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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刚乘学会，原为西藏密宗的研究机构，因为导师 刘上师得到 敦珠宁波车付与传承，故对宁玛巴自然更感亲切。“西藏古代佛教史”，主要叙述的是宁玛巴的历史，故此书的翻译，并非表示对藏密的其他宗派有所贬损。我们觉得，藏密能在汉土民间弘扬，只不过是几十年间的事，如今虽已弘法自欧美等地，而仍可以说尚在萌芽时代，作为佛教徙，对任何佛教宗教的弘扬，都应该觉得高兴。一般编著教史的学者，却每多站在本宗的立场，而只凭着若干资料，即大事发挥以贬损他宗。我们高兴 敦珠宁波车的原著，并无如此种恶劣的态度，而本提要的编写，也极力注意保持客观的态度，恪遵“不毁谤自他宗”的金刚乘戒条。
在阅读原著，及编写提要期间，受到师友的关注，更在难得的是，一些教外的学者，也在精神上给我支持，谨在此致意，为免标榜，恕不在此列名致谢。
西藏密宗编年
谈延祚 编
前言
一
密宗传入汉土，约可分四个时期。
西晋时，西域沙门帛尸梨密多罗，于怀帝永嘉年间东来弘化（时约当西元四世纪初集），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为翻译密乘法典的嚆矢。（黄忏华《中国佛教史》）迄唐开元年间约四百年，这时期虽然屡有密宗经轨的翻译，但颇无系统，可以视为密法东来的草创时期。
唐玄宗开元四年（西元七一六年），善无畏、金刚智及不空三藏相继来汉士弘化，所传胎藏、金刚两部，是印度密乘中的下三部密。无上瑜伽密经续犹未及传来，便因法难而遽止。于是，“今其法盛行于日本，而吾邦所谓瑜伽者，但存法事耳。”（佛祖统记）其后宋代施护、法贤等所弘密法，仍不出开元三大士的范围。这时期，可视为下三部密——作密、行密、瑜伽密的弘扬时期。
无上瑜伽密传入汉土，始于元代。宋宝佑元年（西元二一五三年，元宪宗三年），八思巴为元世祖授戒，奠定了弘法的基业。以后元代君王，屡次迎请“萨迦巴”法王来国，尊为国师，且委托第四世萨迦班禅及八思巴代为制定蒙古文字，其景仰尊崇可知。但密法亦仅限于皇室之内流播，盖已视为禁脔，民间不得与闻。明代开国之初，封“萨迦巴”、“噶朱巴”、“格鲁巴”三派法王，然而汉土却无法行化。有清一代，皇室信奉藏密，雍正且舍其为王子时之潜邸作藏密道场，此即今之“雍和宫”。“格鲁巴”喇嘛虽受供养，但密法亦仅流播于皇族之内。这段悠长的时期，可视为无上瑜伽密受汉土皇室供奉的时期。
清代鼎革，白普仁喇嘛及多杰觉拔尊者，始将密法行化汉土民间。 班禅卓之呢吗， 诺那呼图克图， 贡噶法狮子等大师亦相继来汉土行化。从此，藏密在汉土民间一时大盛，研究佛教的学者，亦开始瞩目西藏，寻且发现，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颇多汉文大藏经未译的经典（吕澄《西藏佛学原论》），更因印度佛教衰落，经籍凋零，则西藏所存经论，实已成孤本，故翻译、研究西藏佛学，亦成一时风尚。这段时期，可视为西藏密宗在汉土民间流播的时期。
藏密在汉土民间流播，既不过是数十年间的事，因而，在流播过程中，便存在者一个重大的缺点，此即为理论与修持脱节。
西藏密宗，并不如一般人所想，但重修持不重理论。历代大德研究显教的般若、中观、唯识、因明等学，成就极大，较印度古德不遑多让，而且能建立起独特的学术系统。但密法本身原为修持的法门，倘非亲修实证，郎无法领会其中真谛，依文字研究，到底搔不着痒处。然而修持传授，原以“口耳传承”为主。文字语言，都属戏论，即大德们建立起的学术系统，原也只为修持奠基。因而，密法的真相，根本无法以经论确切表诠，即或有著述，仍需上师的口诀补充，而整个密法的内容，即口诀亦不能和盘托出，尚有待行者自己体验。在这情况之下，浩如瀚海的密法，便难得到有系统的整理与传授。东鳞西爪，各染一指，全鼎始终难尝。即藏密法王行化，区域虽广，卓锡之期究属短暂，由是行化高潮既过，其后遂逐渐造成误解。有等学人，或囿于见闻，或格于宗派，于是乃持前人尚未完全成熟的研究，妄下结论，甚或断章取义，对藏密丑加诋毁。情况更恶劣的是，批评者既以佛教徒的身份执笔写学术面目的著作，而毁密法于曲笔之间，则其影响更坏了。
