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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我们的这次行动是经过苏联最高法院批准的，大家起到的是法院行刑队的作用。现
在，大家上车返校。刚才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已经被录像，明天，我们将根据录像分
析每个人的情况。顺便通知大家，今天晚上的行动，是暗杀课程的开始。我们四位，是
暗杀课程的教员，我是组长巴维列夫。大家辛苦了，上车返校吧！”
原来，这是特维尔谍报学校在进行暗杀课教授前的一次必须进行的行动。克格勃的
特工专家认为，学暗杀技术的特工如果没有真正经历过杀人实践，他就不能真正学好暗
杀技术。所以，每个特工都必须有杀人实践。为了消除一些学员可能会出现的心理障碍，
这次实践被巧妙地安排在射击课考试的后面，使学员认为这是射击加试内容，等到真相
大白时，实践也已经结束了。
回到学校，傅索安洗过澡上床时，已经是凌晨2点钟。尽管她很疲倦，但却难以入
睡，眼前老是晃动着杀人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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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全裸照也是克格勃招募特工的
一道必行手续，她在履行这道手续后，
又羞又恨又悔，伏案痛哭不已。
特维尔谍报学校的暗杀课程一向被克格勃列为特工学员的主要课程之一，因此，授
课内容、时间都较其他一些课程不同。为让学员易于理解接受内容，学校运用了多种形
式，除放映教学观摩影片外，还放映了一些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相关故事片，并请来克格
勃对外谍报局行动执行部的暗杀专家来讲解、分析他们亲手所干的谋杀行动。行动执行
部原被称为“F排第十三部”，1969年初刚改了名称。该部专门负责政治谋杀、绑架和
破坏，其活动充满血腥，往往是鲜血飞溅的，所以在内部被称为是干“湿活”的。另外，
傅索安等学员还在教官指导下做了许多实验。等到暗杀课程学完，已经是1969年6月下
旬了。
这时，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动荡、变化，苏联需要更多数量的待工。克格勃根据
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突击改革了特务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推出了“谋报人
员速成班”。这种“速成班”简化、删除了原先的部分内容，将完成学业的时间定为十
二个月。为便于教学，“速成班”采取集体教学方式，所以招募学员也是一次性进行的。
特维尔谍报学校被克格勃总部定为“谍报人员速成班”的试点单位，于1969年6月29日
招募了三十名学员，将他们编成了一个班。
这个班的三十名学员中，二十名是苏联人，十四男六女；十名是外国人，五男五女，
其中有一名女的是中国人，也是知识青年。
这个女知青名叫钟秀翔，1949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县，其父母当时均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官。一年后，钟秀翔因父母奉调去北京而随之赴京。从此，钟秀翔定居北京，
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958年，钟秀翔的父母转业地方，父亲担任一家工厂的党委
书记，母亲在教育部门任科长。两年后，钟秀翔的父亲患病医治无效，撒手西归。不久，
钟秀翔的母亲再婚，继父是医生。由于继父带来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子女，钟秀翔觉得打
破了她家原先的宁静，从此一直郁郁寡欢。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钟秀翔干脆
离家出走，走南闯北，遍游全国，“革命大串连”一直进行到1968年春节前方才结束，
返回北京家中。
钟秀翔回到北京后才知道，在她“革命大串连”的这段时间里，家中发生了重大变
故：继父被造反派查出30年代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军医，并涉嫌迫害多名红军被俘伤病
员，于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给逮进了公安局；母亲早已被所在单位定为“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靠边劳动，接受监督，丈夫一抓进去，她又被扣上“反革
命家属”的帽子，成了双料货、重点批斗对象，七批八斗，成了精神病人，跳进了永定
河。家庭变故对钟秀翔造成了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双重不利。幸亏她本来就是个有主见
的姑娘，在外闯荡了一年多，更加变得成熟了，面对不利情势显得很是冷静，经过一番
考虑，头脑里很快就形成了主意：从此不再参与政治运动，不参加学校两派造反组织的
任何一派，当一名“逍遥派”。经济上先把家里稍稍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已被抄家抄
去了）送往旧货店，换取钱钞维持生活。
钟秀翔有个从小学一年级就同班一直同到初中三年级的同学，那是个男生，名叫盛
炜富，和钟秀翔同年。这盛炜富的父亲是资本家，早年在北京城里开着三家店铺，在资
