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便在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更加让向皇后与朱妃意识到尽快给赵佣选定老师的急迫性。当晚亥初时分，皇帝突然高热发烧不止，昏迷了长达一个时辰。而且，更糟糕的是，除了这个令太医们束手无策的病外，医官们更确诊皇帝的胃溃疡病，越发的严重了，在当天竟然出现了呕血与黑便。
田烈武被释放回家后，每日便安心地在家里享受着天伦之乐，一面设法筹集三百贯缗线给李浑当盘缠与安家。三百贯哪怕对田烈武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汴京到现在还在流传着一则笑谈——现在《海事商报》报的主编唐坰，当年做御史准备弹劾王安石之前，便是先找人借了三百贯当做路费，才敢上章弹劾的。事实上当然很有区别，众所周知，唐坰后来是筹钱创办了《谏闻报》。但这则谈资其实离“真实的情况”相差不远，宋朝官员，无论文武，薪俸都还算优厚，但官员们不仅要养家糊口，还要承担更多的交际应酬，应付许多的往来借贷，加上当时家族观念浓厚，很多官员出身时靠着整个家族的扶持，发达之后也不免要回馈家族，比如掏出钱来在家族建立义仓，兴办学校……即使是中高级官员，如果为官清廉，也会有财政状况极不健康的情况出现。象田烈武这种，刚刚晋升为中级武官未久的，虽然较之当年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实也就是堪堪能在汴京换一座大点的宅院而已。行伍多年，官做得越大，开销也是越大，既不敢克扣军饷，又不敢私自回易，吞没俘获，部属有什么困难，他还要自掏腰包加以周济，虽然因此甚至得军心，但是钱袋子却是注定不可能太鼓的。但李浑却比他更穷——到此时，田烈武才知道李浑祖上，居然是沙陀人。李家虽历代皆为班直，但因为他为人任侠豪爽，父兄又先后都在宋夏战场牺牲，因此家里除了一座四壁光光的宅院，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外加两个侄子、一个侄女共八个小孩要养活外，也是穷得叮当响。他转任军法官，亦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家里既然穷，升官的机会就少，而军法官俸禄较曾通军官要优厚些，于他家的窘境，总是不无小补。这番被贬，于李浑家实是一次重大的打击。李浑平素在京师的那般朋友，这会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肯露面。田烈武是捕头出身，自然知道这些没有盘缠的被贬斥的官员，在路上会是什么样的境况。兼之李家这种境况，他更不能放任不理，没奈何下，亦只得东拼西凑，替李浑来筹集路费与安家费。他也不敢去找石越、唐康、秦观这些人，好在田家在开封府的衙役中间，还是有点名望的，田烈武虽然倒了霉，在家闲置，但毕竟大大小小还是个武官，那些衙役捕快也还不至于象李浑的朋友那么势利，一人几百文几贯的凑，竟硬生生是凑齐了这笔钱。
送走李浑之后，田烈武更加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去侍卫步军司点卯外，便是天天在汴京城里闲逛，每日里在茶馆喝茶听报。直到有一天，他在城西金梁桥街附近，发现一座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
在此之前，田烈武并不知道，刘楼藏书阁早在熙宁十五年的时候，便已经超过白水潭图书馆，成为汴京乃至整个大宋最大的公共图书馆。
其时在桑充国的一力鼓吹之下，即使在战争不断的情况下，宋朝朝廷在公共教育上的开支，也是逐年上升的——虽然比起庞大的军费开支，那是根本不足一提；但毕竟也是在进步。早在熙宁十三年，英年早逝的欧阳发便率先提出“识字率”的概念，倡导官府应当要全力提高识字人口的比率。在欧阳发去逝之后，桑充国与程颐便接过了这个火矩，桑充国在《天命有司》中，更将之视为政＋＋_府当然之责任与义务，不容推卸。程颐则将这些概念，纳入他哲学体系中“道”的范畴，加以鼓吹。这些鼓吹，其实暗合了熙宁十五年后，宋廷中那股反对继续战争，主张休养生息的ZZ势力，亦迎合了平定西夏之后，民间普遍的厌战情绪。在种种压力之下，政事堂第一次下令调查全国范围内（不含刚收复的灵夏地区与海外领土）的识字率与男童就学率。
调查的结果显然不可能乐观。要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１９世纪中期，勉强可以识字的伦敦庶民阶层的小孩，不到百分之十，会写字的更低；而法国于１８８１年实施义务教育法后，实际就学率竟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点四！
托儒家一千多年来实际是以教育为立足之本的福，大宋的情况倒还不至于这么惨淡，但也够糟糕的。
识字率方面，汴京是最高的，却也仅仅刚过三成，其实是杭州、扬州与成都。在某些地区，更是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全国平均识字率约百分之二十。（阿越注：有人认为，中国古代识字率最高者为宋朝之三成，至清末滑落为二成。小说暂取较保守之数据。至于怀疑论者若谓不信，请一笑可矣。小说家言，不必当真。惟古代东方识字率远高于西方，自不待言。江户时代之***，１９世纪中幕末时期，庶民阶层男子达五成四，女子达二成，武士阶层百分之百。同样在１９２０年，***儿童就学率达九成以上，莫斯科却仅达二成。）
