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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勇字，又有印花腰牌“标明他的姓名和单位”。。这种组织系统是
直接从戚继光的军事组织手册中借用的，后来又出现在曾国藩的
湘军中。胡林翼注意招募坚强忠顺的年轻农民，而不招募流民或
城市油子，这是戚继光的另一个规定。纪律是严厉的。在战斗中
退却的任何士兵都将被砍头，偷窃苗人（这显然是常有的申诉）或
者欺侮无辜的平民也是一样。维持这支部队的资金由胡林翼自己
筹集，保留在府的预算以外。不能把这种事情简单地看作私人财
富转用于公共事业的事例。让许多地方官员在数年内挣得财产的
同一财源也可用于招募特殊部队这种事项。任何职位处于解送税
款渠道中的官员都有门路取得或使个人发财或举办更高尚事业的
丰富财源。②
直到1852年为止，胡林翼的精锐部队的规模仅仅达到270人
左右，大约就是1853年胡林翼带去瓮安县镇压抗粮叛乱的人数。
瓮安的事例可以用来说明胡林翼是如何结合他的地方管理方法使
用他的高度军事化的职业部队的。瓮安在黎平西北约70英里，是
苗人占多数的一个县，这里的地方行政机构在道光朝晚期已衰败
至极，以致村民组织了一种叫做。榔约。的复合的联盟团体，将安全
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①榔约不顾知县的司法权力，以沉水方式
处决盗匪。几个村庄设立一个。公所。，在收获季节或处理其他公
共事务时在那里举行全体会议。称为。榔首。的首领绝大多数是平
民，尽管有些下层绅士也是榔约成员。因为瓮安是苗族聚居地区，
许多榔约成员（尽管显然不是全部）想必是苗族。榔约只涉及县里
的一小块地区，因而接连几任不称职的知县并没有对它提出异议。
① 。榔。的起源和含意不清楚：由于。榔。字和。鄉。字除偏旁部首外完全一样，。榔
约。可能是从。鄉约。这种地方训导制度发展而来。也可能这一术语来自苗语。后一种
可能性胡林翼在一次提及。榔。时有所暗示，这一术语似乎是指苗族地区的一种传统的
农村基层区划。。胡文忠公遗集。卷58，第33页。瓮安事件的原始资料见：。瓮安县志。
（1915年）卷3，第2－5页；卷4，第2－20页。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6，第22－25
页；卷57，第6页。。瓮安县志。部分取材于胡林翼的著作，部分取材于地方资料。
②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7，第6页。
官员们看来甚至把榔约当作一种保甲制度而予以承认。没有
证据表明知县曾挑选或考查过地方首领，也没有迹象说明这里有
任何种类的十进制的登记制度。不过，把榔首看作保甲首领一定
符合知县的利益，因为他治县的能力因此就不大可能被人怀疑。
后来有人指责榔约。借保甲为名。；②还必须承认，它完全缺乏保
甲制度的基本的官僚政治成分：知县拥有任免地方首领的有效的
司法权威和权力。它提供了自然单位（在这个事例中是复合的村
庄组织）接管相应等级的官僚单位的职能这种趋势的另一个实例。
咸丰朝初期的经济灾难引起了榔约的作用的基本变化。19
世纪40年代后期湖南持续干旱，在这期间靠从贵州转运以缓解粮
食的短缺，结果使贵州米价异常昂贵。包括瓮安在内的官员们利
用这一时机从农民身上榨取额外金钱以获利，农民能够满足这种
高需求只是由于他们承受了较高的谷价。1851年前后，湖南的收
成增加，贵州的粮食价格直线下跌。但是，那些临时的附加税却未
减少，由于农民这时已无法如期缴纳款额，县衙门与民众之间的紧
张局势逐渐加剧。
在这种不堪忍受的状况下，榔约充当了新的反叛角色。它在全
县各处成为抗捐的领导，它的影响也相应地扩大了。1852年5、6
月，榔约的首领通过在直到这时为止尚未加入组织的村庄中选拔领
导人（胡林翼称他们为无法无天之徒），开始扩展他们的权力。他们
各有特定的控制地区，包括的户数可能由几十户到几千户，依卷入
的村庄数目而定。榔约首领这时除了完全的司法权之外，又取得了
征收和解送税款的独占权力。这在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包揽，这再
一次证明这类。越权行为。可以用作村社对付过高税收的对策。由
于在纳税者和官僚机构之间处于缓冲地位，榔约在农村中成了惟一
起作用的支配力量。它所以能够如此，部分原因在于纳税者（特别
是小自耕农）需要它的保护，部分原因在于它对反对者实行严厉的
惩罚。任何拒绝参加或服从它的权力的人，其财产都被没收。胡林
翼在1853年估计，有80％－90％的民众是在它的控制之下。①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7，第6页。
榔约首领不希望把争端发展到公开叛乱，这可以从实际提供