本家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角色。1956年，国家推行了公私合营对资本家的产业进行“赎
买”的政策，盛老爷子把三家店铺交给国家，每月能拿下一笔优厚定息，一家数日照样
过着富裕的日子。盛炜富人模样长得帅，身架子高大健壮，穿戴又光鲜，学习成绩又好，
所以在班级里很惹女问学的注意。初二、初三时，颇有几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偷偷给他
递过情书。惟独钟秀翔对这个资本家子弟嗤之以鼻，正眼儿都不瞧一下。当时钟秀翔是
“革命干部”成分，眼珠儿长在额头上，从来不把“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放在
眼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盛炜富因先天缺陷，底气不足，颇有自知之明，早早当起
了“逍遥派”。学校里那两帮于因忙着打派仗，也顾不上对付“逍遥派”。盛炜富闲着
无事，常去近郊钓鱼、逮鸟、放风筝。钟秀翔在回北京二三个月后，一则闲得发慌，二
则经济上捉襟见肘，连吃菜都发生困难，便常去郊外挖野菜。一次，钟秀翔在挖野菜时，
和正在钓鱼的盛伟富意外相遇，双方一怔之后，打了招呼，开始叙谈近况。盛炜富在知
晓钟秀翔的情况后，并没有因钟秀翔以前歧视他而幸灾乐祸，相反倒表示出深深的同情
心。他把钓到的鱼全都送给了钟秀翔，并将身上带的钱也全掏出来赠送了。
以钟秀翔当时的情况，她的家庭出身比盛伟富还低了三等，她见盛炜富如此对待自
己，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也许，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她心里产生了对盛炜富的爱。
钟秀翔的家离盛伟富家不远，步行七八分钟就到。从此，盛炜富天天邀请钟秀翔去
他家坐坐。和他那几个同样是“逍遥派”的弟妹一起下棋、打牌、玩乐器。盛家老爷子
当年是北平商界小有名气的“老狐狸”，处世行事心眼玲珑剔透，“文化大革命”刚吹
响号角，他已嗅出味道不对，立刻把金银钱钞、贵重细软藏匿转移，结果，抄家的一拨
拨来，却只搬走了几件家具、餐具。不久，造反派打起了派仗，老爷子遂把藏匿的钱物
一点点拿出来贴补家用。所以，盛家仍过着比较好的物质生活。这种家庭，根本不在乎
多一张嘴吃饭，盛伟富便经常留钟秀翔在他家吃饭，好让她节省一份开支。有时，在家
里闷得慌了，盛炜富、钟秀翔便去公园、郊外钓鱼、挖野菜。如此几个月接触下来，两
人很快就产生了感情，双方之间只隔着一张薄纸，一捅就破。
这时已进入1968年的秋天，中国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运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文件，提出1966年、1967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的第一
个去向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的口号是“屯垦戍边”，据说具有双重战略意图：
如果苏修发动战争，入侵中国，大批知青便是兵源，随时可以就地入伍，拿起武器，投
身反侵略战争。如果不发生战争，知青则是一支生产力量，可以参加建设边疆。盛伟富
得到消息，想想自己已经步入成年，老是待在家里也没意思，不如去黑龙江算了。于是
去找钟秀翔商量，其实是想拉她一起去的意思。钟秀翔的处境、心绪比盛炜富差得多，
正急着寻找出路，听说有这样一个机会，自是愿意。
于是，两人双双去学校报了名。
当时，黑龙江省边境地区称为“反修第一线”，而去那里的知识青年又是作为“反
侵略战争预备力量”而安排的，所以，在选择时有一定的条件，明确规定“地主、富农、
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子女是不能去的。盛炜富、钟秀翔报名后，一政审，盛炜富的
父亲虽是“老狐狸”，却属于“守法资本家”，盛炜富本人也从无劣迹，于是得以通过。
而钟秀翔却不行了，她的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关在专政机关，母亲又是“畏罪
自杀”的，这种角色显然不适宜去“反修第一线”扎根。盛炜富、钟秀翔得到消息，焦
虑万分，鉴于当时的政策，却又无计可施。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钟秀
翔的继父、那个当过国军军医的老头经审查认定只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而被释放了，
仍回原单位行医。这样，钟秀翔母亲的问题性质也起了变化，双料货还原为单料货，仅
是一个科级“走资派”。这对于钟秀翔来说，无疑是一个转机。她当即去学校和区有关
部门申述理由，共有三条：
一、她的生父系货真价实的革命干部，早在1938年就参加八路军了，为革命立过战
功，解放后长期担任局级领导，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
二、她的继父已经专政机关审查认定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只是“一般历史
问题”。
三、她的母亲“畏罪自杀”的一条“罪行”即“反革命家属’七团继父问题性质的
改变而消除。
当时主持该项工作的领导小组当然不会预料到钟秀翔去黑龙江后会叛逃去苏联，成
为一名克格勃特工（平心而论，就是钟秀翔本人也还没这么一个打算）。他们认真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