安管理更为难办。一个
由保甲划分和管理的村社不一定有能力保卫自己，因为。乡守之法
贵乎联络声势，固结人心。。团练之法。贵合。。动员村社抵御外敌
需要统一的公众意志。①
这里说的是管理－防御双重体制的要义。如果用现代政治清
洗的术语来说，它含有团结－斗争－团结序列的意义。清洗必须
先于团结，因为所需要的是以建立了的秩序为条件的团结，不是性
质尚未确定的团结。发给民兵武器以及村庄的团结工作只有在治
安系统的工作完成以后才能进行。只有在村社经过很好的清理以
后，官方才可能。寓兵于民。。这是官方民兵理论奇妙而有特色的
两重性之一：没有什么比得到正式批准的那种保甲更带有强制性，
更固守成规；没有什么比团练的理想模式更具有自发性和自觉性。
然而，如果地方武装在建立了的秩序的范围之内出现，两者就都是
需要的。
①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1，第1、9页。
这种理论上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地方防御不可避免
地要把阶级区分与村社团结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这一事实。一个
农业定居地的存在是由家族关系的联结和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来决
定并长久维持下去的，它对村社防御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但是这
种定居地总是分为若干阶层，有的较富，有的较穷；通常包括一些
地主和一些佃农。如果其中的一些居民在财产方面实际上没有任
何东西需要保卫，而且他们对自己定居地的地主和债主怀有比对
秘密会社或入侵歹徒更加根深蒂固的敌意，那么村社怎样团结为
自卫团体呢？保甲制度是政府保障村民不与异端团伙发生联系、
不为可疑的外来者提供庇护的一种办法。而有效的地方防御工作
要求更为积极的措施：真正加强家族关系的联结和村社感情。
因此，官方模式充满了乌托邦精神，执着地促进村社的团结和
谋求。统一。团练的效果。许乃钊引用了明代官员吕坤（1526－
1618）的观点，吕坤是有影响的政治理论家，他把地方民兵看作社
会和谐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保全村社的办法是。收聚人心。。吕
坤指出，鉴于地方官员总是外来人，并且很快将被委派到其他地
方，。只我乡井人有坟墓亲戚、房舍田土在此。，对地方防御有一种
持久不变的天然的兴趣。他写道，甚至穷人也对保卫他们的村庄
感兴趣，因为土匪在他们的牺牲者中不作社会区分，所有人都要受
害。吕坤的劝告反映了儒家的理想，在这种理想中社会对抗因共
同威胁而消失，强制因自愿投效而变得不那么明显。①
①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5，第1页。一种类似的使穷人关注地方防御的尝试见
。长沙县志。（1871年），卷15，第18页。
团练与保甲之间的另一重要区别是文人－绅士所起的作用不
同。如萧公权所指出的，有功名的名流不应担任保甲制度中的职
位，部分原因就在于保甲起着抵消名流支配地方权势的作用。①
尽管有少数例外②，一般来讲保甲职位确实是委派给普通百姓的。
对团练来说，情况却大不一样：名流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官方也
认为，领导团练，至少是在上层，是绅士的职责。③与保甲形成对
照，团练承认并且依赖绅士领导，这一事实表明了中国农村中官僚
政治潜在的虚弱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形式相对的强大。保甲在承平
时期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发挥作用，但却不能满足动乱时期的要求。
它的官僚政治的、形式主义的行使权力的方式对于遏制严重的社
会和军事危机就过于软弱。对比之下，名流在其村社中的固有的
支配地位（这种地位只部分地依靠他们的国家正式认可的特权）能
够经受反复冲击。因此，尽管具有官僚政治的组织结构，团练却吸
收了保甲所特别回避的那种非官僚政治的来源于地方的力量。
① 萧公权：。十九世纪的农业中国和帝国的控制。（西雅图，1960年），第68页。
②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2，第2页。19世纪后期名流日益卷入保甲事务的过程
在第四章第二节中讨论。
③ 许乃钊：。乡守辑要。卷1，第2、4页。
由于经过种种理想化的润饰，个人威信也降低了官僚的作用，
因而官方所坚持的团练保持军事化的低水平并最终受官方控制的
观点是坚定不移的。这种观点表现在：对白莲教时期的记载作了
有选择的探讨，表示了对龚景瀚、严如熤这些文职官员的明确赞
同，以及对非正规的雇佣军队。乡勇。的不满。实际上，乡勇由于其
难以驾驭的经历以及危险的本性，在官方模式中从未获得像样的
地位。绅士的重要性也从未使正式官僚的支配地位失去光彩。如
同许多其他的绅士事业一样，地方防御只不过被看作官僚机构本
身无法完成的那些必要的工作中的一项。团练制度的一种令人感
兴趣的改进是。官督绅办。，这种形式使绅士充当了一种不明确的
但又肯定是从属的角色。①
不过，以下一种明确无误的含意是最重要的：团练的确是国家
官僚机构自身的外围部分。授与名流领导人名誉官阶，坚持准确
的登记制度，以及军事化过程与保甲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式保持
持久的联系，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一结论。存在于这个观念背
后的乃是国家卷入民兵事务的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从这种传统
中产生了一种观念：动员民众当民兵是政府的正当职责。团被用
来作为征募民兵和地方管理的工具，很清楚这是由团在国家控制
的军事制度中充作行政单位这一历史根源派生出来的。在它的绝
大多数早期建议者看来，团练并不是对新出现的地方势力的让步，
而是重申国家对强制的、官方创立的征兵和管理制度的传统关怀
以加强官方对农业地区控制的一种方法。它不是狂热的三元里式
的爱国主义，而是支配着官办地方武装形式的国家民兵的那种带
有官僚气的形式。
（谢思炜译）
① 。巴陵县志。（1891年），卷19，第17页。这种说法令人想起类似的措词。官督
商办。，。官督商办。原来用于盐业垄断经营，后来在兴办早期的工业企业时借用。
第三章
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
第一节 地方组织的规模
团练制度，当它在19世纪中叶出现时，是两种历史潮流的汇
合：一种是边界地区官员们的行政传统，由卢象升经方积、龚景瀚、
严如熤等人留传下来，他们谋求加强对农村的官僚政治统治；另一
种是地方名流的自发武装，他们谋求保护他们的村社、财产以及他
们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潮流，我们推测，决非毫不相关。行政法规
影响了绅士防御事业的结构和术语，但自身也必然部分地取自地
方实践的经验。在白莲教叛乱之后，团练这一名称愈来愈多地被
地方用来指称绅士自己的乡村防御组织。但是直到嘉庆末年，团
练也已成为清代国家机器的边缘的、但可以明确辨认的部分，有许
多行政先例可循。这样，当19世纪中的危机干扰中国社会时，团
练仍然表现出它特有的两重性：它处于政府法规的限制之下，但又
受地方实践的多变的、无法规可循的需要的制约。我们现在必须
考查的是地方武装的实践。
在这一章和下一章，我们的讨论将主要涉及那些由正统名流
筹办的武装组织形式。异端团体的武装在第五章才详细进行讨
论。我们将采取这种方法，是因为充分了解正统武装与非正统武
装是同时兴起并相互密切影响的。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年代
顺序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同一个社会崩溃过程的组成部分。但
是把正统方面放在首位并给予较为详尽的讨论，还是有一定的道
理的：名流的活动有无法相比的较为完善的文献记载。在地方志、
官方文件以及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