藏密在欧美各国流播的情况，反而较令人满意。因为向本国介绍西藏密法的学者，都曾经实际修待，甚至有打算终身居藏地不复返乡土的。此中著名的学者，如美国伊文思·温慈（W。Y。Evans Wants 编译有“西藏大圆满心法”，“中阴救度密法”，“莲华生大士传”等）；德国葛云德喇嘛（Lama Anagriha Govinda著有“西藏密法基础”，“白云法径”等）；意大利迦诗比·图西教授（Prof。 Giuseppe Tucci著有“坛城的理论与实证”）；英国保罗·宾顿博士（Dr。 Paul Brunton 著有“无我之智”）；及法国大卫·梨卢女喇嘛（Mme David Neel 著有“西藏密宗见闻”，“大手印观想法”，“灌顶及灌顶者”等）。这些学者，本身固具哲学素养，更对密法曾经实证，所以出版的著作，虽有时为了守戒的缘故，说得曲折委婉，有时过于自信一己的经验，说得较为武断，但究竟是以过来人之身说法，所以比与西藏有切肤之亲的汉土著作，一般来说，较能鞭辟入裹。
检讨起来，这种情况是令人惭愧与痛心的。
所以发生这种情况，除了实修与非实修之外，另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藏密在汉士植根较浅，不若佛教其他宗派之源远流长。明理的各派宗师，当不会排斥教内的他宗，但难保没有一些急功近利，切于成名的人，仅凭自己的一知半解而作哗众取宠之谈。在欧美的情况不同，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的宗教哲学家，正急于向东方的宗教汲取实际修持的经验，以补充西方宗教之不足，因此不但迎请佛教与印度教的学者赴彼邦讲学，而且更派遣学者往东方求法。也许他们的动机并非百分之百的纯正，但动机既在学习，自然就不会作种种的歪曲。
因此，我觉得，要使西藏密宗的教、理、行、果，能使世人知其真相，首先要消除心理的隔膜。倘一旦世人了知藏密的源流与历史，则将曾消除成见，不视藏密为佛教中的异党。
二
重视上师的历史，原是西藏密宗的优良传统。藏密信徒，以上师行化、修持的事迹作为宝贵的经验，恍如森林行脚，以前人的足迹为向导。因此，在西藏原流传着相当数量的祖师传记；多罗那他，布顿宁波车，狄德松波等大师所著的印藏佛教史乘，尤素为学者所重视，尽管这些不是基于所谓理性态度的近人著作。
庚戌秋， 刘师锐之化了四年时间翻译的“西藏古代佛教史”脱稿。原书是在西藏素负文名，掌西藏王室文献有年的宁玛巴法王 敦珠宁波车所著，于西元一九六五年在印度噶林邦出版。 刘师是他的传承弟子。蒙 刘师青眼，允许我先读译稿。书中记叙宁玛巴古德的历史逾百，更宝贵的是，其中一章，记载了约百则上师大德的纪年。今人治藏史，每苦年代难稽，则此纪年虽未称完备，亦自稀有。因此，我发愿更稽钩其他藏士史乘，稍事增益，细述“西藏密宗编年”。藏人谈史，喜称其贯串如珠鬘，则编年之作，亦取其贯串之意耳。另外一层的意思，则希望读者阅读的重点既放在年代上，当从而知藏密之源远流长。倘细加比较，或亦可稍窥各派兴替、次第流传的经过。
当然，编年之作，有异于通史，其间即或是重要大事，倘年份模糊，亦无法编入。此体裁所闻，事难两全。因此，简略地向读者介绍西藏密宗的源流和各重要派系的历史，虽嫌多事，或亦称便。
三
吕澄著《西藏佛学原论》称：“密乘学系，通途皆归之龙树。”此“通途”之说，其实未尽藏密源流。因为吕氏所说，仅据多罗那他大师所著“印度佛教史”一书，而没有利用多氏另一专门介绍密乘传承的“七系付法传”。倘据吕氏所言（原书一Ｏ页），密乘的世系可表列如下：
提婆──娑罗诃──龙树──龙智──毗流波
└─护 足
此中娑罗诃，吕氏谓“其人即婆罗门罗睺罗跋陀罗，疑为提婆弟子之讹传也。”这位娑罗诃，在“七系付法传”中：“大手印教授”的世系中也有出现，确然是龙树之师，兹将此世系表列如下：
释迦──大迦叶──阿难──末田地──商那和修──优波掘多──提多迦（有媿）──吉栗瑟那（上座黑）──罗睺罗（萨罗诃，即娑罗诃）──龙树──舍婆梨（小萨罗诃）
向来知道，提婆是龙树的弟子，而今密乘世系中，龙树即是娑罗诃的弟子，娑罗诃倘若真是罗睺罗跋陀罗的话，他分明是提婆的法嗣，这样一来，龙树反而变作提婆的再传弟子了。
要解决这朋题，吕氏乃疑弘大乘的龙树与密法的龙树并非一人。据《西藏古代佛教史》，确另有圣龙猛（按，龙猛与龙树通译），为教派修部大导师，与通途所传弘大乘的龙树并非一人。然而这位大师行化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