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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刚升起的清晨，空气略带点暖意，土拨鼠兴冲冲地从洞里钻出来，一眨眼的工夫，就看到它跑到草地上觅食。除非有人打扰它，否则，它会一直吃到上午10点多钟，然后回老窝休息，两三点之后，它才又出来玩，或是再吃点东西。这种活动的规律当然也会有例外：雨季会一连下好几天的雨，这时常常可看到土拨鼠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土拨鼠生性胆小机敏，有猎人在旁边窥伺，它会更加小心。离开老窝前，它会把头伸出地面，打量个半天，有时，一看看个半个小时，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接下来，它探出半个身子，又听又看的，再耗个半晌，最终才敢到草原找东西吃。一旦发现有异常，不管有多远，它会刨个洞，先用后腿坐在地上，再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如果它害怕的东西逐渐靠近，它就会打个洞钻到土里去……逮捕这种动物的方法是趴在它们老窝附近的隐蔽物后面，候着它们钻出洞来。这种生物的求生意志很强，明明已经伤重不治了，还是坚持要钻回老窝养伤。除非一枪毙命，让它们死在当场，否则想逮到它，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0月第二个星期，它们会昏睡一阵子。蒙古土拨鼠和欧洲土拨鼠差不多，也是一个窝里住好几只。
“大夫”小心翼翼地前进，好像在他面前的是一只会喷出毒液、昂首欲攻的响尾蛇。真的是有些奇怪，两个星期前，我们和戴尔哲、巴雅尔不是还一块儿吃过白煮土拨鼠吗？
“不要下车！乖乖待着！”“大夫”一声暴喝，尽管他用手帕蒙住口鼻，但是，还是可以感觉出他声色俱厉。“这只土拨鼠病得可厉害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我的意思是‘必死地’（peste）可能会在这个谷地里爆发出来，我们得赶快通知附近的乌梁海人。”他回答。
“‘必死地’？”我突然想起我念过的拉丁文。“你是说瘟疫？”我问道。
“对，”他这次用的是英文，“瘟疫。”
这就难怪“大夫”一副紧张的模样了。保罗还是认为他反应过度，想要下车拍几张照片。“大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夫”真正动怒。“我跟你说过了，不要接近那只畜生！”他的声音很凄厉，“如果你呼吸到那畜生附近的空气，你的小命就没了！”保罗一脸狐疑，但还是坐回座位上。我倒没有保罗这么紧张，只是觉得奇怪而已。土拨鼠可能是因为瘟疫致死——这的确是有点恐怖——但是，我始终以为瘟疫真正的病媒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和寄生虫，它们会把宿主老鼠身上的病菌传到人的身上。但这只是外行人的看法，从“大夫”这般严峻的神情看来，他没有开玩笑，在这当口，别违背他的意思比较好。
我们很快地退回吉普车里，赶上走在前面的两个牧民。“大夫”一脸严肃，把他的发现告诉他们。这两个牧民赶快把牲口赶到另外一边去，能走多远就多远。“大夫”对我说，蒙古人特别害怕瘟疫，他们认为只要接近因瘟疫而死的动物巢穴，呼吸到污染的空气，自己也可能罹患恶疾。既然有消息，还是绕道而行，比较心安。他们这种传统的信仰，随着科学的昌明，得到了部分的证实。许多种肺病的确是因为带原者呼出带有病菌的水气，透过空气的传播，才传染开来的。
第三部分三大厄运
我们持续上山，慢慢接近乌梁海人的部落。他们的蒙古包在稍平的悬崖边，勉强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地，但也倾斜得紧。从外表上看来，乌梁海人和蒙古人差不多，只是他们的蒙古包看来比一般草原牧民的更简陋，一副随时要搬迁的模样。他们在一个地方可能只待上两三天，就得拔营。讽刺的是，我却在这里看到了水患的迹象。乌梁海人在蒙古包旁挖了一个水沟，把水导向邻近的一个水坑。前一个晚上，大概突然下了一阵大雨，淋得他们措手不及，许多东西都浸坏了，害得他们小小破了财。
乌梁海族人最近的运气坏透了，做什么事情都不顺。他们说，大旱超过两个月，许多小牛在低矮的山谷饿死，所以他们只好爬到这么高，看看还有没有剩余的牧草。“大夫”告诉他们，他发现一只死于瘟疫的土拨鼠，劝他们赶快迁地为好。乌梁海族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凝重。
“这真的是最后一击了。”“大夫”翻译，“他们现在连这个谷地都不能待了，只好到别的地方去。放牧季节已经接近尾声，别的地方想来也找不到什么牧草。他们说，这是他们第三个坏运道了。”
“我知道干旱和瘟疫，”我说，“但是还有一个坏运是什么？”
“看看你的脚底下。”
我低头一看，脚底下爬满了蝗虫，每颗碎石中间都挤了十来只。
“蝗虫。剩下的一点牧草，也被它们啃光了。”“大夫”说。
《圣经·出埃及记》中的三大诅咒全部到齐，还集中在同一时间，难怪乌梁海人被折磨得面无人色。
