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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宝秀》是杰克逊事业最低谷的标志之一。这样一部纯玩偶电影，那点微不足道的预算是根本不够的，从开拍的第一天起这个矛盾就已经很明显了。然而杰克逊早期的八面玲珑又一次发挥了作用，我们从这次事件看到他如何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杰克逊巧妙地把灾难变成对自己有利的素材通过把自己渲染成一个为了完美而不屈不挠地斗争的电影人，而电影委员会则是地头上的恶棍。作为一个电影制作人，杰克逊在事业起步的阶段，就已经通过电影的宣传资料做出无声的抗议，暗示那些政府的投资者在弄权。
杰克逊接下来的两部片子在各方面都很成功。《脑死亡》80％的资金来自电影委员会，并赢得了全球的喝彩。《罪孽天使》更加成功，它的资金40％来自电影委员会，60％来自德国参议员影业公司。这也是首次成功地打通德国这条财路，把它的资金汇入新西兰电影。
《彼得·杰克逊：从嗜血王子到指环王》 政治动物首次出击（1）
在电影业内，电影委员会经常遭到批评，许多指控说他们官僚政治，消息闭塞，跟不上形势。到了1990年代末，尽管已经没什么人愿意公开发表他们的批评了，一些人还是觉得它愈加沉迷于那个自我拆台的主意赞助“商业”项目。
1997年底，杰克逊的第一部好莱坞电影《恐怖幽灵》上映之后，他对电影委员会发起了一次进攻。攻击时间正好在委员会筹划20周年纪念的时候，委员会本来指望在这次活动中听到媒体的赞扬声。为了庆祝20周年，电影委员会要赞助新西兰电影工业杂志《电影》发行一个增刊；《电影》的编辑大卫·盖普兹向一批本土的电影人约稿，想让他们针对委员会写一篇短文，包括一些个人轶事之类的内容。
盖普兹要求的篇幅是500字左右。但是彼得·杰克逊的投稿足足有1800到2000字，而且基本上全是攻击性的内容，他指责委员会在做决定时常常是困惑和摇摆不定的，被其内部的冲突搞得四分五裂，根本不知道电影人的需求。杰克逊还认为大多数在委员会掌管项目的生死簿的委员“完全不懂什么是拍电影”。他觉得该是时候除去那些“政府指定在位”的官员们，替换上那些有电影从业经历的人。
盖普兹回忆说：“我承认他是在说出当时电影界许多人的心声。关于电影委员会，总是有相当激烈的争论。尽管如此，那篇文章仍让我很惊讶……它的措辞非常严厉。”
尽管周年纪念增刊也会刊登一些来自电影人的批评，但是杰克逊的来稿无论在基调还是篇幅上都成了一个特殊的难题。委员会为这次特别的期刊提供了价值一万多元的广告费，并且也是这本杂志的固定广告客户。和委员会取得联系并讨论过此事之后，盖普兹被告知，是否发表杰克逊的短文是他的事，但是私下里委员会提示盖普兹，如果发表了那篇文章，将会危及杂志社和委员会现有的关系。盖普兹说在他任《电影》编辑的十年间，这是惟一一次委员会试图干涉杂志的内容。
《电影》编辑迈克·惠勒觉得杰克逊完全有权利对委员会表示不满，但是他很质疑杰克逊的时机选择：“依我看来，大声责骂委员会近期的某些行为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涵盖了这个协会20年来的方方面面，这就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了。”
和杂志社交换意见之后，盖普兹告诉杰克逊的助手，这篇报道不能以目前的形式发表它太长了，而且有点诽谤的感觉。“结果，杰克逊说；‘你们必须发表它，而且不能有任何删改。’”
杰克逊的评论最终出现在下个月的《大都市》杂志上，还附了一篇电影委员会的介绍，编辑是比尔·罗尔斯顿。出现在《大都市》的版本大约比投给《电影》的版本要短300字，还加入一句“不针对任何个人”。
杰克逊文章发表的时机被两件事复杂化了，一是最近的一项电影提案，另一个是他的搭档芙兰·沃尔什的辞职。沃尔什也曾是委员会的委员，上任后不到一年就辞去了职务。她对《大都市》说，委员会要求她对外宣称辞职是家庭原因，而不是涉及委员会的问题（涉及什么问题？从没在媒体上公开说过）。那一年，杰克逊在向电影委员会申请另一部电影的资助，哈利·辛克莱尔导演的跨类型爱情故事《粉红霜》，杰克逊是执行制片人。当时有传言说《粉红霜》将于1997年7月动工，但后来电影委员会撤回了两百万的赞助，因为杰克逊和辛克莱尔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个项目有“市场支持”。
在《大都市》的那篇文章里，杰克逊谈到电影委员会“决策模糊多变”，董事会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修改规则。他声称委员会在撤回《粉红霜》的资金前，只给了他们三周的时间搜集市场支持的证据，他还曾考虑过用法律手段解决这个事件。