给官员的税款符合法定份额这一事实看出。然而榔约控制法律案
件和税收给官员强加上了两重束缚。而且，首领们已采取防范措
施，他们收集武器，在复合村组织的基础上组成了民兵。农民提供
了鸟枪木炮。一个使问题更加复杂的因素是，到1852年（如果不
是更早的话），榔约的领导层已被显然是白莲教一系的秘密会社所
渗透。公众认捐建造了许多村庄庙宇，每一座庙宇都收藏一部。莲
花经。，庙宇则用作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的中心。这些庙宇取代了
早先的。公所。，成为地方联合组织的总部。这种异端倾向使得榔
约几乎不可能再与地方官员继续共存。最后，省当局不得不进行
干预。他们命令胡林翼带着他的经过精选的部队前往瓮安。
胡林翼带着320人在1853年10月2日抵达瓮安，在城外的
一块地里扎营，他在这里招集城乡的绅士，开始协商。尽管农村绅
士业已参加榔约（有些还躲在山里），胡林翼发现有必要利用他们
作为与村民接触的中间人。他对瓮安的绅士评价很低，没有发现
任何有才之士，但他仍不得不与他们一起工作，。庶上下之气可通，
而官民之情乃协。。他对绅士解释说，他将。赦宥胁从。，只对擒获
首领感兴趣。①
从一开始，榔的首领就表示，他们既没有谈判也没有投降的义
务，并于10月7日在胡林翼的营地集结了一支庞大的武装农民部
队。当胡林翼派两名生员带来一批免剿牌提供一个投降机会时，
首领们愤怒地斥责了胡林翼的使者，打碎了免剿牌。然后他们切
断了通向城市的桥梁，从三面进攻胡林翼的部队。在随后的战斗
中，胡林翼的训练较好的部队能够冲散组织不良的农民民兵，在战
斗中杀死或捕获了大约60人。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7，第5页。
胡林翼这时以实例证明榔约军事上的虚弱，成功地对当地平
民进行了恫吓，但建立地方管理制度的任务仍然存在，这个制度要
在他的部队离开这个县后继续起作用。在这关键时刻，在胡林翼
和代理知县徐河清之间发生了争论；徐河清是湖南进士，他对地方
行政的看法充其量也不过是肤浅的儒家观点。徐河清拒绝将叛乱
看作政治问题；他认为官员与民众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讨价还价，
在首领和追随者之间没有精明的行政官员能够加以利用的真正矛
盾。由于在臣民和统治者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叛乱地区
的县官别无选择，只有屠杀或者被杀。
甚至在10月7日的战斗前，徐河清已经对胡林翼的擒拿首领
开释追随者的政策抱有怀疑。他不相信村民们会投降或交出榔的
骨干，10月7日的战斗使他确信了这一点。他说，叛乱头子设垒
固守，很难将其捕获。胡林翼和他的部队因此应当。坚一扫光之
法。。胡林翼拒绝了，回答说，那些幸存者（如果有的话）肯定将成
为流动的股匪。而且，这类扫荡行动的受害者决不是铁杆叛乱分
子，而总是老弱妇孺；叛乱者总是逃走。徐河清反驳说，他们即使
逃走，在他们的村庄被破坏后他们也得不到帮助。但是胡林翼不
想支持大规模的屠杀；完全撇开道德问题不谈，。首犯与胁从心志
尚未齐。，而暴虐政策将逼迫他们抱成一团。一旦一两个筑防村庄
被烧毁，周围地区将变得比以往更加倔强。①
①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56，第24－25页；卷57，第1页。
② 同上书，卷57，第3页。
胡林翼既有官阶又有部队，所以他的观点占了上风。于是他
宣告，村庄代表应当进城，交出武器，接受免剿牌。这些免剿牌必
须逐村逐户填上全体居民的姓名，然后誊抄进地方保甲簿册。有
些村庄在获得赦免前被命令交出当地著名土匪（可能是榔的骨
干）。100多个筑防村庄在14天内照办了，并继续办理这种手续。
胡林翼强调，他的政策的要旨在于地方的主动性这一事实，。不派
一差下乡。，这是。以地方之人拿地方之匪。②。交出武器同样具有
自愿的含意：县内6个征税基层区划（里）都各派两个人到城里的
总局去接收这些武器。实际上，交出武器和编制名册未必是自愿
的，而是由军事力量均势的改变造成的：事实是榔约不再有能力左
右民众或控制通向城内的交通路线。被胡林翼带领他的亲兵到场
的形势所迫，大多数筑防村庄都作出了加入新秩序的半政治性的
决定。
但是长期的地方管理问题仍然存在。一旦榔约被镇压下去，
它的首领被驱散或被杀死，胡林翼就采取了乍看起来似乎是异常
的政策：他利用旧的复合地方组织作为他的。保甲及团练。制度的
行政单位。胡林翼挑选有才干、名望和财产的人做保甲官员以代
替榔的首领。。榔匪假榔以欺官杀人，此次由官经理，则六辔在
手。。如所预料，徐河清反对说：。榔滋事亦借保甲为名，显与官抗，
乃不多杀以立威，而从保甲著议，非袭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