至于男童就学率，自《兴学校诏》颁布以后，倒是大有好转。在汴京，有桑充国持续的努力，兼之又是天子脚下，就学率竟高达六成五。但让人吃惊的是，男童就学率最高的城市却是杭州——除了商业的发达，江南的学风浓郁外，也因为有种种技术学校、以及伏波学堂的存在，使得其就学率竟然达到惊人的七成。不过这只是极少数的繁华的特例，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就学率亦不足四成。
如果只是想比烂，这样的数据自然堪为骄傲。但是掩藏在那个让人难堪的平均数字后面的，是更为难堪的地区差异与身份差异。比如除了汴京以外，无论是识字率还是就学率，南方都远远高于北方。而武人更成了识字率最低的一个阶层，武官的识字率都只有可怜的一成，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一半！这还是托了神卫营与卫尉寺的福，才有这样“体面”的数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府不得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清议的批评。加大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对在讲武学堂培训过的武官优先晋升等等措拖，便是两府应付批评的产物。这的确是一次极大的转变，仅仅在十几年前，两府还有相公说：“武官要识字做甚？！”而现在，连神卫营的节级们，都得学习算术与几何。
田烈武对这些曲折自是全不知情的，密院与兵部新定的磨勘与考课条例中，的确对识字的武官有所奖励，但是这些在西军中影响甚微。西军这些年来，一直在打仗，讲的是军功战绩，什么磨堪考课，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但这些年来，田烈武自觉读书对自己的帮助极大，养成了闲暇时必要读书的习惯。因此突然间见到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当真有点喜出望外，从此每日总有几个时辰，要消磨在这里。
这日他从藏书室神奇般地借到了一本西湖学院翻译的《谋略例说》——虽然田烈武并不知道其中的详情，但这的确是非常的神奇，因为这部罗玛人的军事著作，在大宋受到了不公正的轻视，西湖学院翻译过来的书籍，绝大部分是自安息文（波斯文）、大食文（阿拉伯文）版本转译，直至熙宁十七年为止，流传的范围，也主要限于大宋的各大学院，以诸《学刊》的读者为主，在当时而言，主要受到学者与博物学家的欢迎（以当时的情况，格物学者往往身兼数门之长，极少有单纯专精某门之学者存在），而印刷之数量，一般也只是几百册，只有极少数作品才会广受欢迎，印数超过千册——而这部《谋略例说》与另一部《安（息）塞战史》（阿越注：即《希波战争史》），显然不可能受到这些学者的欢迎。得到石越巨额捐助的西湖学院塞夷译经楼，当初译介这两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能给军校当教材，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军校的主官根本连翻都懒得翻，一句“蛮夷也会写兵书？”便将这两本书丢进了马桶。尽管也耗费了许多的资金与心血，但是最后这两本书，也是以各自出版五十本而惨淡收场。只有第一流的大图书馆（因为可得免费获赠）与专门的藏书家那里，才可能有这两本长年不见天日的泰西经典著作。刘楼藏书阁收藏这部《谋略例说》已经有一年的历史，据其记录，这是该书第一次被借阅。
田烈武因为自己出身的卑微，从不敢轻易地看轻任何人。哪怕这是泰西的夷人的作品，他也抱着开开眼界的心态，以为人家既然写得出书，那便总比自己这个大老粗要强上几分，便有可学之处。因此倒也是兴高采烈地拿在手里，准备好好读读。不料刚刚走出藏书楼，便被迎面走来的一个人叫住：“这位可是龙卫军的田将军？”
他愣了一下，打量来人半晌，却到底是认不得此人。田烈武自觉不好意思，慌忙抱拳道歉，一面问道：“恕我失礼，不知尊兄如何称呼？”
那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汴京官话笑道：“田将军原本便不认得我。在下赵时忠，原是灵州人氏。将军在灵州时，在下曾见过将军一面。”
田烈武这才恍然，笑道：“原来如此。尊兄怎么来了汴京？”
那赵时忠见田烈武言语中并无歧视之意，亦不由感动，回道：“朝廷收复灵武后，在下便举家迁到了祥符县。这番是想潜心读书，但求考个功名，亦可光宗耀祖。”
田烈武知道但凡举家被迁往东、西两京居住的，在西夏必定是一时之豪强。这人姓赵，只怕还是赐姓也未可知。当时西夏贵族离开故土者，极为显贵者除外，普通贵族中除了部分人依然投身军中，改替宋朝卖命外，有相当一部分意志消沉，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有些人甚至不到三两年间，便家道败落。此人竟然有此雄心壮志，欲要在汴京的千军万马中考个功名出来，倒也让人钦佩。
“尊兄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