为了公平起见，我想说杰克逊关于《粉红霜》的例子并不具有代表性。由于一直不肯放弃他和委员会之间的客户保密条款，因此杰克逊可以抱怨委员会处理《粉红霜》的方式，但委员会并不能公开回复他的指责。6月，委员会同意把原来的资助提议延长两个月的时间，让他们可以和一些国外的潜在投资者洽谈。8月，杰克逊和《粉红霜》的合作制片人蒂姆·桑德斯请求再延长两个月，这次他们是想和新西兰本地的一家商业银行商谈投资电影的事。经过“充分的讨论”，委员会作出了缺乏市场支持的结论，并拒绝再延长时间。
杰克逊走进“陈和帕默法律公司”，对《粉红霜》的情况进行咨询，他希望律师能对委员会最近的决议进行法律检视。根据《大都市》上的那篇文章所说，律师告诉杰克逊，有关《粉红霜》一事，他有理由控告委员会，但那个律师同时认为这是个“破坏性的、代价高昂的”主意。这家法律公司将继续为杰克逊服务，因为他说要“用法律手段寻求政治层面的改革”。
从杰克逊的话中，不难听出他已厌倦了依靠申请资金来拍电影，他说：“在电影圈，我比一些委员混的时间要长，我反对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如果这是我必须面对的，我将不能在这个国家继续工作下去。”几个月前，他对号称美国娱乐圣经的《综艺》说，他可以选择“要么设法解决有关新西兰电影委员会的问题，要么离开这个国家。在做最后的决定之前我将奋勇抵抗，因为这个国家是我真正想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就在这时，杰克逊和他的搭档正在好莱坞秘密地筹划着《指环王》，希望能回新西兰拍摄。给人的感觉是，杰克逊发动了他的袭击，他扬言要离开这个国家，有点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其实是不明智的。无论是他振振有辞的申辩，抓准时机发表的文章，还是他的笨手笨脚（不像在《他们》杂志周年纪念那次，及时地递上一份有关维塔聘任政策的严厉的攻击），可能只是成功地增强了委员会的防御意识。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鲁思·哈利上任只有八个月，正如委员会另一个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要想看到改变政策的结果反映到电影产品上，至少还要等两到三年。
《彼得·杰克逊：从嗜血王子到指环王》 政治动物首次出击（2）
关于杰克逊和电影委员会以及媒体之间弥漫的硝烟，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下面是我的理解。彼得·杰克逊的公众形象有两个方面。通常，我们看到最多的杰克逊，是一个谦虚的、波澜不惊的电影人，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彼得·杰克逊的另一面表现的是对电影制作充满了激情，对官僚机构厌恶不已。这样让他很容易发火，当人们不按照他的方式看问题时，他的解决办法就是示威、不予理睬或者发动攻击。虽然杰克逊并不缺乏更好的政治手腕，但他现在的方法只能制造反击和怒气，而不是沟通。
在《护戒使者》里有这样难忘的一幕：经过一番历险之后，比尔博叔侄俩在瑞文戴尔相见，老比尔博受到魔戒的蛊惑，突然杀气大盛，向弗罗多露出那张恐怖的脸。如果把杰克逊想像成刚从好莱坞归来的比尔博，那么蛊惑杰克逊露出罕见的怒容的，不是魔戒，而是那些对杰克逊受的委屈视而不见的人。这世界上好像真的有两个杰克逊：一个是摄影棚里的杰克逊，能够运用灵活的手段和禅宗的平静处理制作电影中的各种压力；另一个是片场外，走进媒体和电影政治世界的杰克逊，面对他控制不了的事情，他的反应不是拒绝就是进攻。
杰克逊的特别之处可能就是他需要有一个对抗的对象，才能燃起创造的火花。既然杰克逊没有遇上残暴的或者漠不关心的父母，那电影委员会就成了明显的精神敌人。这是一个帮助他生存的机构这个机构看起来十分抵触真实的变革。杰克逊在《大都市》上发起的那次攻击可能也暗示了他的压力他逐渐成为新西兰电影业中的一条大鱼，而这个池塘却是那么狭小。杰克逊发觉寻找本土的赞助不再那么轻而易举了。
杰克逊在《大都市》上攻击委员会的当月，他还参加了一个由少数新西兰制片人和导演组成的正片电影组织（Feature Film Group），这个组织希冀能使电影委员会发生政策变革。1997年圣诞节前的几周，文化事务部长西蒙·厄普顿会见了这伙人，他们希望说服这个部长让委员会吸收更多电影业内的专家。厄普顿刚刚上任三个月，杰克逊告诉记者们，部长向他们诚实地袒露了自己对电影业知识的缺乏；“你们是我会见的第一个和电影相关的组织。我什么都不了解。”
那次会议之后的几天，杰克逊就在《晚报》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他觉得厄普顿是