我们也不能在乌梁海部落逗留了。死土拨鼠的消息让这里的人放弃挣扎，决意踏上征途。他们跟我们说，明天一早就要拔营，挥别这个让他们倒了大霉的谷地。“大夫”也很急，要我们立刻离开这个区域。他害怕地方当局知道谷地中有瘟疫蔓延，会下令隔离。换句话说，我们会被困在这个谷地里至少一个月，什么地方也别想去了。他说，我们最好往西推进。乌梁海族人也在这个谷地看到了快要死掉的小牛和啮齿动物。我以为，小牛可能是因为草料不足，才奄奄一息，但土拨鼠、鼹鼠之类的动物，也濒临垂死的边缘，可能就与瘟疫脱离不了关系。而在这个山谷中即将爆发的瘟疫，根据我的推测，可能是在欧洲让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
第三部分土拨鼠疫与黑死病（1）
离开谷地之后，“大夫”证实我的推测没错。他说，“必死地”的典型病征是：高烧不退、全身颤抖、腋下腺和鼠蹊腺肿大，导致心神不宁、撕裂般的疼痛、头昏眼花。病人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失去平衡，宛如中酒。“大夫”说的这些病征，跟14世纪流行在欧洲的黑死病，有几分相似。那时的瘟疫大流行，足足让两千五百万的欧洲人蒙主宠召。大家都认为，当时在欧洲流行的黑死病病源，是船上带原的老鼠。欧洲第一起于史有征的黑死病病例，出现在公元1347年，当时蒙古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其中一个旁支，由钦察（Kipchak）大汗率领。他的军队正在围攻黑海的重要港口——卡法（Kaffa），部队中传出了黑死病流行的消息。而这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生物战。大汗于是发动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生物战，他用抛石机把死于黑死病的尸体抛进城内，卡法城内因此瘟疫盛行，城市不攻自破。稍后，前往卡法贸易的热那亚商船，又把病菌带回欧洲，正式开启了欧洲的黑死病时代。
黑死病竟然还残存在这个没有港口、与外界隔离的世界内陆心脏地带，这个消息着实非同小可。这也让我怀疑，造成欧洲人口锐减的黑死病，究竟是来自船上的老鼠，还是有别的传染途径？法国的历史学家傅华萨（Jean Froissart）估计，欧洲当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死于黑死病。有的村落甚至有四分之三的村民，都没能熬过这场浩劫。欧洲到16世纪，人口才恢复到原先的水平。
“大夫”解释，瘟疫爆发的时间多半在夏季7月底到8月初之间，秋天之后，传染的力道会明显趋缓。当地的牧民管这种流行病叫“土拨鼠疫”，看来他们也知道这种病和病死的土拨鼠有一定的关联。他们很清楚这种疾病的利害：一个夏天会带走十分之一的牧民的性命，整家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去了。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区域都会爆发瘟疫，而且绝无预警。所以蒙古人发展出一套传统，在厉疫盛行的季节里，见到孤零零的蒙古包，绝不下马，一定在远远的地方就把马勒住，然后大叫：“拴好狗！拴好狗！”如果蒙古包里有人出来答应，就表示没有问题，可以进去歇息。如果叫了半天，没有人出来，那么里面的人可能已经罹患瘟疫，病得没法起身了；这时，绝对不能耽搁，兜转马头赶快跑，免得呼吸到污染的空气而染上恶疾。蒙古包里的人知道自己感染瘟疫，也有责任盖住蒙古包上的通风口，再把控制通风盖的绳索挂在门边，外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蒙古包没能逃过一劫，不可接近。
我们又在这个区域晃荡了两天，距离中蒙边界，大概只有五英里不到。我们的行动要格外小心，因为这里已经是管制区，不过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第六大队。第六大队不是军队的编制，而是苏木在夏天派出放牧的工作大队。据说，第六大队夏天喜欢在中蒙边界扎营，“大夫”听说，这个大队里面有个还在活动的萨满巫师，但这纯属谣言。我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个大队，却发现大队里面只是些寻常的哈萨克牧人，在贫瘠、强风凛冽的阿尔泰山高原，替公社照顾公有牲口而已。他们的牧场里有道脏兮兮的冰河，依附在中蒙边界的高山山脊上。
哈萨克帐棚里的东西，都是游牧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简简单单的木架，看来只是应急之用，上面放着正在晾干的奶酪，旁边放着两根圆木，等着劈成柴火。他们主要的燃料还是牛马粪，用块防水布盖着，慢慢阴干；几张羊皮挂在竿子上，也是等血水退去，再来看怎么用。这里遍地都是各式各样的牲口粪便，单单从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中，就可以看出许多道理：一坨坨比较大的，是牦牛和海那格的粪便，中等分量的是羊排出来的，再小一点、一颗颗的就是山羊的粪便了。仔细一看，里面还找得着鸟类生活的痕迹：鸥（gulls）、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